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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知兵的军事家无不知将,因为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统帅,需要有得力的助手指挥战阵行间,才能使战略意图付之实施。

一、唐太宗对养马重视程度罕有匹敌

唐太宗在统一中原的战争中,多以骑兵奇袭取胜,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沙漠作战必须采取高速的军事行动,广阔无边的沙漠,地理环境决定了长距离的行军与急速的突击,非倚仗速度极快与威力极猛的骑兵兵种不可。其次,由于当时构成边患的突、吐谷浑等等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善于骑射,要解除边患,也非得以高质量的骑兵兵种对付不可。

建立骑兵的前提必须备有战马。太原首义,来不及养马,只能得自敌垒,所谓:

“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收。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

可知唐初为建立骑兵,曾设监牧养马于陇右。太宗朝曾进行大规模的养马,而且成绩卓著,其数量不仅能自给,而且还赐予邻国,这与太宗重视养马备战大有关系。太宗对善于养马的专家给以殊遇,就是他重视养马的绝好证明。

马周曾于贞观六年上书指出:

“韦槃提、解斯正则更无他材,独解调马。纵使术逾侪辈,伎能有取,乍可厚赐钱帛,以富其家;岂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会之位,万国来庭,验子倡人,鸣玉曳展,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桌而食,臣窃耻之。”

马周非议韦、解“使在朝班,预于士伍”,以卑贱的“驺子”目之,耻与同列。可见,他不理解唐太宗垂青“驺子”的意图,其实已由他的“独解调马”、“术途侪辈”点明了。“调马”者,养马也,也就是说,韦、斛之辈是养马技艺超群的行家。

估计能养良种的战马,而这种良马往往混有胡马的血统或纯属胡马。一般说来,北地胡马比中原马匹优良,故引进突厥马种,加以纯种繁殖或混血杂交就能大大提高战马的战斗力,也就是提高骑兵的战斗力。

据陈寅恪先生研究认为:“唐代之武功亦与胡地出生之马及汉地混有胡种之马有密切关系”,这是极有见地的卓识。马周识不及此,故有非议。而太宗识及良马与武功的密切关系,故对韦、斛另眼相看,甚至让他们在“万国来庭”的国宴上与西北诸族酋长及朝士同饮共食,这一异常举动,反映了唐太宗重视本朝马政与发展骑兵的战略眼光。

养马是为了建设骑兵。唐初建设骑兵兵种有一个发展过程。

二、唐太宗倾力打造骑兵

早在武德初年,秦王为了东征西讨,取胜于敌,就着手建设精锐的骑兵队伍。他即位初曾对群臣言及自己常胜的经验说:

“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

敌方乘胜只能“逐奔数十百步”,此必步战,故追不及远;而唐军能“出其阵后反击之”,此非速度极快的骑兵而莫能办到。

到武德四年,随着养马的发展与平定东都战事的胜利,骑兵队伍迅速扩为万骑。其年七月“秦王李世民至长安。世民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这比起晋阳起兵时的二千骑已扩至五倍。武德七年四月,高祖以突厥不断犯边,“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所谓“简练士马”,就是精练骑兵,以便对付突厥。

唐太宗即位后,继承了乃父建设骑兵的基业,骑兵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可以防御突厥入扰,这从贞观初年突厥入犯次数的减少与失败次数的增加也可得到反证。然而,唐太宗的战略目标是击败突厥、统一边疆,当然不会满足固有的骑兵队伍,必会加速骑兵的建设,致力于提高骑兵的数量与质量。

大体上到贞观三年底,已建立了一支具有足够数量与高度质量的骑兵队伍,故当时能以“众合十余万”的规模“分道出击突厥”;至于骑兵的质量也大为提高,仅李靖所属麾下就有“精骑”一万。

由于具备以上条件,才能由武德贞观间的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即由农业地区的防御战转入沙漠地带的反攻战,才能多次发动长距离的奇袭战役。李靖指挥的定襄之战,以三千“骁骑”的高速进军而出敌不意。由于“突厥利可汗不猝至”而遭惨败。

可见,李靖之所以能出奇制胜,是建立在唐初具有高质量的骑兵基础上的。再如阴山之战,李靖“选精骑一万,赏二十日粮往袭之”,可知这支“精骑”能经得起二十天的连续急行军而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反映了它具有非凡的作战能力。

这既要有坚健体魄的骑士,也要有适于沙漠生活习性的良马。由于汉马不足以当此大任,故非有胡马不可。这也是唐太宗特别器重有胡人血统的韦槃提、斛斯正等养马高手的原因。

有了强大的马匹与骑兵才使唐太宗建立了卓越的武功。如贞观八年李道宗取得库山大捷后,吐谷浑退军入以避唐军,李道宗以柏海路遥,途无马草,难以深入为由,主张缓追。侯君集认为应乘胜追袭,并为李靖采纳。李靖为知兵老将,如无把握决不敢冒险深入,其凭借是“实资马力”,由此可以窥见唐军马力之强、骑士之锐,应该说强大的骑兵是取胜吐谷浑的关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贞观十三年十二月,侯君集率领骑兵,长征七千里,深入沙漠二千里,历时五个月,一举攻破高昌城。毋庸赘言,这支骑兵的素质是何等的精良了。相形之下,高昌的骑兵当然不是唐军的对手!这连高昌境内的百姓都意料到了,有首童谣说:“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这首童谣反映了唐初铁骑经过唐太宗的精心建设,已成为雄踞亚洲大陆的劲旅了。

贞观至麟德年间,由于马政兴盛,骑兵精良,加之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又特别重视骑兵的建设和训练,因而相继取得平突厥、灭吐谷浑、进驻西域和征服高丽等赫赫战绩,充分体现了边防力量的强大。

唐高宗后期特别是唐中宗时期,由于马政中衰,边防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故出现了吐蕃再次占据吐谷浑故地,久久不能恢复的状况;武则天执政以后,虽对吐蕃、突厥连年用兵,但由于骑兵不足,却经常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蜀婴吐蕃之患”, "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的被动局面。

因此,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竟大声疾呼: “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3,“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 “自古与匈奴战,非士马相资不可"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所以出现“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抱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竟款至关;北狄酋渠,捐露幕而争趋雁塞"的局面,与复兴马政不无关系。

至于安史乱后,马坊尽失,国马耗尽,藩镇林立,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史书共载,人所共知,不再赘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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