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想说历史 北宋前期治国思想，有过哪些变化？

引领“政风”之变唐代中叶以降，方镇之势日横，社会险象环生，终于走向灭亡。至于五代，战祸纷起政治更趋混乱。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登上帝位，统治基础薄弱，故而处心积虑地寻求安邦治国之道。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颁行了一系列严防文臣武将以及外戚、宦官擅权专政的措施，诸如设置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以分相权，“杯酒释兵权”以去肘腋之患，置通判以“监州”，各路设“监司”以收揽地方之权等。宋太宗即位的第二天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清静无为”之术为治国的思想

宋代后来把那些“不敢逾越”的祖宗之制称为“家法”或“祖宗家法”。在稳固政权的基础上，北宋前期统治者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以之作为辅佐统治的工具，又标榜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为治国的思想。七八十年间，因循守旧、不知变化的“俗儒”之气弥漫着整个官场，形成政治风尚的最大特色。宋初，赵普为相，不喜兴立事端，在政事厅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瓮中，满即焚之于通衢。”这无异昭告天下：一切以安静无事为上，大家循默无为地过日子吧！真宗任命高官的标准是：“必素有名望、端亮谨厚者处之，乃可镇静而责成。”

曾对宰相张齐贤、李沆二人说：“先朝皆有成宪，但与卿等遵守，期致和平尔。”在统治者的着意提倡下，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弥漫了整个朝廷。由于“士大夫以冲晦自养”，“相与养成浑厚诚实之风”，使得“人人因循，不复奋励”，故而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重厚之士”。宰相李沆自称“报国”之道是“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聊以此报国尔。”亦曾拜相的宋庠（谥元宪）任上无所建明，史载：“元宪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后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务清净，无所作为，有为者病之。”诸如“浑厚”“清净”“重厚”这些字眼，在北宋前期的含义不言而喻。

“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风

这种所谓“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风气，不过是掩盖碌碌无为的苟安政治而已。诚如朱熹论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过“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则“东封西祀，靡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循默苟且的政治风气弥漫了整个官场。在苟安政治之下，社会危机潜积而累，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欧阳修指出：“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驰，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

在“太平”的表象之下，“有为者病之”，努力寻求变革之道。范仲淹得风气之先，结合一批有志之士，纵论时下之务，吹响变革之音。天圣三年（1025）四月，时为九品官的他奏上《时务书》，要求“改作”说：“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矛头直指守旧的执政大臣。天圣五年，丁忧中的范仲淹又陈《上执政书》，力言变革之道：“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一系列隐伏在“太平”下的深刻危机，历史的进程正如范仲淹所预料的那样，不十数年间，成堆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无为而治乃述古之风，不适于后世

面对“天下弊事极多”（朱熹语）的形势，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日国强烈起来。他们怀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志切救世，“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沉闷的政治空气被打破了，引领和推动北宋政风之变的，正是后来庆历新政的领导者范仲淹。景祐三年（1036），时任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向朝廷进献政论四篇，多角度地对“清静无为”烟幕下的苟安政治和守旧官僚集团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其一为《帝王好尚论》说：《老子》所言的“无为而治”乃述古之风，并不适于后世。

据史而言，好问、好贤、好谏诤、好仁义、好恭俭，才是免除“丧乱之祸”的可靠保证，从根本上否定了数十年来无所作为的苟安局面，而且君王应该“身先教化”，树立有所作为的新风。其二为《选任贤能论》说：“圣人以俊义为得，不以柔讷为行。如以柔纳为行而宠之，则四海英雄无望于时矣。”直指以“重厚质实”为尚的政治风气，要求朝廷选任贤能之士，不能闭塞英雄能人之路。其三为《近名论》，批驳“黄老之道”提倡的无名无欲的消极思想，高唱儒家“名教”之说，激励献身社会、勇于建功立名为“国家之用”的思想风尚。

其四为《推委臣下论》，认为百官各有职司，“若乃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权也，不可尽委于下矣！”该论主要针对长期任相的守旧官员吕夷简稳操大权，进用显要多出其门而言的，希望宋仁宗不可放弃自己的“人主之权”。“四论”讥刺时政，充满了战斗精神，力扫无所作为的腐朽气息，引起了朝野的巨大反响，为日后“庆历新政”的实施打下了思想基础。天圣年间（1023－1032），刘太后听政，事多徇情，范仲淹多次抗章忤太后意旨，并斥责宰相吕夷简辅佐无方，有损君德。范仲淹因忤上意多次受到贬责，然而他无所畏惧，以致被视为“怪人”：“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

范氏遭贬斥

然而名望益高，其引领政风之变，功载史册：“至范仲淹空一时所谓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由此而带动“国论为之一变”。从此舆论大起政治气氛趋于活跃而一改旧观，一时群臣纷纷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辙。面对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摆脱困境，不得不启用新锐之士，一批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怀抱宏扬“王道”的政治理想，使朝政有了新的气象。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守旧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结语：

在此前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派人物纷纷被进用。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欢呼一时的盛况。欧阳修作《朋党论》，公开为“君子党”正名。此时，议论蜂起，朝野动荡，侈谈理想，倾言改革，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政治风气的大变，为庆历新政的推行扫除了障碍，庆历三年七月，宋仁宗把当时深孚众望的范仲淹等人召入政府，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开创了正本清源的新局面，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北宋中期改革与变法由此展开，“庆历新政”揭开了这一史诗般的伟大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