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朝我想说隋文帝开凿大运河诏命：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富二代隋炀帝直接浪翻了

指南：隋朝国朝很短，大运河的完成几乎全军覆没，但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朝以后，中国南北方富力倾斜与依赖方向已经铸定，于北方——政治、南方——经济两基本地带被明显分划的态势中，大运河所发生连结与均衡作用，避免了十三世纪以来长久时间定都北京的中国再度南北分裂。

京杭大运河

交通为建设之母，庶政的根本，于今日已是常识。而交通运输事业，以载重量衡量其重要性，今日而言，空不如陆，陆不如海（水运），也系共通认识。大运河向来引为隋炀帝损耗劳动力恶政，便必须重加评价。

山脉呈东西走向而地势西高东低的中国地形，限制大河多向东流。以人定胜天精神，切割自然的东西向诸大河流，人工制造如此一条连结中国南北的长大运河，而且早在距今约一千三百年前已昂然出现，不得不叹佩为世界人类文明创造史与世界工程史上无与伦比的巨构。

其追随历史上汉族中国再度大统一而自地图上划定的事实，也象征了大统一雄浑魄力，代表新汉族结束南北朝分裂历史的纪念碑意味。

隋文帝与独孤皇后

隋朝运河工事之始，隋文帝受禅第四年的开皇四年（584 年）发布最早开凿广通渠的诏命：

“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悯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

“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置之今日仍是堂堂的严正政治原则，隋朝—特别便是炀帝的开凿大运河，受益以迄今日，则炀帝功绩，安得以逞行幸江南游乐私欲而浪费民力的评语，轻易一笔勾销？

隋炀帝游江南

开皇七年（587 年），又对四世纪之半东晋一度重开被放弃春秋之末吴王夫差沟通淮水（淮安附近）与长江（扬州）所作邗沟，而后又湮塞的山阳渎，再加复旧。

炀帝即位，乃有本格化大运河工事，分四段相续展开。四段运河长度，以华里计算，南线通济渠、山阳渎合二千余里，江南河八百余里，北线永济渠二千余里，全工程的规模宏大可见。而南、北线合流基点，指向的便是东都洛阳，《隋书》炀帝纪大业元年条的记述：“开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指黄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

隋朝运河四阶段的开凿，山阳渎系整修最早的邗沟旧路，通济渠至隋朝殆已全不能通舟，所以有炀帝人工运河亦即通济渠的重开，自汴州截直角改向东南流，大部分利用商丘至泗州间其时的睢水、涣水为新河道，距离大为缩短。

永济渠与江南河，则炀帝时代全新的运河大工事。隋朝通济渠或唐朝广济渠，以后至宋朝恢复汴河原名，再以后，以黄河流出的泥土淤塞日甚而放弃利用，加以十三世纪元朝以来国都确定建设于今日北京市，乃自山阳另开直接往北的新运河，接连永济河北段，便是今日所见大运河的面貌。

隋朝国祚短暂，大运河完成，几乎紧随已是覆亡。于中国全域富力由历史始源地北方黄河流域，向南方的长江流域与再以南倾斜之途行进，其态势明朗化，系赖大运河平衡南北经济能率所推动，而最早蒙受大运河交通运输实惠的，乃是唐朝。

《史记》货殖列传描绘秦汉“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的美景，自汉末展开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大波动期，间隔四、五百年而隋唐再统一中国南北，同一地区的全国政治、经济心脏机能虽似旧，繁华的外貌也仅如昔日，外强中干疲态从《通典》州郡四古雍州下附“风俗”记载，印象已至深刻：

“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圣唐永徽（650—655）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一个世纪后的766—779 年）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校四、五百万石矣”。

李白《忆秦娥》隐隐透露出关中的衰落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相对方面，《史记》货殖列传提示“不待贾而足”的南方惊人经济潜力，却便以四百年分裂南方的注力开发，而产业经济飞跃成长，南北朝分立之初的南方景观，已系“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旁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待到南北统一时代唐朝来临，基本产业农业于北方显著的生产衰退，而唐高宗之后中枢又不断扩大，俸禄给付数额随官员数不断递增，国用对南方的依赖度，惟有愈随时间愈与南方经济发达速度，成正比例升高。国家公粮运储的漕运重要性益益增大，乃出现《通典》食货十漕运项大唐条所收录引人注目的数字：

1.七世纪中的贞观、永徽之际，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 2. 八世纪中的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仅唐朝中期以前百年间，关中的江南米谷需要量猛跳二十倍，大运河利用价值已如何突出可见。

后续的朝代，中国南北方富力倾斜与依赖方向已经铸定，只有任令恶化，全无扭转能力，于北方—政治、南方—经济两基本地带被明显分划的态势中，大运河所发生连结与均衡作用，历史界均加重视。但更重要的，尤在便以大运河此等功能，而避免了十三世纪以来，长久时间定都北京期的中国再度南北分裂。

然而，为后世立有殊勋的隋朝却仅历二世三十八年，短命覆亡。覆亡原因，《通典》的总结说明有二：

其一：“（大业初为隋之极盛，炀帝）承其全实，遂恣荒淫。登极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炀帝时代隋朝政治中心也因之移至东都洛阳，而非长安，为异于文帝时代）。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亲征吐谷浑，驻军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驾东征辽泽，皆兴百余万众，馈运者倍之。又逆征数年之赋，穷侈极奢，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身丧国灭，实自取之，盖资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其二：“大业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便是说，连续的劳役与兵役征发逾度，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并发症。农民群由怨尤而愤怒，铤而走险。大业九年（613 年），杨玄感造反震撼爆发，乃导引动乱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杨玄感非隋朝皇族成员，却是拥高位、负盛誉的名门世族，其父越国公杨素，乃文帝重臣，平定江南陈朝的统帅部执行首脑，因之与名义的统帅晋王（炀帝）感情亲密，晋王时代的炀帝也因与之相结，得其协力而被立皇太子登位，死后玄感继承其父煊赫余绪，自身又具才能，好宾客，为国内名士所倾向。

随着叛乱层次升高，指导权多移入地方豪族出身者与利用了镇压暴动之名的政府高位次野心家。不数年间，群雄割据态势已成，而其时，炀帝正居江都离宫。618 年，炀帝在江都被侧近少壮幸臣宇文化及（非被隋文帝尽杀的北周皇室宇文氏同宗）绞杀。

人力所制造世界最长距离交通大动脉，今日的南北大运河原型，又便自博有恶名的隋炀帝而实现。虽然，以其系牺牲役丁数字过巨，甚且动员了妇女才开凿完成，向被历史界与营建东都新洛阳城并太多离宫同列，归纳为恶政事实的举证，但大运河的利用，对中国南北经济调和与物资流通的嘉惠迄今，也必须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