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因为治水有功,大禹的威望达到了顶点。公元前2070年,他召集夷黎集团、三苗集团,以及黄河流域的诸夏集团,在涂山,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召开会议,史称涂山之会,其中有个叫防风氏的部落,因路途遥远,迟到了一会,结果被大禹当场斩杀。
郭沫若先生认为,涂山氏本是东夷集团的一员,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立下过大功,如今却因小事而被杀,这是大禹在给自己立威,同时也说明大禹具有了对其他部落首领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因此,涂山之会,可以被视为大禹建立夏朝的开端。按司马迁的说法,夏朝的王称为“后”。从大禹到桀,夏朝共传了14代,产生了17位后。他们的故事,零散地见于各种史料中。
比如说,《大戴礼记·帝系》中说,大禹这一支,乃是颛顼之后。而颛顼,又是轩辕黄帝之孙。所以,夏朝王室,是轩辕黄帝的后代。《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则提到了禹的儿子启,说他跑到天上,偷学了天人的舞蹈,将其带回人间。还说启在舞蹈时:
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甚伟。
而《尚书》中则说,夏朝王室(即夏后氏),乃是十二个姒姓部落中的一支。不管是《国语》还是《史记》、《尚书》,言之凿凿,立论煌煌,让人不得不确信,夏朝是肯定存在的!但这真的是事实吗?
事实上,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曾隐晦地表示,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他也是道听途说的。他只是选择其中听上去比较靠谱的,记录了下来。目前国外史学界承认的中国的信史,是从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西周中后期的共和执政开始的。
换句话说,夏朝的历史,主要存在于古籍堆中,这叫孤证不立,所以难免让人存疑。而在考古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末,徐旭生先生率领的考古队,在二里头地区发现了一个距今3800~3500年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有可能是夏朝遗址的存在。
但可惜,由于遗址出土文物过少,又没有文字的支持,所以国外史学界并不承认,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朝的遗存。2008年,清华大学获得了一批战国竹简,在研究后发现,这批竹简上记载了两段与夏朝有关的历史:
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这两段文字中都出现了一个叫“西邑夏”的地方,按照古人的命名规则,这很可能就是夏朝的都城。而诡异的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多次提到过这一地点。如:贞,于西邑。贞,燎于西邑。
我们知道,甲骨文记载的,都是商朝人的占卜事宜。而这个卜辞意思很明显,就是商王在询问上天,自己讨伐西邑能否成功。清华竹简属于文字史料,与甲骨文卜辞这样的实物史料相互印证,至少说明两件事:第一,西邑夏是商朝时就真实存在的一股势力(或者是部落)。
第二,商朝人经常去讨伐他们,可见两者是敌对关系。连国外史学界也不得不承认,这两者相互印证,使夏朝存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外,在这批清华竹简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说孔子曾在会稽山禹陵村看到过姒姓大禹的后代,他们世代为禹守陵。
而这段史料的出现,也证明了郭沫若当年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商汤灭夏后,大部分夏人可能都被屠戮殆尽了。只有一支残存势力,被封到了杞国,也就是会稽山附近。
郭沫若先生据此推测,史书上为什么不见夏朝的记载?原因有二:第一是夏朝被灭,大量人口被杀,这不是什么光彩之事,商朝人不愿意将其记录下来,甚至刻意抹去了这段历史;第二,夏朝后裔所剩无几,不值得后世史官再去浪费笔墨。
最后提出一个观点,清华竹简中说,西夏邑常年与商为敌。而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殷商的西南方有个叫土方的部落,多次与商王为敌。郭沫若当年曾怀疑,这土方就是夏朝的后裔。如今看来,他的推测很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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