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初在北京正式演出京剧《穆桂英挂帅》的梅兰芳说:“我非常喜欢这部话剧。中年的穆桂英很适合现在的演出条件。”
同时有两种纪念意义,首先是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另外也作为我入党的纪念。”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最后一部作品。戏曲评论家、梅兰芳先生的秘书许姬传曾写道:“《穆桂英挂帅》的唱腔是徐兰老(徐兰沅先生)和梅兰芳先生共同设计,由姜凤山胡琴伴奏,虞化龙二胡,这是最后一出梅派剧目,以醇厚凝重的唱腔,洗练的过门,配合波澜壮阔的打击乐,集中表现穆桂英的大将气度,成为梅剧的结晶。”文中提到的徐兰沅先生,就是我的曾祖父。1959年春天,宣武门外永光寺中街3号——徐宅门口总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听我奶奶说,那段日子梅兰芳先生来我们家来得特别勤。梅先生拿着剧本跟我曾祖父在堂屋一起设计《穆桂英挂帅》的唱腔,一聊就是半天,赶上饭点儿就在我们家吃饭。我曾祖父兴致高的时候,就亲自下厨炒几个菜,我奶奶在边儿上打下手,有时候就全交给我奶奶去做。梅先生从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
吃饭可以随意,但艺术绝不凑合。一个过门、一句唱腔,都要不断推敲。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写道:“一九五九年春,我排《穆桂英挂帅》,和徐兰沅先生琢磨唱腔,有人建议,穆桂英登坛点将一场,在帘内唱完导板后出场,披蟒、扎靠,抱令旗,拿马鞭,唱原板‘擐绣甲跨征鞍整顿乾坤’。可以把《芦花河》里‘进唐营’的腔安在‘整顿乾坤’上。徐先生反对,他说:‘您开无线电试听,很容易碰上这个腔,已经用滥了,并且也不合穆桂英这位大元帅的身份。’我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们琢磨这场戏的腔,以凝重大方为主,不尚花巧,着重在表达穆桂英的大将风度。”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学习借鉴,不能生搬硬套,吸收他人的艺术,也要量体裁衣,运用得当。
我曾祖父能和梅先生合作长达二十八年之久,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艺术观点始终保持一致。在创造新唱腔的问题上,我曾祖父认为,梅先生的唱腔之所以有味儿,不仅是字音真切,旋律优美顺畅,而且还能阐发人物的心绪,深化人物的情感。唱腔如果紧紧捆在字音上,结果只能是字正而无腔圆。
创腔要标新,要立异,但也必须尊重人们的欣赏习惯,逐步换新,在原有的基础上求得新生。在创造新唱腔方面,我曾祖父提出:新腔应该“既是新朋初见,又似旧友重逢”,这就是要标新于人们的听觉习惯范围内,在通常的规律中立异。
《穆桂英挂帅》有一场精彩的“捧印”。这场戏的身段设计充分体现了梅先生超凡的艺术创造力。梅先生认为这场戏中穆桂英刚从不愿出征转变过来,紧跟着就是闻鼓声而振奋,这中间应该有个过渡,否则就太生硬了,在这场里有必要给穆桂英加一段戏来展现她的思想活动。当年,我爷爷徐元珊是梅剧团的当家武生。梅先生跟我爷爷说了他的创作意图,希望能从武生戏里找到可以借鉴的动作。我爷爷就联想到《一箭仇》中史文恭战罢回营,有低着头揉肚子的身段,何不把它借用过来呢?于是建议梅先生采用“九锤半”的锣鼓经,并为梅先生设计了一段舞蹈,来展现穆桂英思想转变的复杂过程。何为“九锤半”?就是京剧武戏的一种锣鼓经,为无台词的表演动作所专用,常用来表现剧中人物在思想混乱时的思考和犹豫。
梅先生善于挖掘地方戏中的宝贵财富,向姊妹艺术借鉴学习。他在移植地方戏的同时,又不断加以丰富、创造,使之适应京剧的表演风格。正如他所说“不论哪一种艺术,都应该广泛地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在唱腔设计方面,他善于向传统学习,尊重京剧音乐欣赏的听觉习惯;在身段设计方面,他善于跨行当学习,做到了“文戏武唱”,用有限的动作,把人物形象准确地塑造出来,把人物内心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真正从人物出发,不是单纯卖弄技巧;在选择剧目方面,梅先生善于认识自我,穆桂英那老当益壮的精神,和晚年的梅先生有着情感上的共鸣,也符合梅先生当时的身体条件。创造一出经典大戏,还要有一个优秀的创作团队,要倾心打造剧目本身,剧目成了经典,创作者自然也就成为永恒。(徐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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