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红磡唐朝乐队】失落的中国摇滚：我以为他们都开跑车、戴大金链子，没想到这么惨

"谁也没想到一年后会失业."

一位音乐人朋友对我感慨不已，但这只是疫情下音乐行业的冰山一角。

随着各类综艺的带动火爆，原本被认为是演唱会大年的2020年，因为受到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两岸三地的演唱会纷纷延期。

同时，独立音乐人的首要变现渠道Live house也大都处于停业状态。这对于国内刚刚步入正轨的音乐市场而言，无疑是一记重拳。

头部艺人或许可以依靠之前的积累能顺利度过难关，可依托综艺或热歌刚出头的小众音乐人则更加举步维艰。被迫处于“待业”状态，无论是演出收入还是音乐制作进度都受到了影响。

他们各自焦虑着、等待着，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这个局面。

危机往往会催发新的市场。

在线下停滞的间隙，以摩登天空为代表的音乐厂牌相继在短视频平台开启了线上直播。

摩登天空与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联手，推出「宅草莓」线上Live活动，一时间吸粉无数。

面对危机，在创新运营下，“云蹦迪”催生出新的行业风口，成为近期乐迷口中的关键词，而「宅草莓」这类的直播活动也为一批独立音乐人提供了线上“再就业”的借鉴：

“通过直播演出、线上打赏变现的方式既帮助音乐人获取一定收入，又解决了乐迷无法出入音乐现场的迫切需求”。

很多时候，我总会感觉当代音乐人是多么幸运。

据业内数据统计，截止2019年年底，某单一音乐平台的原创音乐人数就突破了10w+。

得益于音乐综艺与市场的逐步建立，暂且不说痛仰、新裤子这般动辄五六十万的商演费用，这10w+原创音乐人在当代无论是通过全国巡演还是流媒体，如果真的有才华，那一定会被大家看见并找到自己的变现渠道。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过去仅仅被当作勉励的教条，在他们身上却不断印证——如果有一定的大众名气和作品沉淀，赚大钱看命，但赚钱肯定能实现。

正因如此，我们能看到尽管大众对新裤子、痛仰、刺猬等乐队褒贬不一，但只要具备一定名气，在硕大的音乐市场占领一条分支。无论音乐类型是大众或小众，都能依靠它养活自己，过上美好生活。

然而，这被时代赋予的果实没有眷顾老去的那批摇滚人。

他们的“名气”，在当时起到的经济作用微乎其微。尽管“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在1994年缔造了红磡演唱会的神话，但彼时的全民皆知的人气和话题，却没能带给他们现实的帮助。

有一部记录中国摇滚变迁的纪录片，摄影师跟着导演辗转拍摄过窦唯、张楚、何勇这拨人的生存状况，真正见识到他们的窘境之后，感慨万千：

“我之前听他们的歌，以为他们都得是带着大金链子，开着跑车、身后跟一帮小弟，应该是很帅很有钱的那种形象。可当我实际了解后才发现，根本不是我想的这样，他们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

十年时间，黄粱一梦，老摇滚人用理想主义的信念为我们构建了中国摇滚的轮廓和方向。

他们的“疯狂”成就了传唱至今的经典作品，但也正是那份“疯狂”终究让摇滚梦变成了一场梦。

「1」

喜欢摇滚的乐迷一定听过这句话“张楚死了，何勇疯了，窦唯成仙了”的戏谑之言。

虽说是戏谑，但也现实。

狂欢过后，看似一片繁华的摇滚乐却逐渐走向了下坡路，原因其实很简单即“摇滚的内核性与商业性无法得到统一”，而将这一切带到巅峰又悄然陨落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1986年，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群星演唱会座无虚席，崔健凭借《一无所有》成为“中国摇滚第一人”，同时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

当大家以为摇滚乐能够在内地这片土壤生根发芽的时候，现状却仍未改变：

每一支乐队都没有好的器材，没有好的资讯环境，没有演出市场，但他们却迸发出强力的生命力。

恰逢此时，创办了台北「Taipei Jam」音乐节的滚石企划经理张培仁出现了。

他带着想要找到更加解放一点、更具人文创作态度歌手的目标，在听完崔健《一无所有》的卡带后，只身前往北京，张培仁相信这种脱离了抒情和偶像的音乐形式一定能开拓出新的市场。

在北京王府井的一家咖啡店，张培仁见到的了当时组队还未满一年的唐朝乐队。

彼时，内地的摇滚圈还没有人知道唱片业是怎么一回事，但每个人都期望能通过音乐获得理想的收入，让自己生活得好一点。

熟悉音乐商业运作的张培仁对于内地摇滚在来京之前就已经有了一套准备实施的想法，他认为要想靠音乐养活音乐人，首先就得让这帮人职业化，而不是错误的理解为迎合商业套路。

于是，双方交谈后一拍即合，签下唐朝乐队成为了张培仁在内地做的第一个决定。

当时张培仁虽有将内地摇滚扛于己肩的热情，但对中国摇滚还欠缺足够的了解与耐心。

同时，专门制作摇滚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便在人才济济的滚石唱片也拎不住几个，毕竟当时的市场风向标是以金牌制作人李宗盛为代表的芭乐情歌。

跟很多制作人交流过如何给唐朝乐队做专辑之后，张培仁对他们那一套制作框架彻底失望了，情歌和摇滚原本就是两个内容的东西，隔行如隔山。

正因如此，唐朝的专辑迟迟没有开工，而这次延期让张培仁发现了一个新的“宝藏”。

1990年张培仁再次来到北京和唐朝乐队协商专辑制作事宜，在乐队经纪人刘杰的推荐下，他听了一首叫做《姐姐》的音乐demo，这首歌让他在北京的寒风里感动得泪流满面。

签下张楚，成了张培仁的第二个决定，他也更加坚定了他要为这些人找到合适制作人的想法。

在拒绝了一大票制作人后，慧眼识珠的张培仁发掘到了彼时仍默默无闻的贾敏恕。

1991年，张培仁卖了台湾的房子，拉着贾敏怒一起来到了北京，经母公司滚石唱片同意，创立了魔岩文化。

这一年，也成为了中国摇滚的商业化元年。

或许是看到了内地流行音乐产业的空白与商机，张培仁在成立魔岩之初，立志要做的事就是推动整个内地流行歌坛的发展，而非单一的摇滚乐。

为了方便管理，魔岩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创立了专营北京摇滚的子厂牌“中国火”，同年中国摇滚史上第一张集合了黑豹、面孔、唐朝等元老级乐队的摇滚乐合辑诞生。

1991年末，唐朝乐队首张专辑《梦回唐朝》制作完成。

因为贾敏恕的加入，专辑质量出乎意料的好，可制作完成后新的问题又来了——该找谁帮忙发行？

正巧当时同属一个母公司的香港劲石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他们旗下的黑豹乐队首张专辑《黑豹》已经在港台发行，但是却找不到门路在内地发行。

张培仁拿着这两张专辑向音乐家出版社解释了半天：“摇滚乐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终于得到支持。

1992年冬，这两张专辑在内地同步发行。

唱片发行之际，魔岩带领唐朝乐队在北京火车站前的唱片店门口进行签发活动，引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反响。

唐朝乐队的这张专辑也在销量榜单上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它的发行就此成为了中国摇滚历史上的里程碑。有媒体说当时唐朝乐队首张专辑创下了1200万盒磁带的销量，虽然数据存疑，但商业影响无疑是空前的。

唐朝乐队的火爆程度，让张培仁看到了“摇滚接近人民”的希望。

同年，窦唯离开“黑豹”组建“做梦“乐队，“做梦”解散后，他赶紧将窦唯收入麾下，又连夜翻墙说服了大地唱片的何勇，最后拉上张楚，营销出了大名鼎鼎、人尽皆知的“魔岩三杰”。

1993年，摇滚热持续升温。

“黑豹”举行穿刺行动，演出引起风暴；

媒体不再将摇滚乐“妖魔化”，原黑豹乐队经纪人郭传林后来还受央视邀请，和李咏讨论过窦唯的离开；

《东方时空》播送了张楚的《姐姐》，而在前些年，DJ张有待是冒着风险播放何勇《钟鼓楼》；

一切仿佛真的开始不同了。

1994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黑梦》《垃圾场》“三连炮三连响”，“魔岩三杰”用销量成绩将摇滚商业化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可张培仁的胃口却越来越大，他依然觉得这些还不够。

于是，在中国摇滚自我膨胀的那一年，张培仁以“神州艺术团”的名义，靠着37张假证蒙混过关，带领乐队创造出“红磡神话”。

「2」

1994年的“红磡演唱会”的确是灿烂的一夜。时至今日，关于红磡，留下了太多传说。

何勇斥“四大天王”小丑，黄秋生满场飞奔，观众癫狂。

笛子、吟唱、嘶吼不断从舞台中央引领起台下的骚动，尽管窦唯唱错了歌词，张楚的吉他手走音，但这些瑕疵反而成了观众听觉上的点睛之笔，他们给足面子狂舞乱叫。

对于听惯了芭乐情歌的香港人而言，没人想到内地的流行音乐有如此魅力，那一晚的红磡也由此变成了狂欢的海洋。

或许张培仁也没想到，经由自己一手妙笔包装，赋予了“摇滚春天”意义的大团结过后，内地摇滚迅速急转直下，中国摇滚圈的吊诡也正式开始。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突发哮喘死亡。2天后，央视新闻播报了这条令人悲伤的消息。

次日，唐朝乐队贝斯手张炬遭遇车祸，不治身亡。

此后，丁武一颓就是几年，吉他手老五因为跟他理念冲突，愤然离队，唐朝乐队的创作力几乎陷入了停滞状态。

紧接着，圈内其他人也仿佛着了魔一般，纷纷失语。

张楚写不出来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没能大卖；窦唯不愿开口唱歌；何勇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随着一系列变故的发生，曾经自信满满的张培仁也因为滚石唱片商业战略的调整，不得不撤回台湾歌坛，将魔岩留给一个同事打理。

他临走时说自己三年后一定回来，可他的离去却彻底将发育不全的中国摇滚打上死结。

这些表面看似毫无联系的事情聚集到了一起后，中国摇滚便碰上了撞邪般的命运。

当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那段离奇的境况时，我们不难发现， 这都是早期各种问题潜伏下来的恶症，它们看似分离却又有因可循。

「3」

首先是圈子内部出了问题。

早期的摇滚乐队虽然积累了自己的固定听众与相应名气，但由于音乐传播途径少、消费市场尚未形成等原因，除了北京本地人知道这些摇滚乐队外，偏远地区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摇滚是什么，更别提愿意花钱消费。

因此，他们歌曲内容形象饱满，但现实窘迫的反差悄然生根。

名气与现实带来的差距，造就了老摇滚人的傲骨。

由于没能获得市场青睐，也没有多好的生活条件，他们努力用信念麻痹自身，将自己的生命和希望寄托于理想主义，想以此忘却现实中的遍体鳞伤。

对创作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天然优势，不然我们也不会从他们的作品中领略到只属于90年代的时代烙印与人文关怀。

可另一方面，这种理想主义又是模糊的，它需要外界的刺激才能转换成创作的灵感，这就导致那批摇滚人为了寻求灵感而走向悬崖边缘。

这群人是毒品滥觞的重灾区。

时至1997，“指南针”主唱罗琦上了出租车后毒瘾发作，让司机带她去买毒品，出租车司机很负责任地直接把她送到相关部门。

罗琦为了戒毒，付出了巨大代价。多年后，她接受采访说，圈子里沾染上这个东西的，不是颓就是死。

早在摇滚刚冒头时，就有媒体批判说“摇滚和毒品挂钩，应该予以抵制”，这无疑是主流意识对摇滚天然的排斥。

可他们的疯狂，不仅于此。

张有待在一次访谈时说道“1996年前后，摇滚演出审批已经松了很多，但有些乐手实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时代音乐回顾，在台上把钢琴踩坏了”，这个人是何勇。

踩坏钢琴倒是小事，但是他在唱《姑娘漂亮》时大喊“李素丽，你漂亮吗”，引起媒体的愤慨和抵制。

除了圈内的“疯狂”，圈外因素同样也为中国摇滚的陨落埋下了祸根。

张培仁在一开始来到北京时，滚石唱片如日中天，公司愿意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张培仁的理念和对内地摇滚乐的拓展。

雄心勃勃的他曾经号称为中国摇滚可以赔十年不赚钱，所以在乐队投入上张培仁从不节省，于是，有些人觉得花钱有公司买单，那就不用手软了。

有的乐队包过一年的总统套房，有的乐队拉着亲戚朋友去王府井吃一顿上万块钱的饭报销，很多乐手都是扒磁带长大的，进了录音棚后一个人节奏错了，全都得重来，这些都得用大量资金来推进。

因为养着乐手，资本也自恋的产生了一种“救世主”般的优越感，公司内部的人甚至说：

“没有滚石，那些人不过就是街上的二混子”。

当然资本也不傻，他们发现了内地乐手渴望稳定收入，所以便采用较低的工资套住他们，甚至用二手乐器来交换长期版权。

没人懂商业规则和版权，很多小乐队为了眼前的利益，便稀里糊涂签了合同。

后来，唱片公司和乐手之间说不清的烂账也让隔阂越来越深。

不仅如此，随着时势的变迁，当滚石唱片逐渐走向下坡路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财力供内地摇滚继续消耗了。

他们选择“摒弃乐手，签人只签主唱”的商业策略，而这也让大部分摇滚人对商业开始持有了怀疑态度。

众所周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乐队的意义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音乐人一起思想碰撞进行创作。

如果只签主唱而摒弃乐队其他人，那注定导致内部人员心理失衡产生摩擦。

当事人何勇回忆说，“当初被公司签了的主唱和没被签的乐手之间总有那么一道墙，虽然大家表面还是一样，但是总会感觉到尴尬”。

因为商业环境强行改变了乐队早已习惯的生存方式，一些人和公司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1994年红磡演唱会上，窦唯不小心忘词了《噢！乖》，他当时强烈要求公司在后期一定要补上那一段达到完美，而魔岩却选择直接将现场原封不动的呈现。

这个忘词失误在几十年后，还被我们认为是经典瞬间。可窦唯不这么想，他认为要发行的音乐是不能有失误的，一定要完美。

魔岩将自己的失误公之于众发行出来的行为，他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觉得他们居心叵测。

之前的窦唯是认为一套完整的商业体系能帮助自己和乐队走得更好，最后说服乐队个人和魔岩签约，但后来的一系列分歧让他质疑，最后他选择了退隐，不再唱歌。

「4」

内地摇滚刚搭上了来自港台这两个窗口的“顺风车”，就被自己和身边的环境踢下了车。

1995年，张培仁撤回台湾后创办了台湾魔岩，签下了伍佰、张震岳、MC热狗、陈绮贞等人并将他们由独立推向了主流舞台，而临走时的“三年之约”也付之东流，张培仁一直没有回来。

此后，唱片工业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推进到来，全世界的音乐产业格局都在发生变化调整。

中国摇滚在经历了前十年的迅猛发展后，随着张培仁的离开，大家对商业也彻底失望了。

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盗版的横行，一方面他们的歌因为饱受盗版侵害导致大批摇滚人开始没有了收入来源，另一方面随着“拜金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那个迸发出强大生命力，用愤怒嘶吼表达内心深处的歌曲形式也逐渐不再受到审美青睐，这直接导致了那批老摇滚人没有了演出市场。

2002年，何勇一整年就只接到了3次演出，他抱怨因为经济问题自己快过不下去了，但他的歌却被很多人当作彩铃，他很想从之前歌曲的版税所得中分一些钱，但又不知道该找谁。

张培仁在千禧年后说道，“真正做出摇滚乐的是北京这座城市，而非个人”。

时隔多年，我们不知道他的这番话是不是在为自己开脱，不可否认当初摇滚的辉煌，让很多年轻人有了想要进入这一行业的想法。

正因如此，不论是现在的痛仰还是新裤子，虽然他们失去了当年老摇滚人的土壤，但他们也正在用更聪明的办法推广摇滚。

“摇滚乌托邦”的解体是时势的必然，摇滚人用他们的疯狂、努力和执念构筑出中国摇滚的雏形，而这些内在的东西，在诞生经典良作的同时也让他们走向消逝。

摇滚从未变过，中国摇滚只是更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