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杨讲历史 明朝军制变迁的历史局限是什么，军队控制为何逐渐形成流动机制

封建社会时期的军队控制制度，无论是维护“朱家天下”，还是维护皇权统治，亦或者是维护国家的大好河山，其内在的历史局限都是无法摆脱的，下面笔者将对明洪武嘉靖年间军制变迁的历史局限予以说明。

一、本质上还是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

这是明朝军制变迁的最大局限，也是明朝作为14、15世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为什么没能走出中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受商业资本利益而在全世界攫取资源的根本原因。明朝的军队归根结底，是封建王朝的军队，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服务的，这就决定了无论明朝军制如何变迁，其始终都是代表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者的利益。所谓封建社会，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总和

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土地归地主阶级所有，贯穿封建社会时期的最大时代特点就是建立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结构严密的等级从属关系，这里最大的地主阶级就是皇帝．这也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的。第二，就社会政治结构来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和强化。君主掌握强大的权力，能够有效地抵御异族的入侵，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同时也有力量驾驭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强化对下层社会的控制，镇压农民阶级和工商业者、城市平民的反抗斗争。

随着封建制度的月趋没落，这种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明朝军制的不断替更，不是由军制的“先天不足”所导致的，而是由封建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地主土地私有制，以明朝来说，卫所制下的屯田都是封建地主可以随意践踏和侵占的财产，作为社会的最高统治阶级，其本身与下层阶级之间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哪怕是在王朝初期能够制定一些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比如说屯田制等，但是其本身是不会跟下层调和的。因此，明朝军制中的世兵制、卫所制等，都会随着封建集权的进一步加剧而不适宜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军制最先制定之时就决定了其制度的不足。因此无论明朝军制如何变迁，始终没有摆脱封建专制社会武器的身份，为明朝的统治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二、控制机构庞大造成了明朝经济上负担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即从卫所制自给自足的原则被破坏，来分析卫所制式微的原因：卫所、屯田，互为表里。其后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又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屯粮更为不足。于是益之以民粮，义益之以盐粮，又益之以京运，卫所之制始破坏矣。并认为，漕军、班军，有月粮，又有行粮，一人兼有二人之粮，就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不耕而食之军。各边有警，调发客军，客军食此地新饷，其家口又支原地旧饷，况且客军不归，原地再补以新兵，一兵费三饷， 卫所之制，至是破坏不可支矣。黄宗羲的这种分析，不能不说是独到而深刻的。

嘉靖时期军官人数口益膨胀，军额支出日益膨胀。嘉靖年问，武官总数仍保持在九万二千余人的高额。虽然嘉靖时力行推行改革、裁减，但是却始终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根据明朝军队的总人数来统计，以明朝当时二百万的军队来核算，平均每二十人巾就有一个军官，这对于当时全国只有六千余万的基数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募兵制所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募兵制一方面加速瓦解明朝沿用了一百多年的世兵制。因为一名募兵的花费是一名卫所兵的三到四倍。卫所兵所担负的职能是多样化的，不仅要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在和平时期要“屯田种地”，相反，召募兵更多的是打仗，而不用承担劳役剥削，每月照样领取“月粮”，战时还有“行粮”。

这导致了本属于军籍的卫所兵，逃离军籍，加入到召募兵队伍，导致卫所的进一步瓦解。同时，募兵制的推广也加剧了明朝的财政赤字。大学士陈于陛总结隆庆以前的军事开支时说：“考之国初，各边军粮但取之拔屯自赡，圣祖所云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者是也……至嘉靖初犹止五十九万。(嘉靖)十八年后，奏讨加添，亦尚不满百万。至二十八年，忽加至二百二十万。(嘉靖)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余万。(嘉靖)四十三年加至二百五十万。隆庆初加至二百八十余万，极矣Ⅲ。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给事中张秉壶奏：“近岁来除进用、修边、给赏、贩灾诸项外，每年各边加募军银五十九万余两。”明朝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所带来的影响将使极为深远的。

三、强化军队控制的同时却降低了战斗力

战力下降是指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这不是军队控制制度的内容，但却是军队控制制度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明朝军队控制的最大局限。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与军队控制是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这些内容反映在军队战力方面，就是变化的最好体现。因此，明朝军队的战力经历了从洪武年问的“战力强盛、北征北蒙、南平叛乱”到嘉靖时期的“南倭北虏、农民暴乱、烽烟四起”，这些都充分说明明朝军队战力的下降。

专制皇帝为防范武臣，总兵官镇守地方，朝廷另派文臣到当地巡抚，其职权、地位都在总兵官之上。有战事，任命武将领兵打仗，却又任文臣充总督指挥。这种以文抑武的措施，严重臣的积极性，同时造成指挥上的混乱。明末孙承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将用兵，而以文臣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内臣监军，更是明代弊政，是皇权膨胀的负面产物。它严重限制、打击了武将的积极性。遇到战争，皇帝更是放心不下，每遇总兵官统兵出征，同时要派宦官随军去监军。

宦官监军，其任务就是监视总兵官的行动，随时向皇帝密奏。因此，总兵官如果不和临军搞好关系，就会事事被掣肘，甚至被罗织罪名，告到皇帝那里，轻者罢官，重者杀头。反之，如果和监军太监相处得好，依附勾结在一起，打胜仗固然可升官封爵，没打仗也可谎报战绩，得到赏赐，甚至打了败仗，可掩败为胜，或开脱罪责。不仅监军，皇帝有时还委派宦官直接统率军队。对此，明代人当时已有中肯的评论。正德问，孙磐曾议论“今日弊政，莫甚于内臣典兵。唐、宋季世始置监军，而其国遂以不永。今九边镇守、脏枪诸内臣，恃势专态，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武弃籍以黄缘，宪司莫敢汗问。所携家人头目，率恶少无赖。

军事曰益衰败

吞噬争攫，势同狼虎，致三军丧气，百职灰心。”内臣监军，不仅压抑了武将的积极性，而且使政风更加败坏，也败坏军风，导致将士离心，上下解体。明朝建国后，尽管朱元璋告诫臣下“处太平毋忘战”，开国之初，军事长官的威权亦较高，但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势，实行分权、制约的军制原则和重文轻武的政策，使武将、士卒的社会政治地位日益低微，备受压抑，为人所掣，为人所轻，积极性、主动性无从发挥，结果武将懒散，士卒逃亡，军事曰益衰败。

最后

嘉靖年问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上渐渐形成合理的流动机制。但是这一时期的明朝也是多事之秋，各地的叛乱，“南倭北虏”的存在给明朝军队压上了沉重的包袱，外加内在的政治腐败等因素，这一时期的明朝军队在看似外表强盛、实则虚弱无比的状态下缓慢发展。清朝三朝宰辅张廷玉对明朝这一时期的历史给予这样的评价：“宪、孝、武、世四朝，营制屡更，而威益不振。卫所之兵疲于番上，京师之旅困于占役。驯至末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宦蛏降于关门禁军溃于城下，而国遂以亡矣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