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写回忆录，我也赞成这样的做法，减少矛盾。但作为历史研究者，对这样的历史大事不能不谈。
记得杨成武当年说（杨成武夫人赵志珍也在场），他同聂帅真正把话说透，是在1946年。那时大同战役失败，保卫张家口战役即将开始。这是一年前从延安回到晋察冀的聂荣臻第一次同他单独细谈。最初的内容是谈两件事：第一，攻打大同为什么没能得手？第二，张家口能不能守得住？
杨成武说，当时的聂荣臻顾虑重重：张家口是郭天民带领冀察部队打下来的，冀察部队保卫张家口的呼声最高。如果张家口丢在他聂荣臻的手上，他对下面，尤其对郭天民的冀察部队不好交代。而且，当时中央一再来电，要求保住张家口，因为这是延安联系东北解放区的唯一交通要道，张家口一丢，政治影响还在其次，延安通往东北解放区的往来通道会全部切断。所以张家口丢失，他对延安也不好交代。
一谈到延安，聂荣臻紧接着就谈到了“七大”晋察冀代表团对他的“斗争”，冀中问题、一分区问题都是主要的“斗争”内容……
这一次聂、杨之间的谈话肯定十分重要。在此之前，杨成武同聂荣臻只是上下级关系，顶多是关系较好的上下级关系。但在这次谈话之后，两个人在原有的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层政治联盟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事情过去了近40年，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设计师打算不再兼任总参谋长，要物色新的总参谋长人选。聂荣臻拉着另一位老帅，两个人鼎力支持杨成武入选。几乎在同时，中央军委准备为聂荣臻写传记，动笔时改为回忆录。是杨成武，亲自为聂荣臻物色回忆录的执笔人选，当年一分区宣传科干部魏巍、彭澎都在其中。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的回忆录中称：“1980年3月5日，著名作家魏巍来家里见我父亲，说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组织班子，编写各位老帅的传记。父亲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军区很重视，确定由他牵头，成立传记编写组。”
此说法与实际情况一致吗？
此事的确是北京军区牵头负责，因为北京军区的前身就是聂荣臻在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北京军区牵头，名正言顺。魏巍担任写作组长，也势在必然。写作组的落脚点安排在崇文门内的一家旅馆——解放旅馆，北京军区后勤部的产业，位置在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旁边。
北京军区文化部专职女作家舒云等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调上来，加入到聂帅的写作组的。在聂帅回忆录中战争部分的写作上，的确有杨成武的亲自安排，确定了一直在晋察冀参战的原一分区老同志加入写作组。这就是，虽然“编写任务交给了北京军区”，但空军的干部也得以加入进来。
实事求是地说，论文笔和写作能力，彭澎不如有一分区“三大干事”之称的钱丹辉、魏巍、蔺柳杞这三个人。但彭澎有一个能力：他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却是那三个秀才远远不及的。可能杨成武看到的也正是这一点，所以推荐彭澎进入聂荣臻回忆录写作组。
举一个例子。
可能从没有人把时间对一个人精神气质变化的影响，深深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但彭澎观察到了。他说，80年代复出后的杨成武，和以往那个熟悉了几十年的杨成武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几分谦逊，少了几分傲气。
历史上的杨成武属于“少年得志”，1914年出生的他，1929年15岁参加红军，1931年17岁就成为团一级干部，当上教导大队政委、团政委。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仙人桥战争胜利后被军团政委聂荣臻称为“模范团政治委员”。从此以后的61年时间里与聂荣臻有不解之缘。
正因为“少年得志”，杨成武可以有崇拜者作为下级，可以对知识分子干部礼贤下士，同下级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但是在同级或同资历的红军干部中很难有“朋友”。在晋察冀战争年代的12年，跟杨成武发生过冲突的红军干部比比皆是，杨成武在晋察冀树敌之多，也难以计数。
能清醒并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但彭澎看到了。但这并不防碍彭澎夫妇成为杨成武几十年如一日的铁杆粉丝。
在《聂荣臻回忆录》写作组，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对聂荣臻这个晋察冀军区的创建人和长期的领导者来说，晋察冀这点历史对这个写作组来说再无秘密可言，一切都敞开了大门。于是，写作组对哪些史料的“取”或“舍”就成为了问题。
很快，对于这些史料的取舍和利用问题，涉及到了写作的指导方针，魏巍和彭澎发生了明显的分歧。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作为回忆录，有一个作者本人对史料的选定问题，可以不必全面，把主要方面谈清楚就可以了。这些要求比较全面的方面，即对主要晋察冀史料的全面取舍，在将来写作《聂荣臻传》的时候再考虑使用进去。
比如对延安“七大”时期晋察冀代表团整风过程中的内部争论，比如对退出张家口以后的“涞源会议”上聂荣臻同郭天民之间的激烈冲突，《回忆录》都采取了回避不谈或采用聂荣臻的单方面言论。其实后来魏巍主编的《聂荣臻传》也没有提及，但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提及了。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肖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肖克作为聂荣臻在晋察冀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我认为肖克这段话不那么“实事求是”，有为自己对手美化及和解关系之意。肖克说这句话时，可能忘记了郭天民是怎么回事，他和郭天民又为什么要求朱德将他们调离晋察冀。
关于这次在延安时候的晋察冀高级干部整风，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43年秋冬，聂荣臻到达延安之后就参加了整风，其实这次整风会议也是“七大”的预备会议。在这次晋察冀代表团进行整风的高干会议上，他做了《晋察冀军区六年来的工作简报》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晋察冀代表团的主要人员对6年来晋察冀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是也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主要是批评聂荣臻有“轻敌速胜观念”。
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超不过4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个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3年整整6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1943年初，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叫做：“迅速打败希特勒，1943年打败日本”。当然，这个口号先是根据中共中央1942年“七·七宣言”的精神提出来的。
后来由于欧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打败希特勒的时间推迟了，中央也改变了这个口号。但从华北的实际情况看，提出这样的口号，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单单是为了鼓劲，还有一个准备下一步的问题。胜利了怎么办？不能措手不及呀！有的同志批评说这是“轻敌速胜观念”。什么“轻敌速胜观念”，6个多年头的战争，已经是相当持久了，哪里还谈得上“速胜”！1944年1月上旬，聂荣臻三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据此，由任弼时、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发布了《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
与此同时的1944年初，在远离延安的晋察冀，也召开了长达80多天、两个多月的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这个会议全面研究总结了晋察冀过去的各项工作，还是有成绩有收获的。但是会议开着开着，发展到针对聂荣臻进行点名批评，提出了诸如“试行志愿义务兵役制不对”、“演出《跟着聂司令员前进》是搞个人突出”、“晋察冀的军事路线有问题，有轻敌速胜观念”等批评。由于聂荣臻处于“诸多被否定”的状态，一年前，1943年初支持杨成武，也是引起高干们诸多不满的原因之一。
1944年初召开的晋察冀分局的高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当时留在晋察冀，没有到延安参加“七大”的晋察冀党政军高级干部。194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的肖克，还有从冀中军区过来的晋察冀军区代政委程子华主持会议，郭天民、刘道生等领导干部都做了重要发言。这次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与一分区在满城县慈家台的整风会几乎同步举行。
为什么一分区整风，如此重要的一个活动，杨成武竟然指定一个小小的宣传科科长彭澎来负责？杨成武只给会议定了调子，“学习为主”，就撒手了。他和那些一分区领导们都去了哪里？
因为当时科长以上的一分区领导干部，都到晋察冀开会去了。一分区只留下一个没有了任何职务的黄寿发，主持着军事大局。
1943年底刚刚大病初愈，恢复了工作的杨成武也在其中。一分区整风会还在进行之中，杨成武回来了，据老干部回忆，杨成武当时仔细阅读了每一份干部的发言纪要，然后旁听了以后会议上的干部发言，对其中“过左”和“过火”的言论进行了纠正。
杨成武的这一系列举动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他曾参加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但发现气氛不对，矛头都对着他的后台聂荣臻去了，而且从“批路线”很快演变成了全面批判。作为聂荣臻一手提拔上来的老下级，以及同肖克很尴尬的关系，杨成武难以再忍受下去，如果他继续在场，这次会议上将逼迫他当众表态，很可能会演变成对他的批判。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借着一分区整风还在进行，离不开领导人，会议途中告退回来。回到一分区整风会场的杨成武，这一次真的融进了整风，他亲自把关，防止有人把会议搞左，矛头向着领导而去。
1944年2月，杨成武在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期间回到一分区，除了这个整风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调集一分区主力一团，由罗元发等领导人带领，开赴延安。尤其是1944年4月，肖克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这些人来到延安，也把晋察冀的矛盾给带了过去。
1944年初晋察冀分局高于会议上的不正确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干部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也带到了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晋察冀代表团的干部之间。在杨家岭的一次会议上，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言辞激烈，涉及到人身攻击，纪亭榭站起身来“国骂”，以致双方险些动起手来。当时聂荣臻赶紧把维护他利益的纪亭榭拉走，私下里单独谈话。聂荣臻对纪亭榭说：“找你来谈，是提醒你在整风中要冷静。你那天在会上骂人是不对的。凡事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嘛！”
绰号“纪大炮”的纪亭谢回答聂荣臻说：“骂人不对，我承认。可是个别人采取攻击你的办法，在那儿活动要参加七大，打个人的小算盘，这对吗？这个会我还得参加，还得辩论，要不没真理！”80年代初纪亭榭在彭家，再一次同《聂荣臻回忆录》写作组的彭澎提起这件事时，犹有当年的咬牙切齿之意。
聂荣臻在后来说：“晋察冀的工作，我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问题的，应该允许人家提出批评嘛。即使有些意见提得不够准确，供我们参考也是很好的。同志之间意见不一致，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应该讲究方式方法。意见实在统一不了，可以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
中央及时地发现了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作了指示，认为这个会议应该开，但是对某些问题处理过火了，不是那么实事求是，有些事情一时搞不清楚，留待将来再说。
会后，当时任四分区35团政委的傅崇碧后来说：“聂老总胸怀很宽广，度量大。他从延安回来后，对那些提过他意见的人依然如故，仍然重用。”
1944年9月19日，聂荣臻与前来延安的萧克经过研究，并报经中央批准后，发布了成立冀察、冀晋、冀中、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的命令。这就是说，肖克提出的晋察冀军事改革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有力支持。
1945年4月至6月，聂荣臻出席了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9日，他在大会上作了《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指出：“晋察冀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的”，这是“由于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自卫军的结合，由于我们和人民利益的一致，特别是因为我们与长期处在民族斗争第一线和有悠久民族斗争历史的晋察冀人民融合在一起的结果”。
七大结束不久，党内开了个华北问题座谈会，聂荣臻出席了这个会议。华北会议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到后来，发展成对彭德怀的批判，主要是“百团大战”的问题。聂荣臻也受到了批评，并且作了检讨发言。但是，他对批判彭德怀的过火行为是有看法的。他认为整风的“重点应该是分清路线是非，至于每个同志在作战指挥或具体工作上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那是次要的，同路线问题不能混为一谈，解决的方式也不能一样”。
参加七大，聂荣臻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党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认为，尽管整风审干中出现过偏差，尽管华北会议开得过份了些，但通过这一过程，使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分清了路线是非，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的喜讯传来，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们，全都狂喜地握手互致祝贺，准备团结起来向日本侵略者发动最后一战。聂荣臻8月10日与肖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抽主力几个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
1945年9月，乘坐美军飞机回到晋察冀的聂荣臻，从程子华手里接回了领导权，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直至1949年进入北平。
继续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的肖克，一度短暂担任张家口卫戍司令员——接替郭天民。可惜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就被郑维山替下，以后继续担任聂荣臻的副手，但过去曾经一度行使的指挥权没有了。
1945年10月，按照中央的指示，晋察冀军区组建了冀察郭天民、冀中杨成武、冀晋陈正湘三个野战纵队的晋察冀野战军，并联合贺龙的晋绥军区，向绥远的傅作义军队展开攻势。历史上称之为“绥远战役”。
我军的战略目的，打算将晋察冀和晋绥两大根据地连为一体。为了解救处于劣势的傅作义军队，国民党军队乘坐美国军舰，在辽宁锦州的葫芦岛大批登陆，然后从东向西进攻冀热辽一带的共军，晋察冀被迫在西面的绥远和东边的冀热辽两个战场同时作战。
为了应对冀热辽方向的国民党军队，晋察冀军区只能勉为其难，再次组建冀察刘道生、冀中黄寿发、冀晋赵尔陆三个较弱一些的野战纵队，成立了肖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的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这三个野战纵队建立完毕，已经是1945年的12月底，随着1946年1月的到来，国共和谈在重庆签字，国共军队之间全面停战，晋察冀首先裁撤掉的，就是肖克的这个第二野战军。
1946年1月，国共和谈签字；之后的4月，晋察冀率先大裁军，是聂荣臻晋察冀军区领导班子的一大败笔。当时郭天民、杨成武为代表的晋察冀野战纵队的领导人都反对这样伤筋动骨似的大裁军，但肖克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没有什么言论。也许肖克当时并不在军区司令部主事，他和罗瑞卿在东线，虽然手下的部队被裁撤掉了，但他们一直坚持到军区召开涞源会议才与聂荣臻合并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