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市河北英语作文高中】我读了另一部《安史之乱》

孟宪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党政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学术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不同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成果多层面地展现了安史纷乱的历史面貌。蒲福本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从经济、政治、军事、地区、人事关系等角度探讨了安史之乱的原因，然后分析了仇路明《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利用出土费角度等分析安史之乱的唐朝中央和地方关系等问题。这些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安史阻燃句的深度和广度，王炳文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著作《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安史的混乱和河北胡化问题，拓宽了学术界对这一传统问题的研究渠道。

《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

一个

第一章什么是安史之乱？作者解构了安史之乱的概念，认为“后世完整意义上的‘安史之乱’至少结合了两个重大因素：‘摩羯乱化’的中兴隐喻和王朝衰落的政治诉求。而且，我认为“两朵江谈论的‘安史之乱’实际上是重叠形成的唐后期政治史”。安史难句概念的形成经过长期建设，增加了后人对当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诉求。

第二章河北胡和论如何进化？从实证和观念的角度深刻分析陈寅恪河北胡和论问题。这本书将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作者看来，安史之乱是民族问题的结果，但安史之乱后胡化被正津割据取代，河北从“胡齐”改为“龙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是作者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作者在笔锋转来转去的情况下，没有继续在史料中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朝着学术史的方向梳理了河北胡华的研究情况。“后华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族群，但离不开唐朝内部和周围的政治、军事变动。而且这构成了我们随后讨论的基本视角。”《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页)

接着作者又辨别了“永州后”，说在作者看来，“永州后是河北后化的起点”，“此后河北政治和种族的各种因素正在萌芽”。《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38页)因此，梳理“永州后”形成背景和民族形成因素是理解河北后华的重要问题。至此，将进入本书的主题，河北胡化的两个阶段。作者通过数据分析了河北胡人的情况，认为“留英地区存在一定程度的胡化现象”，“对于唐朝的河北胡华来说，胡人的定居和迁移只是部分因素，更重要的是胡人对河北政治和军事的控制”。《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55页)

通过这种实证的讨论，河北胡化命题有明确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政治军事格局》、《对党政统一需求的政治描写》和《河北郑进自己建设的“夏朔故事”》三个角度探讨了河北形成安史、乱后胡华形象的过程。这部分讨论从经验的角度开始，加入观念史、学术史分析，提高了阶层感。

第三章安史之乱将如何爆发？从作家的角度来看，研究这个问题，政治史的角度很难克服。在这里，作者来自政治斗争、政务部署、人事任命、权力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了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和中央的政治关系，以及安禄山目前的状况。作者认为，在天保局，忠王党和玄宗之间的矛盾直接反映在朔方军将军的选择上，最终导致王忠史下台，而高舒汉伟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的崛起，并不是因为过去学术界以“汉族、繁仁”的身份造就了“前任队长”，而是因为被认为是“乱界”。在这种背景下，安禄山最终造反了。但是他的实力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在玄宗的军事结构调整下，安禄山的权力经历了从平楼到柳州的迁移过程。在叛乱爆发前夕，他实际上失去了对平垒的有效控制。”(王炳文《旧唐书》，第101页)，也没有人认为后世历史学家对马政有很强的控制。

第四章安禄山的真面目？在这一章中，作者对安禄山的族属、出身、成长经历进行了讨论，这些都是属于安禄山或安史阻燃区的经典问题。但是，作者显然对细致的知识点不满意，可以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即野蛮人对唐朝的政治、军事影响有多大，是如何实现的。(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 (从史书记载来看，神秘的色彩使安禄山成为后世眼中的重要人物，但通过迷人的历史恢复真正的安禄山形象，可以看出安禄山不是天仙之子，而是“从武州到天宝，半个多世纪以来唐朝政治斗争和军事变革的最后受益者”。不是永州野蛮人改写了唐朝历史，而是唐朝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以安禄山为首的永州杂虎军的粉墨。王炳文《李林甫传》，第136页)这种观点把庐山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将一些历史的偶然性问题转化为历史的必然性。

第五章唐军借军队回富家平定叛乱，有什么内情？借军回府对平定安史之乱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从当时党政内的平定措施入手，梳理了当时人们眼中“借兵回府”事件的变化。(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战争) (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战争)从一开始对明显的中央和之间关系的称呼到宋代，给了这种行为以不那么光荣的意义，可见当时借用军队回到了富贵人家。

并未有太多贬义，而这种举动也成功地帮助唐廷平叛。平叛之后的仆固怀恩嫁女事件则与当时的政局有密切关联，这点是前人研究唐廷与回纥关系中经常忽视的问题。如果说借兵回纥是唐廷的请求，那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与回纥的绢马贸易。白居易曾写《阴山道》一诗描述绢马贸易中唐廷的代价。但因为“其出发点在于补给回纥作战中的马匹消耗”，所以借兵回纥是一切的起始点，也就说明这种亏本买卖不得不做。这种政治视角更有助于理解贸易的产生。

第六章安史政权是何种结构？以往安史之乱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的战争过程，而对安史政权的结构演进缺少讨论。作者首先注意到安燕与史燕虽然都是安史之乱所建政权，并且前后相继，但却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年号不同，还在于当时人的定位也有区别。而后世选择将两个政权混为一谈，一方面出于唐代史家的“实用主义历史观”；另一方面是“河北藩镇为了追溯其割据的合理性”。接着作者注意到安史政权中的文士集团，以往研究均将安史政权视为统一的集体，但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集团内部是有着严重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对唐廷平叛有着重要意义。除了文士集团，安史政权内部的武将由“节帅出偏裨”的传统直接决定了平叛后河北的藩镇结构，这对后世国家治理影响颇大。最后作者分析了平叛结果，他认为“这场叛乱的终结其实更像是一次唐燕双方的政治媾和”，（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第183页）而达成媾和的主体是史燕的地方节帅，这种处理方式直接导致了河朔藩镇割据型性质。

第七章仆固怀恩为何叛唐？乍一看这一章与安史之乱关系并不紧密，但由于河北藩镇的最终确定与仆固怀恩关系密切，同时仆固怀恩叛乱发生于安史之乱平定次年，所以该事件可以视为安史之乱的余波。作者首先考订了仆固怀恩的家族世系、政治立场以及反仆固氏诸蕃的家世与政治立场，这些问题对理解仆固怀恩被逼反有重要意义。接着关注到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有私下勾结的问题，由于材料所限，这成为一桩公案，无法解决。但作者从《张奉璋墓志》中找到了一丝证明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的勾结的线索，虽然仍无法将此案坐实，但对推进这个问题讨论提供了巨大帮助。最后作者结合上述讨论再一次反思仆固怀恩为何叛乱，在他看来，仆固怀恩的出身、与河朔藩镇的沟通触犯了河东实权派的利益、反仆固氏的诸内附蕃部向河东军政体制靠拢三个方面最终促使他反叛。总之，仆固怀恩虽有平叛的重大功绩，但此时却已成为“蕃部弃儿与河东公敌”，这种身份让他不得不反。

安禄山

二

该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有很深学术积淀的课题，但却提出了诸多新见，这离不开作者采用的多种研究视角。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观念史研究，在这些讨论中，作者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蛛丝马迹，力图还原概念出现、发展和固定的过程。

比如作者重新检讨了安史之乱在唐人观念中的变化，便从当时人对安史之乱的称呼入手，在其中使用了墓志、诗文等史料，由于大部分称呼均是后人所为，所以与后世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研究结论看，称呼随着政治需求的变化而改变，并最终塑造出了今天我们认识的安史之乱。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在有限的历史真相之上，人们不断以叙事、解释和反思而使之形成一个无穷延伸扩展的精神世界”，（赵汀阳《历史的三个链条》，《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12月17日，总第2071期）这其实是历史概念塑造的过程。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构，从而提醒我们书中的安史之乱可能并非原貌，只有进入历史场景，拨开堆积在历史真相上的层层观念，才有可能重新认识这段历史。

作者在使用观念史研究时，充分利用了相关诗文，一方面拓宽了研究材料的选取路径。对于安史之乱研究意义重大，甚至对于整个唐代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都有方法论上的价值。但问题在于这种讨论解构意义明显大于建构意义，更多是在讨论观念如何形塑，缺少将这种解构之后呈现的历史原貌应用于接下来讨论的环节。另一方面利用诗文研究观念史可以有效避免了文学作品中的不实成分对结论的影响。比如第一章中，作者多次使用了杜甫、韩愈等人的诗作以及，权德舆、张说等人的文章。而盛唐称呼则更是文学研究中不可绕开的话题，所以在这部分使用最多的便是文学作品。

由此可见，观念史研究中，文学作品是重要材料来源。这是因为对具体概念研究时，研究对象通常包括词语、含义、文本、语境等内容。而包含这些内容最多的载体不是正史中的史料，而是文学作品。所以针对概念本身研究时，关注概念生成与变迁，自然需要多使用文学作品。而如果要透过概念，研究背后的动机，即政治实践与政治发展，则需要回到政治史研究中。此外，这种以诗证史的方式不仅扩大了史料的选取范围，还提升了文章的可读性。

从全书各部分内容看，涉及了很多具体问题，而且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作者通常采用的是学术史梳理与史料考证两种手段。但如果研究只停留在这两种手段的基础上，整部书的内容便会很容易细碎，不易理解，导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但作者选择了政治史的视角，将这些问题巧妙融于大的时代背景，从而让文章更具系统性。为何这种做法会让原本建基于细碎具体问题上的研究变得更为宏观呢？这与政治史研究的先天优势有关，刘后滨认为，“不仅因为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是以政治史为核心，史料特点决定了政治史的主体地位，更重要或者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具整合性和可把握性的一个层面。”（刘后滨《改革开放40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可见政治是作为一切话题的落脚点，这种天然优势也让其成为历史叙事中的最佳载体。

以往研究中，由于政治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所以近些年政治史研究便显得不那么“主流”，反而是社会史、文化史等新课题受到更多关注。具体到中古史的研究，如何让政治史研究重回中心，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话题。该书将两个古老的话题相结合，实际上成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

首先需要将研究对象置于宏观叙事之下，所谓宏观叙事指的是对某一阶段的历史事实可以进行完整性、框架性的解释，而非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比如本书讨论安禄山在叛乱前的崛起原因分析，作者便从当时大的战略角度入手，认为安禄山的崛起与唐玄宗的边境政策密不可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非以往讨论中多认为是由于李林甫以一己之私促成了蕃将崛起。这便将安禄山崛起的事件置于宏观叙事之下，将历史偶然性置于次要地位。

宏观叙事因为传统史料的缘故多为政治史叙事内容，所以需要对政治史背景做出分析，进而清楚宏观叙事与具体事件的关系，事件之间的关系也是现在学者着力关注的问题。从学理上看，在“大事件因果关系”中，“关节点”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上的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心辐射模式”，处于中心的大事件决定着其他小事件的发展进程。（李猛《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一个导论》，收入谢立中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65页）换言之，大的政治史脉络直接影响到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诸多小事件，而这种关系也是重回宏观叙事模式的基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张国刚《独立与包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略说》，《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7-9页）厘清事件之间的结构/机制是新政治史研究的突破点。有了这种认识，便可以更好地理解重回政治史研究对于宏观解读历史的重要作用。

安史之乱地图

三

除了方法论上的分析外，在具体内容上，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内容。比如关于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勾结的问题，学界已有深入讨论。傅乐成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以怀恩之强直，未必有此机心，持宠之说，当系后来唐室诿过之词。观夫怀恩之叛，只与回纥、吐蕃勾结，河北藩镇，并无一兵一卒以响应者，亦可知其事之诬矣。”（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原载于《大陆杂志》二十五卷八期，1962年，后收入《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社，1977年，第219页）黄永年也认为：“仆固怀恩平定河北后和田承嗣等再不曾有过往来，叛唐后也不见田承嗣等有任何声援响应，说明仆固怀恩处理河北问题只是公事公办，并未拉私人关系。”（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345页）

作者则认为《张奉璋墓志》当中的“兼乐平数城，欲为应接”是仆固怀恩连接河北藩镇的直接证明。他认为张奉璋“利用承天军的地理优势，扼死了仆固怀恩与成德方面的联系”，致使仆固怀恩发动榆次兵变。关于此点，我以为“兼乐平数城，欲为应接”一事应当指的是“怀恩果与太原都将李竭诚通谋，将取太原”。（《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第3690页）书中也提到仆固怀恩军队对太原呈现包围态势，这势必会与太原城或者周边的守将有些勾连，李竭诚便是一例，而乐平又紧邻太原，所以“兼乐平数城”可能指的是与太原城周围城市的守将有联系。这样，墓志中所说的“欲为应接”有可能指的是攻取太原一事，而非与河北藩镇勾结。

如果仆固怀恩真与河北藩镇有勾连，为何他叛乱后河北藩镇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支援呢？而且从河北藩镇这些节度使的传记中找不到与仆固怀恩勾结的任何记载。后世史家对唐代藩镇基本持否定态度，如果仆固怀恩真与河北藩镇有勾连，应当会在他们的传记中有所显示，正如后世史家把划分河北授藩镇的责任归于仆固怀恩那样。并且从他人给皇帝上疏内容看，并未提到关于仆固怀恩勾结河北藩镇的行为。如果有蛛丝马迹的话，这应当也是一条可以发挥的事情。由此可见，仆固怀恩与河北藩镇之间一直是公对公的关系，很难说他们私下有勾结。

以上是关于此书的一些看法，该书涉及的问题多已在学界有深厚的积淀。也正因此，作者将此问题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时，被很多人认为有些鲁莽。从最终呈现的作品看，有着深厚的个人烙印，并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如果说以往研究是建基于传统史料的分析考证并还原，那该书则批判分析了处于根源位置的史料，并力图解释安史之乱何以成为今天的“安史之乱”，河北如何从胡地成为戎墟，这对安史之乱以及唐史相关问题研究均有很重要的价值。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