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艳作家团队-蓝色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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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无论哪个王朝,以王室为公的金军的力量往往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以西汉为例,其禁军力量大体可分为南军、北军以及最核心的郎卫三大部分。这其中,最为特殊的当属北军。这支数量最为庞大、兵源来历最为广泛的部队,是西汉皇室最倚重的直属军事力量,但奇怪的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支军事力量的组织结构却几度更迭,其最高长官中尉的职权更是被一削再削。一些人认为,汉武帝是为了保持三支禁军力量的平衡,这才对其一再打压。那么,北军的种种变化,真的是因为汉武帝刘彻的帝王之术么?

出于居重驭轻的原则考虑,汉武帝的确对北军的强悍有所忌惮,再加上在北军因戾太子谋反事件中的异动,他对于这支劲旅的警惕无可厚非,但若说这位曾经北击匈奴的强势君主,因此就甘愿自废武功,那也是太小瞧这位帝王了。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西汉的这三支禁军力量,这三支军队兵源来历、编制数量差别极大。《汉书》中称:“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西汉禁军体系基本沿袭秦制。卫尉为南军统帅,郎中令则统领郎卫。从职责上来看,南军负责宫城防卫,而郎卫则更近一步,宿卫宫殿。因为,郎卫与皇室关系最为亲近,待遇也最为优渥。像我们时常听说的羽林、期门军都归属郎卫。相比之下,北军的情况就稍微特殊一些,他们除了保卫京师的职责外,还要承担起对外征伐的任务。即所谓的“内卫京师,外备征伐”。

正因如此,西汉北军编制远超南军以及郎卫两军之和。

数量上的优势还是只是一方面。作为一支需要负责对外征战的禁军力量,北军虽然会承受较高频率的人员损失,但同时,依靠来自于三辅之地的兵源补充,西汉初期的北军并没有因为战损而凋零。相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西汉北军就像是一柄不断被锻打的宝剑,日渐锋利。相比于人员稀少的郎卫,以及选拔自郡国鲜有征调出征机会的南军,北军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着极高的保证。

汉武帝时期,曾经对禁军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种增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郎卫进行增强,二是对北军的最高统帅中尉进行架空。

前文提到的期门、羽林两军,就是在这一时期设立并编入郎卫系统的。在此之前,郎卫多由汉初勋贵以及官员子弟中选拔,这种选拔体系被称之为门荫。客观来讲,汉武帝时期那些汉初勋贵的子孙们还保留着尚武风气,从中选拔郎卫既能选拔才学之士入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笼络这群未来的“官二代”们。

但问题在于,这种门荫制度本身适用范围极窄,即使是门荫泛滥的成帝时期,其人数也不过“多至千人”,和动辄数万的北军相比,这样的军力很难起到牵制作用。更何况,从这种途径选拔上来的郎卫与其说是卫兵,不如说是西汉的后备役官员,再加上郎卫系统中“大夫”、“谒者”这类纯文职的属官序列,以天子亲军身份来讲,此时的郎卫军军力显然有些单薄。

为改善这种局面,武帝于建元三年,创设期门(后更名为虎贲),选六郡良家子中善骑者,太初元年,创建章营骑(后改名羽林骑),同样,也是专门招募六郡良家子中“善材力者”。除此以外,汉武帝还专门由战死军人的后代中选拔士兵,称之为“羽林孤儿”,也归于羽林军之列。不说人数不详的羽林孤儿,单只是期门、羽林两骑,在创设之初合计就多达三千五百人。

期门、羽林的创设,极大的改善了西汉初年禁军系统北军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此之后,由于兵源充足,郎卫军甚至可以开始随军出征,参与西汉王朝征讨匈奴的战争。

不过,对于汉武帝而言,北军的问题并不能被视为完全解决。与期门、羽林这些禁军相比,北军依旧是一直庞然大物,若不能妥善处理,一旦发生夺位之变,类似吕后时期“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的剧情恐怕就会屡屡出现。

为消弭隐患,汉武帝采用分权制衡的手段,逐渐削减北军统帅中尉的权力,甚至通过创设三辅都尉、八校尉以及城门军的方式来钳制北军。

最明显的是三辅都尉的创立。三辅都尉,顾名思义,是分别掌管西汉京畿左辅、右辅以及京辅的军事长官。早在羽林军创设的太初元年,汉武帝就开始着手改变京畿防御职能的划分,原本负责京畿防卫的中尉不仅名字被改为“执金吾”,其职能更是大大缩水。在过去,因为中尉负责京畿防卫,广义上的北军不仅包含京城内的禁军部队,还包含京畿附近归属中尉统领的各郡士兵。这才是北军作为一支禁军力量如此庞大的根源。而一旦中尉的职权被限制在京城一地,其管辖范围也就大幅缩减。

▲刘秀:刚才好像有人在说执金吾?

不过,和网上的一些说法不同,汉武帝此举虽然意在削弱中尉权力,但并不是在削弱北军。相反,从总体来看,北军作为一种京畿防卫力量,不仅没有被削弱还被大大增强了。

一方面,虽然中尉更名为执金吾后,其职权遭到缩减,可这并不妨碍西汉帝国对京畿部队的抽调和指挥,自公元前114年起,汉武帝就开始实行了所谓的“广关政策”。

与后世的诸多朝代不同,汉帝国实行郡国制,在函谷关以东,分布着诸多诸侯国势力。这些诸侯国势力的存在,使得函谷关、临晋关、武关一线成为汉帝国内部一道明显的分野。这道关隘,一方面使得西汉帝国可以据险以待,防备可能出现的叛乱。但同时,这道地理分界也使得西汉中央政权难以继续扩张自己的力量。为走出这一地理困境,汉武帝在位期间,曾经多次进行京畿的东扩。

所谓的“武帝广关”,就是这历次东扩中最著名的一次,《史记》记载,元鼎三年,汉武帝“徙函谷关于新安”,这座“新函谷关”与秦函谷关(即所谓的秦关)相聚一百五十公里。这一举措,为汉京畿带来了更为深厚战略缓冲的同时,也让秦汉时期极为关键的河东地区被囊括进了西汉中央的管控中。

《史记·货殖列传》中称河东、河南、河内为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汉书·地理志》更是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可见,在当时人心中,河东的重要性。武帝广关后,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悉数归汉中央直属。跳出统御北军的中尉视角来看,武帝时期的北军非但没有被削弱。相反,从其兵源地的扩充和资源的储备来看,其实力实际上远比之前要强上许多。

更何况,虽然西汉“北军”经常被冠以“中尉军”之名,可实际上,北军最高统帅可并不是只有中尉以及其更名后的执金吾。如吕后时期的上将军吕禄、文帝时期的卫将军宋昌,都有过统摄北军的记录。抛开这些特殊情况不谈,汉代的卫将军也很有可能与北军建制有关。

对比汉代的“中尉”、卫尉、郡尉以及卫将军这四种禄秩均为两千石的官员可以发现,中尉的属官名称和品秩设置,其实与郡尉最为类似,以中尉禄秩八百石的属官为例,分别名为“中发弩”、“中司空”、“中轻车”,这和郡尉的“郡发弩”、“郡司空”、“郡轻车”只有一字之差。可见在职能上,郡尉和中尉应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郡尉本身,除了军事职能外,还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因此,有些学者根据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汉简所载的信息,认为西汉时期,卫将军可能也曾承担统领北军之责。而在汉武帝改制后,中尉虽被削弱为京畿治安官,但广义上的北军并没有失去最高统领。如大将军(又称大司马大将军)卫青,乃至其他重号将军也有统帅北军的记录。

因此,认为汉武帝改中尉为执金吾便是削弱北军,其实并不确切。正处于对匈战争的汉朝,没有理由对自己最精锐的禁军部队下手,相比于自废武功,武帝选择摊薄中尉的职权来减少可能的政治风暴,并通过强化郎卫亲军来达到居重驭轻的目的。

然而可惜的是,武帝死后,汉帝幼年继位的情况屡屡出现,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皆是如此,外戚掌权几成常态。而这些掌权的外戚们,如后来篡汉自立的王莽,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身上挂有大司马将军或大司马的职位。可见,中尉虽然消失,但”内领尚书,外典兵马”的强人,却不会因此而止步。

参考文献:

[1]罗凯. 汉初长安的城防与“北军”建置.《历史地理研究》2019, vol39

[2]张焯. 汉代北军与曹魏中军.《中国史研究》1994年8月

[3]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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