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一结束，中英文报纸即报道詹天佑参加了战斗，此一“事迹”后来被大肆渲染，但历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所质疑。笔者从《张文襄公（未刊）电稿》中找到两封官方电报，足以证明詹天佑并无参加马江之战。张之洞档案还显示，詹天佑曾入旗昌洋行工作，这段任职经历应与留美耶鲁大学校友有关。

詹天佑当时报道与日后争议1881年起留美幼童被召回，仅有詹天佑、欧阳庚两人完成大学教育。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主修土木工程，获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写的是码头起重机研究。曾入读耶鲁大学但未毕业的还有：梁敦彦，长期任张之洞幕僚，清末出任外务部尚书；唐国安，清华第一任校长；曹茂祥，北洋军医官，曾任天津旗昌洋行买办。

詹天佑归国后不久，被分配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驾驶，在“扬武”舰实习。“扬武”是福建水师旗舰，在马江之战中备受瞩目。由于有过这段实习经历，当时的中英文报纸在报道上出错，长期以来误传詹天佑曾参加马江之战。1884年8月23日，法国舰队发动对福建水师、马尾船厂的突然袭击，一个小时之内有11艘中国大小舰艇被击沉，船厂大半被毁，中方死伤惨重。是役被称为“马江之战”或者“马尾海战”。

1884年8月24日，上海《晋源西字报》（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迅速作了报道，“中法越南交涉档”收录的这份报道中译文称：“‘扬武’船上有由美回华学生五名：黄季良、詹天佑、吴其藻、容良、薛有福。交战时，此五学生与别的学生曾在船政局学堂肄业者，同赴此役。该学生等专司燃炮，还击敌舰；直至扬武船被孤拔坐船炮弹轰击着火时……该学生仍陆续放炮。俟至扬武船火势炎烈……伊等方跳跃下水……詹天佑最镇定，有胆勇，船临危时，伊尚救活多人。”不仅英文报纸，主流中文报纸也有报道：“又闻扬武船上有出洋之学生詹天佑、薛有福、容良、吴其藻、黄桂良等五人，打仗均甚出力，惜以孤掌难鸣，未克大展其技。”（1884年8月27日《申报》，“黄桂良”应为“黄季良”，“桂”“季”粤语同音。）

著名铁道工程专家凌鸿勋，广东番禺人，1945年曾任交通部常务次长，既是詹天佑广州同乡又算是老部下，出于对詹氏无限敬仰之情，于1961年在台湾地区出版《詹天佑先生年谱》，后又陆续发表文章，力主詹天佑参加过马江之战并表现英勇，主要依据是《晋源西字报》报道。凌鸿勋的著述后来传入大陆，詹天佑参战一说遂广泛流传。

詹天佑履历显示，当战斗发生时他早已离开“扬武”舰。1909年，詹天佑《增叙详细履历底折》称：光绪“七年回国，经前苏松太道刘派往福州船政局后学堂学习驾驶。八年六月学满考取一等第一名，经前总理福建船政大臣黎派在前‘扬武’兵轮船操练。十年正月经前总理船政大臣何派充船政局后学堂教习。九月蒙升任两广总督张咨调回粤，派充广东博学馆教习。”

显然，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詹天佑已离开“扬武”舰半年之久，他没有参加战斗再正常不过。1884年9月4日，上海英文《北华捷报》也报道说：“詹天佑，耶路大学谢费尔德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安全的，他在海军学堂当教员，作战时不在场。”这一报道与履历记载吻合。

多年来，大陆学者郑国珍、戴学稷、彭程等先后发表文章，运用多种史料，反复论证詹天佑并无参战。2006年，香港学者马幼垣利用沪港台多个渠道搜集到的新史料，写成《詹天佑曾否参加甲申中法海军马江战役问题评议》长文，以严密的逻辑，力证詹天佑并无参战。（马幼垣：《靖海澄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89-114页）至此，此一悬案已经大体解决，但尚缺少足以一锤定音的官方档案作证。

张佩纶两封电报构成铁证

笔者研究张之洞史事，将《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翻阅一过，不意找到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与张之洞的多封来往电报，深信可为这一争议画上句号。

两广总督张之洞得知马江惨败确信后，马上想到的是：福建海军全军覆没，船政学堂、马尾船厂短期内难以恢复，不如把生还的广东籍洋务人员调回广东。此时，张之洞担心法军进攻广东，正在日夜备战，急需各类能帮助加强防务的专业人员。

8月30日，张之洞给闽浙总督何璟发电报：“‘扬武’船炮手詹天佑如不用，亦望饬来。”（《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10册第4383页，以下简称《电稿》）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认为詹天佑是“扬武”舰炮手，似乎也相信了《晋源西字报》的假消息。詹天佑本年2月以前在“扬武”舰练习驾驶，并非炮手。

9月4日，张之洞给闽浙总督何璟、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发报：“闻张诚、林国祥、黄伦苏、詹天祐尚在闽，如不用望遣来粤，既资其才，兼可悉与法战之要。”（《电稿》第4469页）电报中，詹天佑被写成“詹天祐”，6年后蔡锡勇的电报同样如此。张成、林国祥、黄伦苏分别是马江之战中“扬武”、“济安”、“飞云”管带（管驾），后2人是广东援闽将领，3人都是“舰长”一级人物，只有詹天佑为船政学堂教习。张之洞重视詹天佑，可能是他的首席洋务幕僚蔡锡勇推荐的结果。蔡锡勇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翻译，与留美幼童有一定接触。

9月5日，张之洞再次发报：“张诚、林国祥、黄伦苏、詹天佑均在连江，望速催来。”这一天，张佩纶受命兼署船政大臣，也即詹天佑从此归张佩纶直接管辖。9月7日，闽浙总督何璟回电：“张诚怯而狡，幼帅已参除。三人已咨船政查遣。”（《电稿》第4517页）张成作为旗舰“扬威”管带，被张佩纶当作替罪羊奏参革职；余下的3人，何璟已行文给福建船政局资遣回粤。

9月8日，张佩纶复电：“林、黄已随李新明回粤，张参革不可用，詹未与战，学生不可深恃。”（《电稿》第4518页）意思是说，林国祥、黄伦苏已随老将李新明回广东，张成被革职不可用，“詹未与战”明确指出詹天佑没有参与战斗。9月13日，张佩纶再次来电：“詹生未在船与战。莪云，公又索之，拟并遣往粤，然学生之言不可信也。至要。”（《电稿》第4609页）此电再次强调，马江之战爆发时，詹天佑不在军舰上，没有参加战斗。报文中“莪”指原船政大臣何如璋，字子峨。

张佩纶致张之洞电报张之洞希望将马江战后投闲置散的詹天佑等人调回广东加强防卫。张佩纶出于对多年挚友负责的精神，两次强调詹天佑没有参加马江之战，缺乏实战经验，并反复提醒不可过度依赖詹天佑这样的洋“学生”，对他们的建议也不能过分相信。不信任洋“学生”属于张佩纶个人偏见，但他作为整个福建船政（含船政学堂）的主要负责人，对詹天佑并无参战的陈述是绝对可靠的。很遗憾的是，张佩纶从根深蒂固的士绅偏见出发而强调“学生不可深恃”，导致张之洞对詹天佑重视不足，只把他当作英文教师使用。至此，詹天佑没有参加马江之战这一史实，经张佩纶查清后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作正式通报，其真实性已无可置疑。当时确有少数记者在中立国舰只上观战，但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无法近距离观察、采访、核实，他们对詹天佑参战的报道属于道听途说或者过分推测，不能采信。

詹天佑曾入旗昌洋行

张之洞是晚清铁路建设最重要的领导人，詹天佑则是晚清最著名的铁路工程师。1884年张之洞把詹天佑从福建调回广东，1890年想把他调到湖北却未能成功，两人从此分道扬镳。笔者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1890年詹天佑曾入天津旗昌洋行工作，之后又再次回到为伍廷芳领导的中国铁路公司，从此依托李鸿章、袁世凯北洋系统，得以尽展才学。

詹天佑《增叙详细履历底折》称，光绪十年“九月蒙升任两广总督张咨调回粤，派充广东博学馆教习。十二年又派兼充广东测量海图差，是年经广东水陆师学堂吴派充该堂英文教习。十四年经前天津铁路公司总办伍派充铁路工程司”。

1884年农历九月詹天佑回到广州，被张之洞派到广东博学馆当教师。广东博学馆由前任两广总督刘坤一捐款建设，目的在培养科学技术、国际法等方面的人才。1886年，张之洞组织测绘广东海图，詹天佑负责技术工作。完成测绘工作后，詹天佑又被调到同在长洲岛的广东水陆师学堂充任英文教习。

詹天佑在本人《履历》里面自述1888年被伍廷芳调到天津，担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詹天佑传记、年谱，都认为他从此都在铁路系统工作，没有离开过。然而，笔者从《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中，发现张之洞幕僚蔡锡勇发给詹天佑的两封电报，表明詹天佑在1890年曾在天津旗昌洋行工作。

1889年底张之洞从两广移督湖广，准备修筑从芦台到武汉的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张之洞国学修养渊深，却没有系统学习过铁路运输、机械工程，充其量是个纸上谈兵的“铁路规划师”。当他从广州来到武汉上任时，才猛然醒悟到需要专业工程师来帮他做规划。

1890年2月2日，张之洞幕僚蔡锡勇奉命联络詹天佑：“久别甚念。鄂办铁路，需人孔亟。兄沉实勤敏，为督宪所素知，来鄂投效，胜洋行多多矣，愿来即电复，当为禀请派差。锡勇。庚寅正月十三日发。”收报地址姓名是“天津旗昌洋行詹天祐”。2月8日，蔡锡勇再次致电催促：“来电悉，能来与否，先将复函大意电知。至盼。锡勇。正月十九日。”收报地址姓名依然是“天津旗昌洋行詹天祐。”（《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8册第98页、第41册第40页）

蔡锡勇笔者未能看到詹天佑的复电，从蔡锡勇第二封电报判断，詹天佑没有答应去湖北，原因不得而知。詹天佑自述1888年经伍廷芳招募进入位于天津的中国铁路公司，却在1890年出现于旗昌洋行，原因颇费思量。晚清史学者姜鸣发现，清华学堂首任校长、留美幼童唐国安也曾在天津旗昌洋行当翻译。姜鸣称：“1885年，唐国安进入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任翻译，又被公司派到天津，参与为李鸿章采购外国军火的业务。”（姜鸣：《秋风宝剑孤臣泪》第269页）

唐国安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的校友。留美幼童里面还有一位曹茂祥，上海人，也曾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未毕业就被遣送回国，入天津海军医学校继续学习。自1884年起，曹茂祥担任天津旗昌洋行买办。（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171页）曹茂祥、唐国安、詹天佑这3个耶鲁大学校友，1884-1890年间相继进入天津旗昌洋行。从时间先后判断，曹茂祥任职最早，唐国安、詹天佑追随而来，可以认为都是经由曹茂祥介绍。

张之洞为筹建芦汉铁路，想起詹天佑这个工程人才，让幕僚蔡锡勇做工作，把被他“丢失”的詹天佑再找回来。蔡锡勇传达张之洞的赏识之意，力劝他到湖北工作，认为新的职位“胜洋行多多矣”。蔡锡勇两封电报证实，詹天佑这一年确实是为旗昌洋行工作，电报报头“旗昌洋行”不是用来中转的地址，它就是詹天佑的工作单位。天津旗昌洋行当时主要从事为李鸿章采购外国武器的业务。

面对张之洞的笼络，詹天佑始终不为所动。笔者认为，詹天佑在广州数年，被张之洞分派教英语课、测绘海图，均不能一展所长。张之洞科名早达，在经史、辞章方面有着很高成就，但对新式人才特别是工程技术人才缺乏了解。他将詹天佑这样的“牛刀”用来杀鸡，结果就是“牛刀”飞走了。

1891年旗昌洋行破产清算，詹天佑又重回北洋铁路系统，从此开启了他在中国铁路事业中的辉煌历程，后来的事迹人所共知，不必细表。詹天佑在旗昌洋行这一段经历，到目前为止所有传记、年谱等均未提及，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补上，让世人了解这位杰出工程师“学非所用”的坎坷遭际。詹天佑还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得到留学生前辈伍廷芳的提携，而伍廷芳得受重用，则是李鸿章不拘一格慧眼识才。在发现、培养、重用新式人才方面，张之洞比李鸿章、袁世凯保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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