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墨泽说 元朝是何原因由盛转衰？“南坡之变”发生了什么？

但也有少部分的人，面对争斗与指责，不为所动。就比如说当年的胡适，就被鲁迅骂了十余年，却没见他有丝毫的还口迹象。

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便会发现鲁迅与胡适所生活的阶段，有着尖锐的阶级矛盾，时代也是风云变幻。因而就价值观以及秉承的理念的这些方面而言，胡适与鲁迅可谓是极其相似，更可以将他俩划分为同道之人。

但是单就鲁迅先生而言，他更偏向于一名战士，对旧中国的国情民情看得入木三分。国力的贫困落后，劳苦大众的水深火热，让先生愤世嫉俗。

他以笔作枪，从各个方面兜着底儿揭露社会的黑暗、罪恶，敢于和任何人开战，撕破面皮，紧咬对手不放，不留一点拐弯余地，甚至有些偏激，完全是为了旗帜鲜明和誓不两立。一心为国为民排忧解难，不存有半点私心。

而胡适这个人，一生都在坚持自由主义，在求索的路上，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利用现政权的缝隙，或者说是利用已有的社会机制，来推动社会的变革。

遗憾的是，他最终却没有勇气像鲁迅那样走向黑暗的深谷，与陈腐的权贵彻底决裂。所以他的政见，性格等方面，与鲁迅先生是背离的。

鲁迅和胡适两人是在北京相遇的，因“新文化运动”而相识。在那个“假、恶、丑”的旧世界里面，他们二人都有着对“真、善、美”的憧憬

而鲁迅的人生经历复杂，因为乡谊所以和太炎十分亲近，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焦虑更多，而胡适就是典型的乐观主义，他受清代的经学影响，最终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而实现自己“改造”旧世界的理想。

因此，一个政权的批判者，一个政权的拥护者。志同道不合的俩人，分道扬镳，向着自己心中所想迈进。

不过，鲁迅则是一个有着“斗士”称号的人，对于胡适的一番作为，表示非常反感。认为这样的胡适，是没有血性的男人，更是骂人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是个典型的大汉奸。翻阅《鲁迅全集》一书可知道，提到胡适的次数多达20次，嘲讽却达到了14次。

在官场不得志，他索性辞官离去，去践行心中所要的人生理想。在他的诗歌当中，有许多的诗句都是关于饮酒作乐这个事情，但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酒鬼，因为还有一个人，在喜酒的境界上，远超于他，是一个嗜酒不羁的人，那就是被人称以“醉侯”的刘伶。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能被世人赐此名号，必然是一位满腹经纶之大才。照例推来，像他这般的名士大家，想必是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很让人意外的是，他相貌丑陋，性格散漫孤僻，在这种现实的催化下，就很少有人愿与其成为朋友。

查阅史书能了解到，刘伶身长6尺左右，推算汉代当时一尺等于23.5厘米，大致估计他的身高还不到1.5米。单就这一点来看，他就很容易遭到周围众人的集体排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道理，亘古不变，再来想想他的朋友少，也是合乎情理之中的。

虽然在这一块对他的形容略带贬义，但他所具有的才华是掩盖不住的，正好迎合“上帝关了你的一扇门，但同时为你打开了一扇窗”的这句话。

建威将军王戎曾经看中了刘伶的才华，遂聘其为府下参军。与此不和的是，刘伶追求的是庄子的“无为而治”的理念，聘请他做一个仕官，指定是抛错了橄榄枝。

果不其然，刘伶的心不在焉被上级领导尽数看在眼里，等到最后的考核结束，公布的成绩就数他最低，于是就自然而然的被罢免了。对此，刘伶却没有丝毫的不甘与遗憾，他本来就自由散漫惯了，不愿被世间的琐事所叨扰，只有整日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他才会感受到那一种想要的快乐。

面对一个满腹经纶之人，求贤若渴的朝廷也没少下功夫。与其看着他整日赋闲在家，倒不如选择任用他，为朝廷奉献出一份力量。因此，朝廷派人为此事特地跑了一趟，想通过劝说使得刘伶动心跟他们回去做官。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刘伶却先他们之前，脱掉上衣在村子里装疯卖傻，与他预期的效果一样，成功地将特使吓跑了，事后才知道原来是他提前收到了消息。

正因为这个缘故，机制的刘伶再一次的让自己，成功的拥有了自由之身。较之于其他贤才都心怀远大的抱负而言，刘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角色，在今后的漫长人生中，终究只有美酒与他整日为伴。

其实，往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结合着看，他嗜酒并不都是坏事。可是像他这样整日以酒相伴的人，已经彻底到了属于病酒的一种状态，再喝下去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记不清是那一次了，刘伶觉得很是口渴，浑身无力，就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般。想必懂一点的都知道，这都是饮酒过量最直接的表现，要是放任他这么喝下去，迟早得因此丧命。

在这种特殊的境遇下，妻子严格管制了刘伶的酒，不管他是如何哀求，妻子就似“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般，死活不松口。就在这种严格管制的情况下，他还是想尽办法，趁着妻子出门的一个小间隙，就偷偷舀酒来喝。

就在这期间，萌生了两大派系的争论，其一就是伍子胥建议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使其灭国；其二便是被收买的宰相伯嚭，建议吴王夫差答应越国的求和，后面相传还有被称为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献与夫差。最终吴国答应了越国的求和请求。

虽然，大都是选择征而让其臣服，并不侵占领土和灭国，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本是一件较为寻常的事情。然而出现的问题转折就在于，越王牢记当时战败的教训，在吴国卧薪尝胆，在二十年后击败吴国，最终吴王夫差自刎。这样的鲜明对比，就给夫差安上了昏庸自大、亲小人远贤臣的庸君的骂名。

回到2000多年之后，随着地下遗迹的不断发掘，特别是发现的《越公其事》一书中，逐渐的将当时的真相，告知于众人，原来吴王放过越王存在有客观原因。

作为相邻的两个邻邦国家，都地处江浙一带，有着百年的渊源，有着共生共死的架势。时间辗转来到了晋楚争霸晚期，吴越两国就有点在争夺权势代理国的味道了。之后晋国选择与吴国结盟，吴国的战斗力就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当然，晋国打的是震慑楚国的小算盘。楚国便想，既然你晋国能与吴国联盟，我就不能与越国联盟嘛。

在夫椒之战前面两年，吴国讨伐过越国，战争打响于欈李，但勾践满脑子的奇怪想法，就下令派敢死队主动向吴军发起挑战，将战士排成三行，规模的行进到吴军阵前，仰天长吼之后全体自杀，这一场景让吴军众军士目瞪口呆，越军趁此机会发动偷袭，使得吴军大败，当时在位的国王阖闾因伤重不治而亡，死前遗言便是望子牢记杀父之仇。

其子夫差继位之后，大有作为，厉兵秣马，在此人的治理下，吴国整体实力大增，就开始盘算着如何一雪前耻。在知晓这一情况后，勾践下令先发制人，面对突然而来的战争，夫差毫无准备，结果让越军大胜。

在《越公其事》一书中，里面的很多内容颠覆了历史，在对夫椒之战的记载中，吴王夫差以谦卑有理、谨慎处事的形象见诸于众人。里面是这样记载的，吴王夫差选择答应勾践求和的原因，是在对现实情况的理性考虑之后再决定的，之前所提及的与美女、重金等毫无瓜葛。

首先，夫差考虑到越国使者说话是有头有尾，以此判断越国并未军心涣散，加之穷寇莫追之道理，于是有些担心。再者就是战争打到现在，别说是越国，就连自己的军士也是伤亡过半，战斗力远不如战前，一二战，再而衰，三而竭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提到的越国3000战士其实不准，实为8000，可想而知，实力还很强大的。第四，伍子胥觉得夫差分析的头头是道，言之有理。总结到几点而言，夫差发现没有战之必胜的把握，选择了见好就收的方式。

夫差答应求和之后，面见越国使者，更是显示出了夫差所具有的修养。夫差言辞极为谦卑，毫无一个战胜国嚣张跋扈的架势，更像是扮演的失败者的地位，看似不可思议，实际上更加符合当时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史实记载，在春秋时期，战胜方都是以这样的战争礼仪和君王基本修养来面见战败国。

根据《明书》中记载，贤妃吴氏本是罪女，因此即便是她后来为明宣宗生下皇子朱祁钰，张太后也不让他们入宫，直到明宣宗驾崩，张太后才承认了他们的身份。

相比于皇后的嫡长子朱祁镇，次皇子朱祁钰只是一个“野孩子”，二人虽同为皇子，但身份尊卑差距极大，因此谁也没有想到，朱祁钰竟最终成为了明朝第七位皇帝。然而最终在“夺门之变”中，他还是“平静”地下台了。

年轻的太上皇被俘

明宣宗驾崩的时候，嫡长子朱祁镇才8岁，便登基成为了明英宗，同时在张太后的建议下，他将朱祁钰封为郕王，让他居住郕王府。由于他父亲的“仁宣之治”，因此当时的明朝还是一片兴兴向荣。

然而张太后因为年事已高，在帮朱祁镇迎娶了钱皇后之后，也去世了，同时在正统十一年，“三杨”也相继离世，这时的朱祁镇正值年轻气盛，想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计划着干一番大事业。

而在正统十四年的时候，他的机会来了，当时蒙古瓦剌部落准备攻打明朝，朱祁镇立马准备自己带兵御驾亲征，虽然大臣们都认为此举不妥，但碍于皇帝的坚持，只得同意朱祁镇率领精英出征。

一般来说，皇帝不会轻易御驾亲征的，但年轻的朱祁镇一心只想着建功立业，所以带着50万的兵力便气势昂扬地准备去讨伐瓦剌。然而当时天降大雨，军队粮食供应不足，因此原本大家都劝说朱祁镇撤兵，然而这时宦官王振却出了一个馊主意。

王振希望朱祁镇能够绕道自己的家乡蔚州，这样自己就能在家乡人面前显摆一番，虽然大臣们极力反对，但是朱祁镇宠信王振，因此就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因为绕道耽误了时间，被瓦剌大军追上，打得明军措手不及，朱祁镇被俘，这便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由于朱祁镇被俘，而当时的太子才3岁，明朝不能一日无君，因此大家便推举朱祁钰监国，代为行使权力。而为了赎回朱祁镇，明朝拿出了大量金银财宝，然而狡猾的瓦剌人虽然收了这些财宝，但依旧不肯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