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0汉朝的经济制度看这里!《盐铁论》：汉朝灭亡的经济根源是什么？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上层建筑行业必须相应地发生变化。

在具体的社会领域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而国家政权则为上层建筑。每一个朝代的政权兴亡背后都有着经济根源，汉朝也不例外。其中，成书于汉朝中叶的经济学名著《盐铁论》深刻地分析了汉朝的经济基础，通关“大夫”与“贤良文学”的辩论，阐明汉朝时期的两条路线之斗争。

大汉帝国的两条发展路线

封建小农经济具有分散型、个体户的生产模式特点，因而只有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才能适应这种经济基础。

汉文帝在位期间，免除田税，亲自耕作，劝课农桑，大减刑罚。为了实现富国富民的目标，实行农民可以用米粟换取爵位的政策，这样一方面打破贵族阶级对爵位的垄断，另一方面鼓励农业生产，实现了国库的丰实。

及至汉武帝时期，当权者大乱前朝之政，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来劝武帝绝黄老之道，实行思想上的大一统；为了迎合武帝的迷信观念，兒宽、公孙卿外饰儒术、内实巫术，皆劝武帝练道修仙，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黄老遗臣，仅剩汲黯一人。

汉武帝恢复了秦朝的国家垄断，通过推恩令将郡国权力收归中央，实行对外扩张，南征百越，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军士战马耗尽、兵甲转运枯竭。为了应对巨额财政赤字，武帝实施民可以用金买爵赎罪的政策，这又造成了豪商富贾对爵位的垄断，官僚机构臃肿，腐败开始盛行起来。于是倒逼朝廷反腐，大兴吏治之风，历任丞相窦婴、公孙贺、刘屈犛皆不得好死。

汉武帝临终之前，在经历了巫蛊之祸，误杀太子后方才悔悟，下罪己诏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末期又重启黄老之术，为昭宣之治打下基础。

由此可知，武帝政治才能不及文帝远矣。世人读史，徒见武帝开疆拓土的表象而不见其政治腐败、经济混乱、民乏国困的事实，妄称为“盛世”，夸耀武功，亦颇荒谬。

盐铁会议上的两派争论

贯穿于西汉帝国的经济政策问题是：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自由放任与儒家的“春秋大一统”、国家垄断之间的争辩。

高祖与文景二帝都信奉黄老，轻徭薄赋，朝廷无为；及至武帝频繁用兵，财政赤字日益增加，于是武帝绝黄老之道，施行秦朝式的国家垄断政策。命财政大臣桑弘羊制定平准、均输之法，国家垄断盐铁、酒类行业。武帝末年，民生凋敝，户口减半，追悔莫及，遂下罪己诏，决定重回黄老，无为而治。

昭帝继位后，辅政大臣霍光召开盐铁会议，两派人士在会上展开了大辩论。一边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府垄断派，另一边则是民间的贤良文学派。贤良文学派虽然是儒者，但其主张自由放任，方向上与黄老道家一致。

要评判两派孰是孰非，首先弄清楚汉朝的经济基础。汉朝的生产方式是生产资料分散、小农个体经营的自然经济，搞官府垄断所有制自然不适宜这种经济基础；贤良文学派主张盐铁民营、私有化，重农而抑商，可谓切中实弊，但这些腐儒的偏见也有一种经济领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不知道泛滥的私有化容易使改革的成果被豪商富贾窃取，民富而国穷，形成弱宋的模式。

辅政大臣霍光最终选择的是黄老道家路线，与民休息，免除税负，鼓励农业生产。一方面取消酒类与些许铁器的官营专卖，缩小国家垄断；另一方面保留盐铁官营，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定。

到了宣帝时，继续与民休养生息，整顿吏治，建廉洁政府，开设常平仓，由国家干预经济，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粮食价格，抑制土地兼并，保护农民的利益。充分发挥官府在经济中的调控作用，既能无为而治的发展经济，又实现了开疆拓土的对外有为，最终取得“昭宣中兴”的政绩。

西汉因经济领域的变革而灭亡了

西汉灭亡的根源可以在《汉书·食货志》中找到，汉宣帝刘病已“以霸王道杂之”为治国之道，建立起一套结合黄老无为放任和法家国家垄断并行的治国政策，取得了中兴的政绩。

宣帝驾崩，元帝继位，雅好儒术，颇改先帝旧制。彼时，自然灾害多发，诸儒进言说“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元帝便听取诸儒的建议，倒向盐铁会议中的贤良文学派一边，实行盐铁业的彻底私有化，并罢除常平仓。

成帝时，豪商富贾、皇家贵族依靠自身的实力优势，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不断地形成私人垄断集团。由于诸刘皇族皆分封于关外，而外戚、宦官却聚集在关中，土地兼并、庄园经济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因而在中央内部势力日益坐大。成帝大封王氏宗族，从此外戚王氏把握住了汉室的权柄。

哀帝在位时，想通过限田令，阻止土地兼并，扼制关内垄断集团的势力，但改革困难重重，由于反对派的实力巨大，最终无法实施。

王莽篡汉后，面对私有化泛滥所导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局面，他大胆地开启激烈的国有化改革，把一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不准买卖，一切奴隶亦不得交易；又实行盐、铁、酒、铸钱全部收归国有等垄断性政策。由于王莽的土地国有化改革过于剧烈和反复，等于在同一时候一举剥夺了大地主和农民的利益，一方面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另一方面导致农民对土地剥夺产生不满。农民被逼逃离仅剩的地产，流离失所，在天灾人祸和饥荒的刺激下，爆发了起义。

由此可知，成帝提拔王氏贵族，使其篡位只是表象；元帝私有化改革，放弃国家干预经济，造成私人垄断和土地兼并才是西汉灭亡的根源。

后汉吸取教训，改革前汉之弊

西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发明了代田法、耦犁和耧车，悄然的引发了一场农业革命，进而从生产力层面上升到生产关系层面，引爆整个汉王朝的危机。为何汉初及汉中的自由放任政策都没有造成恶化的私人垄断和土地兼并，唯独元帝自由化改革后，这种兼并现象才变得极为普遍？原因就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盐铁论》记载代田法推广的条件在于土地的集中、组织性大生产以及农具、牛马的充足。能具备这些条件的唯有关中的大地主阶级，另外耦犁和耧车的出现，缩减了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性，方便开展组织性大生产，这就为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需求和动机。

农业技术的改进，使宣帝时“岁丰谷贱”，不得不建常平仓以调节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封建王朝是土地私有、可以转卖的所有制形式，因此在自由化、私有化的土壤上，迅速地滋生了土地兼并的现象，使原有的所有制结构无法满足更新了的生产力水平，最终造成旧制度的崩溃。

王莽国有化改革的药方过猛，同时得罪了地主与农民阶级，所以在历史上得不到好名声。东汉光武帝实现“度田令”、核实土地户口、限制兼并，按土地亩数收税（类似高额累进税），这才化解了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矛盾。但“度田令”本身也无法消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固有的弊端，顾炎武在《菰中随笔》分析道，封建社会的生产必然会导致贫民对田地的荒废。封建政府为了避免土地的荒废化，总是需要默许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以便得到赋税，维持统治的运转。只要封建土地私有制存在，就无法跳出土地兼并再瓦解的历史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