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启智 西欧中世纪女性地位看似得到了提升，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自永乐以后，内阁能成功地推动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不仅是因为它有存在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被选入内阁的文臣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内阁与文臣集团是相得益彰的关系，随着内阁的发展完善，文臣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愈加显赫；反过来经文臣集团的经营和运作，内阁成为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于此种推理可知，文臣集团在永乐以后政局中的地位是呈上升趋势发展的。入阁的文臣不断获得加秩升迁，如进杨士奇太子少保，进杨荣太子少傅，进金幼孜太子少保等。同时又晋升杨士奇为兵部尚书、金幼孜为礼部尚书、黄淮为户部尚书。

可见在仁宣时期，他们的品级骤然提升到从一品或正二品，这与终永乐一朝不过五品相比是一个极大地提高。正统至正德年间，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内阁巩固了自己的中枢决策的权位，它的权力也开始超过六部的权力，同时首辅开始出现，其地位与作用也日益显著。

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入阁的文臣出现了一批赫赫有名的内阁首辅，俨然已是文臣集团的领袖。他们在权力的使用过程中，虽无丞相之名，却有权相之实。

自张居正以后，内阁制度开始日趋衰落，但这主要原因是整个明帝国政局之颓败，并不代表入阁文臣地位的下降，他们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万历后期怠政近二十年，但国家机器仍能正常运转，这与文臣集团的经营是分不开的。

自永乐以后，随着内阁制度的不断完善，文臣集团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这只是从明中央政府角度，看文臣集团在永乐以后政局中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应从地方的角度考察一下，文臣集团的地位变化。

在地方主要表现自永乐以后，出现了以文臣充任的总督、巡抚的职衔。镇守文臣可拥有一省的统兵、调兵权和军队的平时管理以及战备事务。随着明朝中后期总督、巡抚制度在各地方的设立，文臣已经成为地方军政的最高官吏。

文臣集团自永乐朝以后，在中央随内阁制度的发展、完善而不断位高权重，在地方因总督、巡抚制度的设立而成为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

文臣集团在永乐朝以后的明朝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政治地位在不断的提高和巩固，整个明帝国出现了文臣治国的政治局面。

而文臣都是由科举出身步入仕途，由于他们都同出自孔子门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仕宦理念，忠君爱民是他们的治国思想，这给有明一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他们出于强烈忠君思想，一切的施政方针都是为了确保朱明王朝更加稳固。如他们令文臣充任一方的总督或巡抚，掌握军政大权，其实这是出于对武将集团的监控。

武将不经他们允许，不得擅自行动，擅作福威，也正因如此，终明一代没有出现骄兵悍将，不听朝廷调遣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像唐朝那样藩镇割据的局面。

人们长久的喜欢爵祿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可以设置对应的惩罚制度，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商鞅认为制定法律要符合人的天性，制定的原则就是以劳作为简单荣耀的事情，同时把刑罚作为惩治手段配合使用。

商鞅认为，人性有好恶，饥、劳、苦、辱是民众厌恶的，饱、佚、乐、荣是毕生所求的。农耕让人辛苦，战争使人恐惧，这些都是民众不愿意的。但人的本性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所以只要把握好人的需求，激发人的欲望，就能抓住人心，就可以驱使人的行为。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性观，才让他的变法取得成功。商鞅的历史观是商鞅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变法的理论根基，在研究商鞅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商鞅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夏、商、周施行不同的礼制却能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制定不同的法度却都能称霸一方，那么敢于更新礼制的人才是智者、贤者，墨守成规的人恰恰是愚者、不肖者。

远古时代是家庭成立到原始社会的阶段，以自私自利为原则。中世时代是原始社会到国家形成的阶段，崇尚贤德仁爱，奉行公正之道。

以上三个时代，不是行事互相违背，而是世风变化，社会形势改变，所以施行的政策不同，时代的不同决定了治国平天下的办法各异。

圣人不效仿古人以免落后于时代，也不遵循今人以免被社会形势阻碍。昊英、黄帝都能称王是因为时代不同。治国英明的君主，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考察社会风俗制定法律法规。

商鞅的历史观，厚今薄古，因时变法，因时立法，在一定因素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商鞅认为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要随着时代和习俗的变化而制定法令，不固步自封，不法古修今。他的历史观为他改革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谓法治观是指大众对法律的定位、性质、目的和作用的理解和看法。自古以为，不论中西，不论古今，不同时期的人对法治观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而身处乱世的商鞅制定法律政策，也有自己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先前政治家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和子产率先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所谓的仁义礼乐，都会因为失去基础作用，而难以调整社会。然而把法变成治国之术并成功实施的是商鞅。商鞅的法治观注重定分、胜民。

商鞅认为法律首先要定分即确定名分。如果名分没确定，社会就会有争夺的现象，就会混乱不堪，而名分确定了，人人都可以变得正直诚实，从而能各自为治。法度作为国家的权衡，要明确职分，还要规定法律的明确标准，符合规定的就奖励，危害国家的就惩罚。

定分之说是为了确定法律的规范和强制，从而维护民众的财产和安全。如果有人做了违法的事情，就应该接受处罚。这就是商鞅所主张的定分的内容和意义。

商鞅提到，法律还须胜民，战胜民众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征服民众。他强调治理得法的国家致力于使人民弱，英明的君主会运用，弱民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愚民、辱民和穷民，达到民弱国强的目的。

表彰善行的政策，使人们容易隐藏自己的罪恶，隐过的结果，就是民胜法；而罪诛的效果，可以使民服法；用民胜法的方法治理国家，社会只会更加混乱。

用法胜民的方法治理国家，社会才能得到治理。法胜民是正确的治理方法。商鞅持有的定分、胜民法治观，为法律的顺利实施，明确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

商鞅正是在生则计利，死则虑名的人性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观和定分、胜民的法治观的理论基础上，勾勒出了理想的社会蓝图，也为其变法活动提供了理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