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 百年风云激荡，因何屹立不倒愈发壮大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成员，不掌握一枪一弹，不执政一城一池，刚成立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主笔 | 姜浩峰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成员，不掌握一枪一弹，不执政一城一池，刚成立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李颖在谈到她在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创作体会时，所提到的一句话。

回顾百年党史，李颖历数道：“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后，也就是1949年，已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后，也就是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成立57年后，也就是1978年，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发展活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成立91年后，也就是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这些成就中的任何一项都能彪炳史册。”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今年1月1日，新华社发表述评文章《从胜利走向胜利——百年华诞之际致敬党的诞生地上海》。

文章历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以上海为例，“《南京条约》后被迫开埠，宣告封建社会的失败；制造出中国第一支步枪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甲午战争后荒废近三十年，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远东第一大城市’的迷梦被日寇铁蹄击碎，宣告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失败；解放前夕上海的物价飞涨和经济崩盘，更是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失败”。

换言之，在旧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一支力量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群众饥寒交迫的窘境。无论这支力量是以传统的农民革命的方式，还是封建王朝的自救、资产阶级的改良与革命，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日渐沉沦。

但同样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在上海，孕育出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星星之火。

1921年7月，上海一幢不起眼的石库门小楼里，亮起星点的煤油灯光，如同闪电般照亮夜空。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国人，在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后，发出惊雷：我们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雕塑

更令人瞩目的是——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屹立不倒。“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成功并将继续成功的密码，到底是什么呢？

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敢断言，党和红军将很快走出困境，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1935年2月，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扎西会议期间，周恩来曾掷地有声地说出这样一段话。

遵义会议会址

此前，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从南渡贡水到血战湘江，损失不可谓不大——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指战员大部牺牲。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红8军团番号撤销。

一连串的战损数据背后，是牺牲的一个个赤胆忠魂。可随着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由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历史证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这条道路的一端连着信念，一端连着梦想。信念是根基，道路是途径，梦想是目标。”李颖如此表示。

回顾百年党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到陈独秀在1920年9月发表《谈政治》，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一种朦胧的向往，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逐渐认清——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良知的科学思想体系。

可在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小楼里，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只有50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它是那样的势单力薄、毫不起眼。

如今回看，建党是伟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可回望百年，凭什么这样一支弱小的力量，能经历百年风云激荡，不仅屹立不倒，且愈发壮大。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内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9194.1万名，基层党组织468.1万个。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谢春涛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则称，“现在世界上党龄超过100年的党不多了，连续执政超过70年、继续在执政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没有变，梦想没有灭，由是，道路再曲折，哪怕有一时的挫折，终究能找到胜利的方向。

在李颖的《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共携手——投身大革命的洪流》篇章中，记录了一段少有人知之事，亦即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以前，共产国际最初选择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吴佩孚、陈炯明。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提及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寻求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李颖如此表述：“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李颖看来，共产国际之所以会一时选择吴佩孚、陈炯明，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方面，1920年吴佩孚通过直皖战争掌握北京政府大权后，伪装进步，曾表示愿意与苏俄改善关系，同意接纳苏俄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使团到北京，并通知原沙俄驻中国使馆停止活动。接着，吴佩孚还取消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张斯麟赴远东共和国同苏俄谈判。

1922年，吴佩孚还发出通电，主张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工。

至于陈炯明，1918年率领援粤闽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后，占领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了闽南护法区。1919年底，陈炯明在漳州办《闽星报》，称颂社会主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俄共（布）党员维经斯基、波塔斯夫等相继到漳州，他们也曾极力赞美陈炯明。共产国际甚至一度因为听信陈炯明方面的说辞，把孙中山看做“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

“共产国际采取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还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李颖说，“俄国十月革命后，处境艰难。苏俄希望在中国寻找到一个同盟者，以实现中俄睦邻关系。这个同盟者还必须对苏俄友好，不会侵犯其边界，还须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共产国际认为吴、陈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孙中山不具备。”

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

然而，1922年，陈炯明叛变革命；苏俄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则早在1921年下半年就遇到困难，特别是1923年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阶级的鲜血令共产国际认识到，吴佩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才转而开始重视共产主义活动家马林的意见，通过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与京汉铁路工人付出的鲜血证明吴佩孚不是靠谱的合作者有类似之处，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失败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纲领。这才有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8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俄罗斯莫斯科南部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召开。

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 韩显阳摄 | 光明图片

2006年，李颖曾到访五一村，在村文化宫图书馆查到了五一村工厂日志，其中记载着中共六大在五一村召开的内容。

在五一村村民的带领下，在废弃的仓库里，李颖发现了一张俄罗斯旧报纸，版面上“历史一页”栏目的文章名字是《五一村：中共六大》。

仔细端详这些旧物，李颖若有所思：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促使他们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李颖表示。

毛泽东曾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提及血雨腥风的“4·12”反革命政变，毛泽东还说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军旅作家王树增曾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此说：“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之路，走过不少弯路，碰过不少钉子。但中国共产党从他的幼年期开始，就有自我纠偏、自我完善的一方面。看一个人看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不是多么巨大的成功，而是是否能勇于自我纠偏，勇于完善自我。”王树增曾用这样的观点审视长征，审视遵义会议，包括此前此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扎西会议。

王树增认为，这一系列会议，就是个纠错的过程，寻找政治出路的过程。而在李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自我纠错的过程中，还能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进步。

遵义会议（油画）沈尧伊

在《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写到遵义会议，李颖引用了邓小平说过的两段话：“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李颖如此认为。

密切联系群众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段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录音节选。

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第三条第五款为“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讨论时，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号提出质疑。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名太长，说应该去掉“民主”两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新中国的国号最后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向新政协代表所作报告解释：“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思，无需重复。在国体上是用共和，在性质上则用民主。作为国家来用，还是“共和”两字比较好。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就是“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是在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中国人民在一起。“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至少经历过50个一百年，从中国文明史来看，一百年是个短时段，但从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取得的成就来看，却又是其他49个一百年所无法比拟的。

原因何在？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李颖说，“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过苏区参观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党的目标绝不是一地一隅，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解放全中国人民。”

正是因为和人民在一起，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在延安城里连一栋整洁的好房子都难以找到，日军的飞机有时还要飞临骚扰的情况下，一大批中国的有志青年会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和阻扰，从四面八方涌到延安。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提到，“仅1938年5月到8月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多万人。”李颖写道：“由此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到延安去’，尤其成为一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通过“三三制”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朱德总司令曾写诗赞扬当时的党政军民关系：“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李颖在书中引用这首诗，并称，“三三制”等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更是因为与人民在一起。在华北的平原和山区，广大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法。

以敌后武工队为例，李颖解释道：“这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的精干的战斗组织，是根据地军民为深入敌人的心脏地区活动而创造的新的斗争方式。”武工队能深入敌占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如果没有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怎么可能赢得胜利？

李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1941年冬，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山东沂南马牧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2岁时因病致哑的村妇明德英救下，并为小战士包扎伤口。当搜捕的日军走后，小战士因失血过多，缺水休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毅然用乳汁喂受伤的小战士，救活了他。随后，她又和丈夫李开田精心照顾小战士半个多月，使其康复归队。

芭蕾舞剧《沂蒙颂》

“明德英救护八路军战士的情节，后被写入小说《红嫂》，编入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沂蒙红嫂用乳汁救八路军伤员的故事随之传遍全国。”

在山东沂南县马牧池乡常山庄村的沂蒙红嫂纪念馆可以看到统计数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沂蒙红嫂几乎承担了作战部队所有的后勤工作，她们共做了315万双军鞋、122万件军衣，碾米碾面11716万斤，动员参军参战20万人，救护病员6万人，掩护革命同志9.4万人，瓦解敌方9.8万多人。”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之所以解放军能以少胜多，战胜国民党军，按照陈毅的说法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可见当时通过支前等方式，确保作战部队供给，解放战争无愧人民的胜利。

1949年2月3日，正是春节期间，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式举行，伴随着群众的欢呼声，人民解放军沿中轴线一路走进北平城

也正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敏锐地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还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必须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

“百年波澜壮阔的救国建国富国强国奋斗史，也是一部自我革命的反腐倡廉斗争史。”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曾如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严厉地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有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

改革开放后，腐败问题有了新的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在党的十四大鲜明提出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战略，并把‘党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写进党章。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首次作出‘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严峻的’重大判断。反腐败斗争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主战场，一大批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被查处，彰显我们党反对腐败、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立场。”

在江金权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执着顽强的韧劲推进自我革命，坚决纠治“四风”，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惩治腐败，严肃查处一大批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再次宣示我们党反腐倡廉的立场、决心，反腐败斗争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转变，取得压倒性胜利，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李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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