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宝 高玉宝的小说《高玉宝》

序言
今提笔为重新出版我的处女作《高玉宝》写代序，心情非常激动，不由回想起我在文学生涯四十多年的坎坷道路，回想起党和新中国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很感谢解放军文艺社，把我１９４９年撰写、１９５５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选入社创建４０年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新中国军事文学四十年名篇精选》丛书。
光阴似箭。我写《高玉宝》时，刚二十出头，现在，我已进入花甲之年。我与祖国同命运、共患难，我是在新中国温暖的怀抱里成长，而且是解放军文艺社领导和编辑，亲自把我这个文盲战士培养成为作家的。文艺社在创刊之年，就连载我的处女作《高玉宝》。我难以言表对文艺社领导、编辑等同志的感激之情。在此，深深地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同志，及一直关怀我的国内外读者。
我这放猪娃、童工出身的文盲战士，能写出长篇小说当了作家，能担任团中央委员，中德友好协会理事，并且出国参加过第３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以及参加第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能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和师级干部，曾在北京多次参加全国性英模大会及“文代”等会议，并多次参加国庆观礼和参加国宴，先后２３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完全是共产党和新中国对我的关怀、培养。
想不到我写的《高玉宝》于１９５５年４月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这文盲战士学文化写书的事儿很快传遍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对当时全国、全军的扫盲工作及鼓励青少年学习，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已得知广东、浙江、江西、北京、上海、辽宁、南昌等１６个省、市的学校及单位的青年、学生自发地成立了“高玉宝自学小组”、“高玉宝班”、“高玉宝中队”等，并与我书信来往，谈学习心得体会。我成为人民最关心的子弟兵，也是最忙的一名人民战士，许多单位请我去作报告，谈我这文盲人怎样战胜种种困难苦学文化。又怎样写出了《高玉宝》这部书。
为了鼓励学生和广大青少年为建设新中国发奋学习，我从南方的广东等地作报告，一直作到北京，又从北京作到北方的大连、旅顺、沈阳、抚顺、锦州、鞍山及山东的烟台等地。仅从建国初期的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９０年，几十年来，我在部队、学校、厂矿、企业、机关等单位，为战士、学生、工人及广大青少年作的报告达七百多场，七十多万人，写出的讲话稿六十五万多字。全国一代代的青少年都是我的好朋友。有几十个单位聘请我为青少年教育辅导员。
未曾想，我这文盲战士写这本书，在国内外能产生这样大的效果。更想不到，我写书的事儿，都惊动了新闻界、发行界，报刊和广播电台，多次宣传我的事迹，鼓励我。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曾以《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为题发表文章，各报刊也用不同题目来赞誉我刻苦学文化和写书的事儿，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和鞭策。从而，也更激起我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教育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贡献生命的一切。许多战友和读者都来信问我，１９５５年出版《高玉宝》后的情况。我已得知，《高玉宝》在国内有七种民族文字出版。有藏文、鲜文、蒙文、维吾尔文、盲文、维吾尔老文、汉文。仅汉文出版的《高玉宝》已达四百五十多万册。这本书出版后，被改编为２４种连环画；１２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如：京剧、木偶电影、木偶戏、绍兴戏、山东快书、鼓词、山东琴书、评书、故事、小话剧、琴书。我国已有十多个单位把我的小传、创作简介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小传和传略、《中国文学辞典》、《中国名人谈少儿时代》等中国现代文学家辞典。在国外，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十多种外文翻译出版了《高玉宝》。如：英国、日本、法国、德国、蒙古、泰国、朝鲜、苏联、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安、锡兰等国。外文有：英文、法文、德文、泰文、蒙文、鲜文、印地安文、阿拉伯文、西班牙、锡兰国的僧伽罗文。苏联除了俄文出版之外，还有俄罗斯文、乌克兰文、哈萨克斯坦文。日文有三种版本。我已接到日本、美国、锡兰、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读者、作家、学者、教授、记者、翻译家、教师、工人、学生、青年、出版社编辑等朋友的来信，他们都真诚地说了对《高玉宝》这本书的热爱和感受。如：锡兰一名叫拉妮孙家屯落户。在旧社会，我是在苦水里泡大、奄奄一息的穷孩子，受尽了恶霸地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欺压。那时，我家穷得时常揭不开锅，什么吃的都没有。可是，日本鬼子和汉奸、恶霸地主们，还天天来要捐、要税。我父亲因为没有钱，挨过打、受过罚。那时，我很眼馋富家的孩子能上学，我为要上学常常向父母亲哭闹。一家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供我上学呢？我一个小孩子家，不知父母在贫穷中的难处。一天，我为父母不答应我上学的要求，哭着往小学校里跑。母亲一面难过地擦眼泪，一面气喘喘地在后面跑着追我，一直追出半里多路，好容易在河沿上追上了我，一下子把我抱住，坐在河沿上，伤心地哭了半天。母亲泪水满面地劝我：“孩子，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啊，我们家穷得没有米、面下锅，连肚子都吃不饱，到哪去弄钱供你上学？你别再为上不起学整天哭闹，难为我和你多病的爹了……”
我看着母亲为我把眼睛都哭肿了，难过极了，急忙安慰她：“妈妈别哭，我听话，再不往学校跑了。”从此，我再不向父母哭闹着要上学读书。但我每天上山拾草，看到富家的孩子上学，我又眼馋起来。当我挎着破筐上山拾草，眼巴巴地看着富家上学的孩子从身边走过，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常常为自己不能上学，伤心地抹眼泪。上学对我来说，只能是在心里偷偷地想。有时，我背着父母，挎着拾草的破筐，站在小学校门口，偷偷地听上学的孩子念课文。教书的周庆轩老先生，看到我这破衣烂衫的男孩，站在学校门外听他讲课，很是同情我，亲自到家里去告诉我父母，他要免费收我上学读书。我和父母都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妈妈连夜用块破布，给我补缝一个小书包。不幸，我刚上一个月的学，就被保长周长安逼着给他家放猪。这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唯一的、又是最难忘的一个月的学史。
我九岁时，全家在乡下实在没法过了，父亲领着全家人到大连谋生。哪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大连，也没有穷人的活路。我们到大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大连的贫民窟香炉礁朱家屯大粪场臭水沟附近。用石头、碎砖头、破油毡纸搭个小窝棚住。这窝棚四处透风，冬天下雪时，雪花都飞到窝棚里。夏天下雨时，窝棚里都淌水。那成球的大长尾巴蛆遍地都是，都往锅里爬，真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时，我一家人找不到活干，到处要饭拣破烂。我小小的年纪什么都干，拣破烂、拣煤渣儿、赶海、捞海菜吃，还常去为有钱有势的人家办红白喜事打杂儿，给人扛小旗儿。我还帮说书的艺人维持场地秩序，这样，我可利用这机会免费听艺人说古书、讲历史小说。我还常去大连火车站、码头，为旅客提提东西，挣口饭吃。九岁的我，在大连到处流浪找活干，怎么也找不到能吃顿饱饭的活。十岁时，我就在一家工厂给日本鬼子当童工。全家人受尽日本鬼子、汉奸、巡捕的欺压和迫害。我祖父、叔叔、母亲和一个小弟弟都死在大连。我刚十五周岁时，就被迫替多病的父亲在大连复县华铜矿当劳工，差一点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没有温暖和欢乐，是在苦难的煎熬中度过的。１９４５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和矿上的劳工才得救了，回家后我又学木匠。为了保家、保田，１９４７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上我很能吃苦，参军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中，先后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部队南下作战非常艰苦，那时，为追击逃敌，都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跑步前进，一跑就是一百来里路，不少同志又饿、又累、又渴，昏倒在路上，我们脚上的大水泡，被磨破出血水都不知痛。在连夜行军追击敌人时，我们困极了，走着路都能睡着了。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大都是受苦人，跟我一样，小时候都上不起学，不识字，连封家信都不会写。在我当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时，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苦头。我常为把同志们的信和首长的文件送错而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我下决心学识字。部队在南下时，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学习。为此，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学几个字。当时学写字没有笔，也没有纸和本子，更没有桌子和凳子，我就把大地当纸当本子，把石子和草棍当笔，蹲在行军的路边上练习写字。在行军中，一传口令休息，我就开始蹲在地上，或坐在背包上默写学过的字。同志们在行军中都累得要命，一停下来休息，全困得坐在地上睡过去了。为了学个字，我尽量不让自己睡觉，使劲搓脸，掐腿上的肉，让自己精神起来，为多学个字，我不得不把在路边睡着的战友推醒。有的战友伸伸胳膊，打着呵欠说我：“你是铁打的人，就不知累？不知困？你哪来那么大的精神头？等打完仗再学吧。” 　　我忙笑着恳求他：“我为不识字，常把首长的文件和同志们的信送错，我不能等打完仗再学字，你就受点累，少休息一会儿，教我识两个字吧！”

我找个理由说：“这学字也和打仗一样，战士打仗，要在上战场前就把兵练好，学会使用各种武器，不能等到了战场，敌人都冲上来还不会放枪、放炮、甩手榴弹，那就晚了。团政委说，等打完仗，全中国都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我们不识字，没有文化，可做不好工作。全国很快就解放了，到那时，现上轿、现包脚、现学字可就来不及了。”这位战友经我这么一说，也就不顾疲劳地教我识字了。但战友们教我学识字有个条件，非叫我给他们讲个故事不可。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民间故事和历史小说。在大连当童工时，晚上没事，就去听人说古书、历史小说。我一听就迷，一连听了五六年。虽然我不识字，不能看书，但我对中国各朝代一些有名的小说、历史人物、故事情节，都能一套一套，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大家都愿听我讲故事。我在部队上，从北方行军作战的路上，一直讲到部队南下作战的日日夜夜，总讲不完，都称我为故事大王。我一看同志们在行军中走累了，就讲一段小故事，鼓鼓大家的精神。我讲故事也有条件，凡是识字的人听故事，都要答应教我学个字，我才讲。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学个字可太困难了，我好容易才学了一百来字。部队为了激发战士英勇杀敌，早日解放全中国，开展了诉旧社会苦的活动，使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想，等我学了很多字，一定把自己受的苦写一本书。
长沙解放不久，我们部队在长沙市郊区肖家巷。一天，有位有文化的战友给我念了一本书——《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少年时，很喜欢看古书。他从中发现，旧书里的主人公全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为什么没有一本书是写耕田汉呢？听到这儿，我忽然醒悟。可也是呀，小时候我听了那么多的古书和历史故事，里面为什么也是没有专门写穷人的事儿，写的全是有钱有势的人呢？穷人为什么在书里和故事里尽受欺负？不久，上级发下一本书，叫《沉冠记》，是写受苦人的事。战友念给我听，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又产生要为穷人写书的念头。
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和穷人在旧社会受的苦难，把革命战士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事迹，死难同胞的悲惨遭遇，写成书给后人看，让被解放的受苦人和后来人，永远不忘流血牺牲的同志，不忘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穷人、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此，我学习写起小说来，开始了文学生涯。
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０日，我利用部队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空隙时间，开始动笔撰写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这天，我好不容易找来一点纸，订个小本儿，又找到一个铅笔头，我就这样开始写小说了。当时没有桌子，我就在膝盖上写起来。没想到，此后，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战士作家，走进了作家的行列。但从这以后，我这个文盲战士也尝尽了没有文化而学写书那种艰难的滋味儿。当时，我不识几个字，也不懂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小说，再加上部队追击逃敌，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写小说。写书的困难就象一座座大山挡在我面前，困难极了。但我并没有被面前各种困难吓倒。没有时间怎么办？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写，哪怕十分、八分钟，我也把它挤出来。那时，我写小说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想写的事多，但会写的字却很少，每写一句话，十个字有九个字不会写，都要问同志们，这样，好几天也写不出几句话来。写出来的字句，全都是七扭八歪不成行，难看极了。我曾多次灰心不写书了。宣传股长迟志远同志，不仅鼓励我把书写下去，还特请宣教干事单奇同志，亲自教我学字，并给我笔，还给我订个大本子。他鼓励我用保尔的精神写书，并在我写书的本子上题字：“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把书写下去，把它写成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一样。”在首长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写书的精神头和决心又大了。每当我想起过去和我一起当劳工，那些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用狼狗咬死、用刺刀挑死的劳工叔叔，想起那些在辽沈等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战友，想起我死去的爷爷、叔叔、妈妈和小弟弟，就难过地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及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更激励我非把这书写出来不可，使我又进入创作的激情之中。每当这时，我要写的人物、故事，在脑海里象开了锅的水似的直往外冒，不写不行了。可是写吧，又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困难极了。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儿：“玉宝啊，玉宝，写书再难，也没有革命前辈二万五千里长征艰难，写书再苦，也没有我们东北部队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那样艰苦。你在残暴的敌人面前，都没低过头、害过怕，也决不能叫不识字，学写书的困难难住了、吓倒了。要拿出在战场上消灭敌人那种劲头儿，来战胜学文化、写书的种种困难。”我坚信，用保尔写书的精神，有“铁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及“愚公移山”的决心，我一定能把《高玉宝》这部书写出来，并把它写好。一年写不出来，我写两年。两年写不出来，我写五年、十年，什么困难也压不倒我。当时，我本来想先学识字再写书，可是创作的激情不允许。我要写的人和事，象潮水一样，在心里翻腾，等不得我学了字再写。那么，我不会写字，又怎么写书呢？我想出一个笨办法来，把不会写的字全用各种图形画和符号来代替文字写书。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我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蒋介石的“蒋”字不会写，我就根据他是秃头的特征，画个蒋光头。“群”字不会写，我画一些小圈圈代替。“杀”字不会写，我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就是杀人的意思。“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我一看就知是书里的“哭”字。最难的是，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和符号来表示字意，我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我学了字，再添到那圈圈里。我就这样艰难地学字和写小说。为快点把书写出来，我在行军作战中牺牲了一切休息时间。有时，部队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一点时间，我也坐在路边上写一两句话。
在部队追击敌人、解放广西时，我是军邮员。为使部队当天看到报纸、文件，战士能早一点看到家信，我每天背着书稿，骑着马，跑前跑后地为进军的部队送信件和报纸。不幸的是，部队在广西追击白崇禧，我可爱的大红马，在过险峻的大山时摔死了。马摔死后，我这军邮员的工作就更艰难了。每天要比同志们格外走很多路，累极了。但我还是战胜了很多困难，很好地完成了军邮员的任务。广西解放以后，我们部队继续在山区里剿匪，仍然没有时间写书。我只好见缝插针地写。这时，我已经写出好几章书稿了。我们部队在炎热的南方，每天顶着高温连续行军作战，真是人困马乏，累得几乎都走不动路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间断写作。艰苦的写作，把我累得吐了血。但我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在广东潮州乌羊市落笔。，没有打到一个，从这里回瓦房店。这一路上，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我们那里人被抓去了很多，快跑吧！”春耕的人，看着慌乱的逃难人群，大家吓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办法。
这时，太平村的村公所里出来两个人，一个拖着“文明棍”，一个光着个秃脑袋。两个人走到大伙跟前，看见逃难的人们过去了，那个拖文明棍的一斜楞三角眼，那个秃脑袋的老家伙咧了咧三瓣嘴，两个就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两人几乎同时说道：“好了，好了，皇军一来，这就好了。”农民们一见那拖文明棍的是阎王保长周长安，后面那个光头是王红眼，吓得都赶快躲开了。

阎王保长周长安，家住在黄家店，是个伪保长。以前大家都叫他三角眼，因为他愣不讲理，把三角眼一瞪，象个吊死鬼一样，南北屯子人，没有不怕他的。
他家是个大财主，又是本村最有名的大恶霸。他父亲周春富更厉害，外人都叫他老周扒皮。这老周扒皮，不知道他玩的什么鬼把戏，他每年都雇五六个伙计，每年，伙计都干不到秋天就累跑了。等到秋后，伙计去要工粮时，老周扒皮一点也不给。他说：“活没给我作完，哪能给粮？哪有那样的好事！你们到皇军那里去告我吧，我在家等着你们。”伙计们怕他父子二人，不敢去告，一年的活儿就白干了。周家父子就这样压迫人。日本鬼子来后，周长安当上伪保长，就更厉害了。
王红眼本名叫王洪业，是个牲口贩子，又是个大财迷鬼。因他见钱眼就红，大家就叫他“王红眼”。他为了多赚钱，不管怎样好的牛马，都往屠场送，好牛马也不知叫他送屠场死了多少。大家都恨他，又给他送个外号，叫做“送命鬼”。后来王红眼到孙家屯落了户，就和阎王保长周长安在一起。“九·一八”东北被日本鬼子占领后，他也发了财，买了一百多亩好地，他不再贩卖牛马了，也不种地，把地租给佃户种，蹲在家里和老婆姑娘三个人坐着吃。还常和保长在一起吃喝玩乐，不知搞些什么鬼。
这天，两个人正在高兴地说些什么，保长的儿子提着书包，带着一条大黑狗跑来。这小子头很大，带个碰盖小帽子，穿得很阔气。他跑到阎王保长跟前，把一封信往他老子面前一扔，说：“给你信！在家哪儿也没找到你，你在这里。”
阎王保长连忙把信拾起来，问道：“什么信？”淘气把大脑袋一扭说：“你不知道自己看？你没长眼睛？”扭头就走。阎王保长忙问：“上哪儿去？”淘气回头把挎在肩上的书包一拍，说：“上学去呀！”带着大黑狗走了。王红眼忙问：“保长，保长，快看，是你兄弟来的信呀！”保长把信看了，哈哈大笑地说：“我说这回剿胡子，皇军里一定是我家老二带路嘛，你还不信呢。你看，这不是他来的信？”王红眼见真是周长泰来信了，高兴得把手一拍，摸摸秃脑袋，说：“噢……，真是他呀！快讲讲，信里都说些什么？”保长笑着说：“他说皇军剿匪胜利回瓦房店，明天要从咱们这里路过，叫咱们这个村要好好筹备欢迎一下。”“哈哈哈哈！”王红眼笑着说。“那是当然啦。”保长说：“王东家，你是孙家屯的屯长，我是太平村的保长，这一回，你可不能给我丢人。咱们这个山沟里，还没来过皇军的队伍，要好好筹办一下才行。特别是你们屯子那些穷棒子们，连日本国旗都没做上，欢迎皇军，没有旗可不行。今天你就要叫没有旗的家快做上。明天一家要去一个人，拿着旗去欢迎。咱们第一保，由我带着到村上集合，一起去，你也要去。你先去通知做旗，回头马上到我家去，商量一下办酒席的事。连皇军的士兵都得筹备慰劳。你别光打哈哈：弄得好，你我都有好处；弄得不好，你可得当心点！我回去报告村长去。”孙家屯是个三四十户人家的穷屯子，除了王红眼一家有钱外，大半是王红眼的穷佃户。东头第二家穷户，姓高，主人叫高学田，住着三间破房子，种了九亩地，喂了一头猪，再没有养活牲口；地，只有六亩，还能打点粮，另外三亩地，紧靠着河边上，三年五年不收成一回。高家每年收点粮食，拿税都不够，一家七口，吃上顿没有下顿。又赶上七十多岁的老人闹病，头几天病很重，白木棺材也准备下了，闹得一家人真愁死了。
现在老人的病比前几天好了一些，躺在炕上正咳嗽。从外屋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又黄又瘦，端一碗药汤，走到老人跟前说：“爹，起来吃药吧。”老人端上药碗正要喝，从外面跑进来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说：“妈妈，我饿啦，我要吃饭！我要吃！”说着，就伸手去要他爷爷的药碗。高大嫂忙一把把孩子拉过来，抱在怀里，哄着说：“玉才，你爷爷是吃药呀！你爹抬粮去了（借高利贷），待会儿妈多做点，叫你吃一顿饱饭……”
忽然听外面有人喊：“家家户户听着！保长的命令，没有日本国旗的户，快做日本国旗！明天早上，一家去一个人，拿着旗，有我和保长带着去欢迎日本皇军。谁要不听命令，就把谁送给皇军办罪！”高大嫂听王红眼喊叫做日本国旗，心里吃惊，没有吱声。老人在炕上正吃药，忙放下碗问：“屯长喊什么？”高大嫂说：“保长叫做日本国旗！明天要来日本兵！……天啊，拿什么做呀？”老人一听这话，气得说：“管他什么军哩，没有就不做。”“不做能行吗？屯长才说的，谁不听保长的命令，就把谁送给皇军问罪。”愁得她放下玉才，走到外屋，一边唠唠叨叨地骂着保长，一边急忙在炕头上那些破布烂片中找布。哪有什么成块的布！正发愁时，院里进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问道：“妈，你找什么？”高大嫂一看，见女儿玉容拿着一筐苦菜来了，就说：“唉，孩子，屯长叫做日本国旗，你没听见吗？拿什么做呀？”她想了一下，又说：“玉容，咱那白面袋子哪去了？把它找出来做一个吧！”玉容才要去找，她又说：“玉容，玉宝怎么还没回来？”玉容说：“他在山上放猪，猪还没吃饱呢。”“唉呀，他一个人在山上放猪，狼太多呀，快去看看吧！”“妈，不要紧，东院于志成哥、后街周永学和咱屯子的孩子们都在山上。二叔也在那里给他东家种地，怕什么。”说完，从菜筐里拿出二十多个烧熟的喜鹊蛋，说：“妈，玉宝和志成哥在山上又烧喜鹊蛋吃啦。我还吃了几个。这些是玉宝叫我带回来的。”玉才在里屋听说哥哥叫姐姐带回了喜鹊蛋，高兴得一跳一蹦地跑出来，从姐姐手里抢了两个，跑到小街上玩去了。玉宝妈看见喜鹊蛋，可不高兴，忙问：“谁上树摸的，是不是玉宝？”玉容点点头说：“是。”“玉容，到山上去，你可要看着他，可不能叫他上树啊；那样高的大树，有多危险呀！”停一下，又说：“你把面袋子找出来去洗洗。我到东院老于家你大婶那里借点红色去。”东山上有一帮拾草和放猪的孩子在一起唱戏玩耍。这些穷孩子，天天都在一起。白天一起上山拾草，拾完草，他们就化装唱戏；晚上又一起跑到后街找周德春叔叔给他们讲“呼延庆打擂台”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孩子，左衣兜里装满了小石头蛋，右衣兜里装个打鸟的弹弓，一跑起来，兜里的小石头蛋就“哗啦哗啦”直响。这天，他用黑泥化黑了脸，怀里抱个放猪的棍子，装故事里的“呼延庆”。于志成比他大一点，装“孟强”，周永学就装“焦玉”，三个孩子拿上树条子当刀枪，表演故事里的“打擂台”。他们玩得正高兴呢，远远那一帮种地的人里，有个二十七八岁的汉子，身子长得很结实，站在地里，忽然高声喊道：“玉宝！天晌午啦！快赶猪回家吧！我们收工啦！”那个装“呼延庆”的孩子听叔叔喊他，也高声答应道：“知道了！”忙和小朋友们跑到河里洗了脸，各自分手，玉宝就跟着叔叔一道回家去。
玉宝圈上猪，跑进屋去，见妈妈正剪面袋子，姐姐从里屋端出一碗红色来。
玉宝忙问：“妈妈，你做什么？”“做日本国旗呀。日本兵明天要到咱们屯子来……”玉宝一听这话，小黑眼珠都给气红了，没等妈说完，他就抢着说：“妈妈，咱们不做日本国旗。他是鬼子，咱们为什么去欢迎他？你忘了叔叔去年给他东家赶车到瓦房店去，叫日本鬼子把叔叔胳膊打断了吗？”“孩子，轻点说呀！东院志成他爹，才从大石桥跑回来，说那里人被鬼子兵杀了很多啊！”玉宝说：“咱们死也不去欢迎他。不做！”说着，跑过去把面袋子抢下来，红色也碰撒了半碗。玉宝妈生气了，上去照着玉宝后背打了一巴掌，说：“唉！我的天老爷呀，你轻声说不行吗？西院王红眼在家里，要是叫他听见，告诉保长，就坏啦！古人说：人随王法草随风，叫你做旗，你敢不做吗？东北都叫鬼子占了，咱一个穷人家有什么办法？屯长说了，明天每家要去一个人，保长带着去欢迎日本军，谁不去也不行。你爹出去抬粮，今天怕回不来；你姐姐胆子小，我叫她下午到你姥娘家去躲一下。明天只有你去……”“妈妈，我可不去，我不能去欢迎鬼子。”“唉！孩子，不要闹了，你不去，保长明天来找，怎么办？”玉宝忙说：“我有办法：明天早晨我不起来，保长、屯长来找我，你就说我病了。”“他要叫你去呢？”“妈妈，你没听我爷爷说过？当官的还不差病人呢。保长来时，我就躺在炕上叫唤，他就不能叫我去了。”他妈无法，只得依了他。
全村的人，中午回家吃饭时间，听说日本鬼子兵明天要来，又听于殿奎回来说，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抢东西，大家都吓得不得了。下午，连活都没有心做了，全村的人都在忙着埋东西。村里三十多岁以下、十五六岁以上的姑娘、媳妇，早就到远处亲戚家躲着去了。孙家屯的女人不多了，可是，玉宝爹在外面没有回来，爷爷又有病起不来床，还抱着两个孩子，玉宝妈只得把玉容先打发到她姥娘家去，叫高学德也到外面去躲躲，等鬼子走了再回来。她自己就在家里等男人回来。
第二天早晨，保长把全保人都带到孙家屯。王红眼早就把屯里人集合在大街上。两下人站在一起，保长问王红眼：“你们屯里都到齐了吗？”王红眼说：“都来了，就是高学田家没有来。”阎王保长周长安把三角眼一瞪，说：“怎么？高学田家中那样多的人，一个也不来，他敢反抗我的命令？现在皇军来了，不去欢迎可不行。”王红眼说：“方才我到他家去哩，高学田出去抬粮没回来，高学德给南屯作月工去了，他姑娘到他姥娘家替他爷爷拿药……”保长抢着说：“玉宝呢？”“他也病了。”“怎么，他病啦？昨天我还见他放猪，今天就病啦？不会的，我去看看。那小家伙可会装熊啦。”说完，提着文明棍就到玉宝家去了。一进屋，就听见玉宝在“唉哟，唉哟”地叫唤。周保长一看，玉宝还躺在炕上疼得直滚呢，象是真病了。又见老头子也躺在炕上直哼哼，周保长忙叫玉宝：“起来！你什么病不能去？”玉宝没有吱声，他妈给他盖盖被子，说：“他冻着了，昨天晚上闹了一宿呢。”“哼！你们这些穷棒子就是病多。他不能去，你去吧！”“保长，你看，老人有病，孩子有病，他爹和他叔叔都没在家，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这怎么能去呀？”“邻居都进屋来给玉宝妈讲情。保长瞪了瞪三角眼，把文明棍在地下一戳，说：“好，看大家的面子，这回饶了你们，下回再这样，可不行。”走到门口，又回头说：“有病？小心点，皇军要住这里的房子。他见屋里有病人，就要活埋。”玉宝妈把保长和邻居们送出去，忙跑回来说：“孩子，你快起来去吧；躺在家里，看日本军来了惹大祸呀！”“妈，我也没有病啊！玉才，你出去看看，保长走没走？”玉宝又对妈说：“怕他干什么？保长走了，我就去放猪。”玉才出去看了看，跑回来说：“保长走了。”玉宝听说他走了，一翻身爬起来，从屋后跑出去，爬上房一看，见保长带着一群人，拿着日本国旗，排着队走了。那些人低着头，都不高兴的样子。玉宝心想：“他妈的，在家做什么不好？去欢迎鬼子！不如上山去放猪。”忙下房子，吃了点苦菜，拿着棒子就放猪去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