加丘(艺术家、考古研究员)

网络转载作品来源:红艺术王李农古代艺术学会

建溪光华第一单元:干杯之源、登基、衰亡。

1.祈愿蔡香的茶和杯子

北宋彩香《思咏帖》纸信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黄宇三年,蔡襄在杭州结束了两个月的逗留后赴京赴任。临行前,信和闺蜜风景向他赠送了茶点饼(也可能是大龙单)和青瓷茶杯。同年出现了《茶录》。

宋皇宇三年(1051年),冬天11月,卸下世服的蔡襄刚刚回国,判处三家盐铁钩源,参与了《起居注》篇[1]。由于“多次顶天问地”干安茶的事,制作了《茶录》篇《情操》,进入了种族皇帝。

这是当时有关建安茶叶采集及试验品的最完整的茶论专著。这本书上下两篇,上篇论述茶的鉴别、制作、烹饪试验,下一篇论述茶的器具。据认为,在关于茶的章节中,蔡襄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茶杯选择要求,用于建茶,最适合建窑茶杯、茶。(威廉莎士比亚,坦普林,车,车,车,车,车)这是现在可以调查的历史中,首次提出关于宋车的先赞理论。(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莎士比亚。)从此,随着建安白茶的登基,建安黑杯也风靡全国,逐渐成为“茶杯”的标准,并影响了辐射和周边及南北窑场茶叶的生产。例如,干杯的闪电、妖娆、辉煌、车篷更加显赫,逐渐发出声音。这一百多年的名声始于蔡襄的茶和杯。

宋梅美翼展《茶录》上海图书馆节选

请参阅附录,了解名角样本差异录拓本全影

时间可以追溯到党和五代。中堂初,盖汽车还不是名牌。比如香云。“以前的肉牛《茶经》不建不好的商品。”此后,名声逐渐提高,尚困制干酒软膏茶。五代中期,民国长征辉帝车凤冠。另外,南唐李,作为工商官物,造车是官舍做的,是开官舍烘焙的。(《孔子》、《论语》、《论语》、《义宗》)由于李逵的禁院被称为北原,内史又被称为“北原寺”,建安馆次名为“北原茶”,官车田也被称为“北原茶”。宋、太宗王朝复杂的狮子北原,从此北原官车被禁止重票收费,最终两宋没有衰落。[2]

北宋职业生涯8年柯应健安北原石刻

职业生涯7年(1047)冬月,蔡襄被聘为福州转播公司。第二年2月,纯建州进入北原,进一步制造柴车,立体定向大用凤车,其贵重、更多的金、光、外部礼物,仅仅南郊智寨、中西、秋麦各分为四个面包,人们可以认为是紫兴。这次,皮革不仅改善了公差的样式和质量,还把公差棕色变成了绿色,对以后公差的选择和制作产生了重大影响[4]。及建占兴,与蔡襄李主皮棕色,密不可分。

因为棕色是白色的,所以侧面使用黑色的杯子。但是松草的干茶不是白茶。读丰山《谢李献甫寄凤茶》的《双峰浦绿玉丹》一文,就知道政委做的凤丹也是绿色面包[5]。因此,在此之前,茶杯遵循旧制度,金银不干预棕色。如果使用陶瓷碗,更多的是越南、辛格、赛特等青白瓷。陆羽第一次推窑,因为那个陶瓷是绿的,还在窑白瓷上,都是棕绿色的,黑色的杯子还不在微商列。(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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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越窑 青瓷碗 北京 故宫博物院 图自官网

唐 邢窑 “盈”字铭白瓷碗 纽约 J.J.LALLY&Co.

2005年 “美国私人收藏早期中国陶瓷”特展 Lot.18

图自官网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亦称“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6]直至蔡襄时,方以白为贵,此风不止于贡茶。时人刘斧 《青琐高议》卷九载蔡襄曾与范仲淹坐论茶诗,认为茶色上白,次为绿,故襄改“绿”、“翠”二字为“玉”、“素”[7]。后陈鹄《耆旧续闻》亦做此载[8]。其事虽未必真有,却侧面反映了茶色更革的情况,也再次体现了蔡襄对白茶的推崇。此后,黑盏成为斗茶用盏的首选,其中又尤以建盏为佳,因其盏坯略厚别处所制,故熁盏后可长时间保持温度。熁盏即烤盏,宋茶饮序之一,如见君谟书:“熁盏 凡欲点茶,先须熁盏令热,冷则茶不浮。”目的是使盏自身的温度升高, 否则点茶时茶末沉而不浮。

色黑、胎厚,这些本非上品瓷器的特征,在建安白茶的特殊要求下,反而成为最合用的标准。又可能因产地与建茶最近,所以首为蔡襄所取,最终得到推广。沈括,与蔡襄同时人,在《梦溪补笔谈》中论“北苑茶”名之由来,认为“北苑茶”因人得名,不以地名。又举例类比,提到“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9]蔡襄曾至端明殿学士,人呼蔡学士,此茶器“学士瓯”,很有可能指为蔡襄所爱用的建窑兔毫盏。襄在北苑时,就试茶以建盏,曾诗《北苑十咏·试茶》:“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10]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建盏文献。至数年后书《茶录》时,将选盏标准细化:

“ 茶盏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11]

北宋 建窑 兔毫盏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 M5出土

此后如欧阳修诗:“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萧洒有余清。”[12](1055);复如梅尧臣:“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13](1058)建盏终于仁宗一朝位列高阁,初兴于文士之间[14]

此外,在窑址考古中,亦有蛛丝马迹。其窑址据今考古所见,主要分布在武夷山下,以水吉为中心。此地瓷土矿分布较广,氧化铁含量高,故最易烧黑瓷。但早期的建窑,主要受到越窑的影响而生产青瓷,之后亦产青白瓷,可知烧制黑瓷并非是受制于自然的唯一选择。所以建盏的成功,除了自然条件的优便,人为的选择与导向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窑黑瓷的主要产品即茶盏这一现象,也侧面反映了白茶风气与建盏兴起的密切。这其中以蔡襄为代表的文士阶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了茶事用建盏的风气扩散开来。

晚唐或五代 建窑 青瓷茶碾 私人收藏

图自《中国古代名窑·建窑》

北宋 建窑 黑釉盏 刻铭:“大中祥符四年冬 吉”

私人收藏 图自《大巧若拙:建窑研究及图录》

大中祥符四年(1011),蔡襄出生的前一年。此时建窑已生产黑釉盏,但还仅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消费品,不曾与建州白茶联系在一起。直至被历史选中,成为日后风靡东亚的“建溪毫盏”

建窑窑场位置示意图

图自《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

2.登极 皇帝的茶碗

蔡襄后,建盏再上一阶,至神宗时,已属士人必备,相应的茶诗也不断出现。苏轼、黄庭坚二位文坛领袖,亦留心建盏甚多。如苏语:“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15]又黄诗:“建安瓷碗鹧鸪斑,谷帘水与月共色。”[16]他者提及建盏的诗词亦在十余首之数,书文笔记尚不在列。

南宋 建窑 鹧鸪斑大汤

东京 静嘉堂文库

图自《中国的陶磁·天目》 平凡社

其势日长愈胜,伴着茶风愈隆,终在徽宗一朝达到顶峰。宋徽宗赵佶,风流天子,艺文皇帝,重书画,演新礼,造艮岳,文艺至极亦奢靡至极。他极好茶事,在位期间,贡茶名目花样翻新,如大观间增贡四种,政和间又四种,至宣和四年前再添20种,其每年贡茶之数约在四万七千余片,用费之甚,难以量数[17]。如此茶风下,建盏深入禁内,登极于世。

北宋 宋徽宗像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北宋大观初年,宋徽宗赵佶御制《茶论》二十篇,合为一书。此是唯一一部由皇帝亲笔的茶论专书。其分环境、采造、鉴别、茶具、烹点、试味、品名等数节,列叙完整,备而不繁,当为两宋茶书的最高之作。不仅详尽记录了宋代点茶的情况,也反映了徽宗宫廷的斗饮喜好。其中论盏一条,不但说明了选盏标准,还描写了造型,并论述了盏式与点茶的关系: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宜立,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小大。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18]

北宋 赵佶 《桃鸠图》 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图与《茶论》诞生在同一时间

盏色青黑,即以黑釉为底色;又条达即通畅,所谓玉毫条达,即盏内毫纹长直,通达无断,如此方为上品,与蔡襄论盏在鉴别的要求上更进一步,从功能性要求的基础上增强了对装饰性的要求。政和二年(1112),徽宗赐宴蔡京于太清楼,酒后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19]建窑兔毫盏十分明确的出现在了皇家宴飨之中,成为皇帝亲自使用,并亲自总结选择标准的无上茶盏。

北宋 蔡京 题《听琴图》 北京 故宫博物院

示蔡京手迹

南宋 建窑 兔毫盏

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 图自官网

北宋 赵佶 《文会图》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徽宗御制《文会图》,左右各有徽宗及蔡京书题,君臣各据一角,暗示着二人之间非同寻常的亲近关系。图中所绘为唐人十八学士之典,但实际描绘的可能是徽宗内苑的赐宴场景。相比正式的宴会,《文会图》中的场景更为轻松,自然融洽。此时酒宴方毕,桌上陈盘列碟,金釦水晶,熠熠生辉。前设备茶处有茶班备茶,以茶盏搭配金釦黑漆茶托使用,其从茶末罐中取末直接入盏,应该是分盏打茶后奉进以饮,与斗茶不同。因图漫漶,难以识别茶盏材质,但可以确认并非建盏。建盏虽然流行茶事之间,但从未成为唯一选项,而是依据场景不同各有选择。此图表现出徽宗宫廷用盏的多样性,提醒我们不能以孤立文献来考察建盏的流行时间及使用地位。

靖康末,金军破宋,二帝北狩,赵室被迫南渡。因国动乱,且闽地亦多起义,建炎至绍兴初,官焙停缓。至绍兴中,贡茶渐复,及熊克入北苑事茶,已近乎恢复徽宗时的贡茶情况[20]。贡茶即复,茶器自然相随。目前虽无文献直接证明南宋宫廷的建盏应用,但杭州市近年来在宋廷机构及宫苑遗址中发现不少建窑的残片。大陆唯一的曜变盏即出于杭州的东南化工厂,伴随出土的,还有大量带有砣刻自铭“御厨”、“厨”、“贵妃”等款识的越、定等窑宫廷用瓷,此处原可能为南宋都亭驿之所在。此外,建兰中学亦有部分建盏出土,伴随出土的则有南宋官窑等物[21]。故可以确认南宋宫用瓷中建盏的存在。

南宋 建窑 曜变盏

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 古越会馆

南宋 建窑 鹧鸪斑束口盏

残件 示口部花式装釦细节 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昆山片玉-中国陶瓷文化巡礼》

南宋 建窑 异毫盏

杭州采集 姜三十

南宋 越窑 寺龙口类型 “御厨”及“后苑”铭青瓷折腰盘 残片

杭州 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金 定窑 “苑”及“奉华”铭青瓷折腰盘 残片

杭州 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绍熙二年(1191),秋九月,金国来贺生辰使旅至杭州,宋廷以倪思为馆伴,后书《重明节馆伴语录》记其始末。初八日及十一日,各以“私觌”及回送“土物”的形式,赠予金使“建茶盏”总计二十只[22]。此外还有建茶数百夸,香料、绢罗、茶酒食器等量大难计。而南宋中早期的“私觌”作为一种外交程序,其管理相对严格,所用资费及部分礼物也多由中央政府直接发办[23]。此时建盏被视作为宋国的高级特产,成为礼物参与到外交之中。

南宋 建窑 兔毫盏 残片

北京采集 泓ART

值得单独论述的,是一类明确为宫廷生产的建盏。此类建盏皆在入窑前,于盏底制铭。有的使用刻铭,如“供御”、“官”,有的使用印铭,如“进琖”、“监匠”,还有一类印铭“新窑”,可能亦与贡盏有关。

南宋 建窑 “监匠”铭盏 底铭残片 华雨农

南宋 建窑 “官”字铭盏 底铭残片 图自马聘

南宋 建窑 “官皿”铭盏 底铭残片 华雨农

南宋 建窑 “新窑”铭盏 底铭残片

南宋 建窑 “太师栋”铭盏 底铭残片

近年新发现的款识。“太师”,宋沿唐制,为三公之首,地位超然,但表荣誉的意义更多。暂未能明确款识含义,推测或与“太师府”、“太师园”等有关。而此类款以篆书印铭,亦属仅见,从内容到形式皆十分特殊,值得重视。

这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为“供御”铭盏,其次为“进琖”,窑址考古中出现了大量的“供御”、“进琖”的铭文标本及相应的铭文垫饼。此外,在一处废弃的宋代码头仓房遗址也采集有此二类铭文的标本[24]。“供御”即供给御用,是此类行为的统称,并非制度的具体内容。其即可能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诏供”,亦可能是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进供。置办途径可能来自采购、官办手工业、贡户、贡役等[25],各有不同。如周辉记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26],又刘子翚《荔子歌》:“似闻供御只纤毫,往往尽入公侯宅。”[27]虽皆属“供御”,但实指及经办过程并不相同,限于篇幅,暂不展开讨论。

南宋 建窑 “供御”、“进琖”铭款 残片

水吉窑址出土 福建博物院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供御”多为刻铭,字体较粗劣,间有精刻者。但亦见印铭“供御”,极罕。“进琖”则多为印铭,偶见刻铭。印款字体宋风浓郁,亦有精粗分别,且格式多样,如字体之大小、书写、粗细等,说明在印制工具上并无统一的具体官样,存在批次、时间及工匠上的不同。

南宋 建窑 “供御”印铭款 残片 水吉窑址采集

图自《大巧若拙:建窑研究及图录》

南宋 建窑 “供御”、“进琖”铭款 拓片

南宋仓库遗址出土 福建博物院

图自《“建盏”的新发现》

南宋 建窑 “供御”铭 泥质垫饼

水吉窑址出土 福建博物院

南宋 建窑 “供御”、“进琖”铭 泥质垫饼

水吉窑址采集 姜三十

南宋 建窑 “供御”铭点白鹧鸪斑盏 残片

水吉窑址出土 福建博物院 图自《建窑瓷鉴定与鉴赏》

南宋 越窑 寺龙口类型 “进”字铭青瓷龙纹折腰盘 残片

杭州 中河南段采集 金志伟 图自 《“‘进’‘☷’”字款越瓷考证》

“进”字是南宋时供给宫廷物料的常用标识。李民举曾检杨万里“吴绫缝囊染菊水,蛮砂涂印题进字。”句展示南宋贡茶包装。此越窑“进”字以篆书刻铭,含义当与前述茶与盏同。

这类铭文建盏并不另设窑作,而与民用建盏混烧,只不过占据最好的窑位来提升成品的质量,目前在芦花坪窑址发现最多,属搭烧贡瓷[28]。若参考宋代物贡制度,其或由中央政府制样,地方政府经办,民间窑户承办,这与中央直督的“官窑”存在制度上的不同。

南宋 建窑 刮刀(窑具)

刻铭:“☐甲烧御盏时做 杨卅己”

私人收藏 图自《建窑 建盏》华雨农转摄

极重要的材料,是“供御”类铭文的注解。而出现在用于盏坯成型的刮刀上,则提示出在具有官样的标准化制盏要求下,统一成型工具和存在独立作坊的可能。

梳理供御盏式,可粗分三类:一类束口,斜圆腹(线图1);一类撇口,斜阔腹,尺寸较大(线图2);还有一类敞口微束,圆阔腹,尺寸巨大(线图3),其中尤以束口盏数量发现最多。三类规制较为统一,标准化程度高。

“供御”类盏线图

南宋 建窑 “进琖”铭盏 束口圆腹型

上海博物馆

南宋 建窑 “供御”铭盏 束口圆腹型

瑞士 玫茵堂 应属早期出土品

南宋 建窑 “供御”铭盏 撇口斜腹型

图自《大巧若拙:建窑研究及图录》

与窑址大量出土的情况相反,城市遗址极少出现供御类盏,说明其成品率之低,检选标准之高。至今官方发现的,亦仅有二例,一例出自杭州,仅存“供御”铭底款及部分器壁,黑釉,纯如乌金[29],是宋都遗存。

南宋 建窑 “供御”铭盏 底铭残片

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另例较完整,仅口部稍有破损,出土于山西怀仁县金代遗址。盏口微束,斜壁,其玉毫条达,光彩焕然,如松针浮盏,银光玄隐。底部还加以髹漆装饰,前述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亦曾出髹漆案例。这是首例“供御”铭建盏成品的发现,意义极重,第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供御”类建盏的成品面貌。而出自金代遗址,其来源即可能如上文所说的外交礼物。北京亦曾发现过南宋建盏,采集地点在金中都遗址范围内,皆质量甚精,不类俗品。

南宋 建窑 “供御”铭兔毫盏

山西 怀仁县金代遗址出土 底部髹漆

南宋 建窑 兔毫束口盏

北京 广安门采集 私人收藏 图自骐鸣艺术

金廷亦好茶颇甚,多有皇帝及皇室成员饮茶习茶的记载,尚药局所掌亦有“进汤药茶果”,茶在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都有相当的地位。然金地无茶,多贸易所得,宋亦常赠茶及茶器于金国,是高规格的国礼。建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流通金地,并藉由官方渠道,进入金国宫廷。建盏的形制也逐渐在北方再次扩散,影响了金代北方窑业的茶器生产。如与怀仁县“供御”铭建盏伴出的,就有一件北方窑场生产的建盏型产品。盏式、纹理皆与同出“供御”盏相类,施半釉,并在露胎处刷有赤褐色铁浆,以掩盖胎色,达到建盏黑铁胎的效果,仿建意图明显。除山西诸窑外,陕西耀州窑、河北定窑、磁州窑及河南如段店窑、清凉寺窑等地的金代产品中皆出现了建盏型产品。建盏,成为一种茶盏的标准,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

金 北方窑场 建盏型兔毫盏

山西 怀仁县金代遗址出土

金 耀州窑 束口兔毫盏

1986年陕西黄堡耀州窑址出土 耀州窑博物馆

图自《中国耀州窑》

金 河南窑场 敛口兔毫盏

叶县文集遗址出土 图自《叶县文集出土陶瓷器》

对于“供御”类盏的记录比较早,晚清即有发现。如郑文焯曾于光绪辛丑年(1901)得“供御”铭盏七件,皆购自旅沪闽人之手,自拓并题以记之,说明不但出土了“供御”铭盏,而且已作为古董在市场流通。民国十八年(1929)《建瓯县志》亦载:

“兔毫盏,出禾义里……由山内挖出,形式不一,唯池墩村水尾岚,兔毫盏堆积,该碗打碎之底,时见进盏二字,是阴字模印,楷字苏体。亦偶有供御二字者,似刀划,字迹恶劣。附近村民往挖者,或一日得数块,或数日得一块。”[30]

清 光绪 郑文焯拓“供御”铭盏并自题 纸本水墨

Sotheby's HK,2018/10/2,“中国书画”,Lot:1331

“宋建安兔豪琖拓本。鶴道人題。

此建安兔豪盞也。光緒辛丑歲秋中,余旅滬上,會有閩客攜數黑盞索售。寀之其文如波痕,外純褐色,內含墨采。謂近年出建寧土中,或溪潭側亦時為漁者網出,值甚廉,余因盡閩客所有而獲其七椀。”

“題「供御」瓦杯,杯純褐色,中作波紋,底有款曰「供御」二字。閩客攜來云,出自福州之龍谿,相傳以為閩王所造,故僭稱「御」耳。”

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市场逐渐扩大,多有人于水吉挖盏以售,还有人在宋盏的基础上作伪。如弗瑞尔艺术画廊收藏一例,底部墨书“供御”,可能是当时改伪以仿骗外国人的作品。1935年,美国学者普拉玛(J.M.Plumer)首次正式调查水吉窑址,亦发现大量铭款建盏,后悉数运往密歇根大学。1972年,东京出光美术馆将大学美术馆藏普拉玛调查建窑材料整理出书,“供御”铭盏录刊在列。

南宋 建窑 黑釉盏 民国伪“供御”款

华盛顿 弗瑞尔艺术画廊 图自官网

1911年购于Y. Fujita and Company,东京

普拉玛《发现天目盏》所刊照片:地图及农户家中的建盏

关于“供御”类建盏的生产年代,早期学者认为是徽宗时代的产品,至迟于政和二年时即已生产,持续到南宋乾道六年,约60年[31]。但近来学者多有不同意见,如李民举先生认为与供御盏相近造型的建盏皆出于南宋中晚期墓葬,其生产时代相应的当在孝宗、宁宗及理宗三朝[32]。刘涛先生《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中亦持相近看法[33]。从器物造型的排比上来看,此类建盏与北宋关系似乎不大。怀仁金代遗址及杭州南宋遗址出土“供御”铭盏也提供了相当的支持,故南宋生产的说法应当可从[34]。换句话说,建窑至迟在仁宗皇佑三年时,进入皇家视野。后黄庭坚诗将“二月常新官字盏”[35]置于“元丰龙焙”和“建安瓷碗”之间,则可能暗示了神宗元丰时,已有官方背景的建盏生产。至于确凿的入贡,则至迟在徽宗时代。南渡后,亦延续了相当的时间,并出现了专供皇室的刻铭盏。

宋 赵佶坐像 绢本设色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云液、红颜、醉乡;破国、北俘、客死他乡。梦幻与死霾,坎坷的命运交织,天命抑或自取,已然难以辨明。

徽宗《茶论》前序曰:“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赵佶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来标榜自己的政治成功已达“至治之世”,即是理由,更是粉饰。茶贡事小,亦体大观,其风演奢靡,终为金人所破,一朝空散。又至南宋,隆风再起,后为元人移鼎天下,茶风稍息。虽至元十八年时,元廷恢复北苑官焙,但终不比赵宋茶风,民间喝茶的方式也更加多样起来。在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下,建盏进入了最后的发展阶段,制瓷中心也因交通的变化,而由水吉转向了茶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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