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连载042）宋朝的官僚结构究竟有多复杂？

复杂的官僚制度

我国古代官僚机构经历了几次历史演变，名称多种多样，门类复杂，连专家都经常被打七六八八。(莎士比亚)。

宋朝继承了唐朝及五代以来的行政机制，很多前朝的官僚机构都被保留下来，但却丧失了它们的实际职能，逐渐沦为徒有虚名的闲散机构。而在此之外，宋朝又自成了一套工作机构，维系着整个帝国的运转。

为了把情况了解清楚，请大家还是打起精神，跟我从上到下走一遭。

先从最高决策机构看起。宋代宰相的办公机构叫做“中书门下”，办公地通常称为“政事堂”，宰相的官职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称为“参知政事”。

官名又长又特别，在历朝历代中独步潮流，但宰相的实际权力其实已经大大缩水，不再是行政、军事、财政一把抓。枢密院早已分走了它的军事决策权，而另一个称为“三司”的机构，又分割了宰相的财政大权。

三司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上虽略低于两府长官，但和两者并没有上下级从属关系，直接向皇帝负责，哪怕宰相想花钱，也是要和三司使商量着办。所以，三司使人又被人称为“计相”，也很牛了。

可见，宋朝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实被分成了三块，所谓“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三足鼎立是也。

宋朝还有两个十分显要的机构是“学士院”和“舍人院”，在学士院里干活的人叫“翰林学士”，在舍人院里干活的人叫“知制诰”。和前面几个位高权重的机构比起来，这两个机构的工作内容实在简单——写公文。

翰林学士负责起草关于皇族、高级官员的任免诏令，人称“内制”。知制诰包办关于普通官员任免诏令，人称“外制”。

古代发布一个诏令可不像现在一样，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而是要拿出参加高考的架势，洋洋洒洒写一篇文章，得有文采、有气势，还经常引经据典。尤其是人事任免方面的诏令，经常把此人前面的表现总结一遍，重新安排岗位的理由讲述一遍，还得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实在不是常人干得了的活。

这些以码字为职业的官员，因为工作关系和皇帝挨得近，还有权做个参谋决策，一旦被看中，极有可能青云直上，很多宰辅高官就是通过爬格子爬到了权力顶峰。故而，这也是很多官员梦寐以求的岗位。

除了上面两个码字为业的机构外，还有两个机构也很重要，它们的工作方式更简单——说话。

宋朝的监察机构叫做“御史台”，御史台长官称为“御史中丞”，里面干活的人又分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名号。御史的品级虽然不高，但实际地位却很高，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纠察百官，工作方式就是骂人，上到宰相、枢密使，下到知县、县令，不管是谁，只要看不顺眼，都可以参上一本。工作范围也很宽泛，严重的卖国通敌、贪污受贿当然不在话下，上班礼仪形象（违犯朝仪），下班私生活等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可以管一管。

到后来，又多了个叫做“谏院”的机构，长官叫做“知谏院”，里面干活的人又分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名号。谏官的工作对象更厉害，主要负责给皇帝挑毛病，干的是老虎头上拔毛的活。

由于两个机构工作性质都差不多，逐渐也就不分彼此（学名“台谏合流”），反正都是言官，骂谁不是骂呢。

宋朝非常注意保障台谏官的发言权，台谏官的工作积极性也空前高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说谁说谁，说错了也不用道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被骂的人还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尤其是宰辅，为了体现自己风度，往往被骂了还要替御史说话，唯恐落下个“控制台谏”的名声。

有些台谏官敬业精神极佳，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目标，以惹怒皇帝、宰辅为最大光荣，因此被贬官外放了还洋洋自得。临走了，同行们还会办桌酒宴欢送一下，席间再写首诗词相互赠送一下，共同欢庆从此获得了“犯颜直谏”的美名。

宋代台谏制度最大限度发挥了言官的监督效果，虽然难免会冒出一些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喜欢故意找茬的家伙，却也为一批正直、有气节的官僚提供了舞台，鼎鼎大名的范仲淹就曾做过台谏官，并且在这个岗位上一举成名。更重要的是，这种鼓励言官大胆言事的传统被一直延续下来，直至宋朝结束也未消亡，对此后的明清等朝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决策机构，宋朝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也很独特，依然体现了不把人搞晕不罢休的原则。

自唐代确立三省六部制以来，最著名的“吏、兵、户、礼、刑、工”六部可谓人人皆知，即使从来不碰历史书的人，光听名字，也能把几个机构的职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而到了宋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首先，兵部的军权已经由枢密院代劳了，户部的财政权已经由三司代劳了。再后来，宋朝几代皇帝充分发扬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创新精神，立国的前一百年里，几乎每个皇帝都要新设几个机构。什么审官东院、审官西院、流内铨、三班院、审刑院、礼仪院、太常礼院等等等等，名字不好记，职能也复杂，如果展开了说，恐怕只会起到催眠效果。

其实我们只要记住一点，这些机构干的还是六部那些活，六部的工作职能反而被剥离得一干二净。六部形式上还在，但大都只年能养养闲人，管管鸡毛蒜皮的小事。

中央行政机构如此复杂，地方上也差不多。

宋朝地方行政体制实行路、州、县三级制度，县类似于现在的县级市，长官称为知县或县令，没啥特别之处。

州类似于现在的地级市，长官称为知州，与以往不同的是，赵匡胤还在州里设置了一个“通判”。

通判又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官职，他的地位虽低于知州，却既不是知州的副手，也不是知州的下属，有权和知州共同管理行政事务，共同签署重要文书，甚至还负责监督包括知州在内的所有官吏。

因此，通判经常不把知州放在眼里，相互对抗扯皮的事情也没少发生。

州的再上一层是“路”，宋朝刚开始将全国分为十个“路”，后来逐渐增加到了二十多个。严格来说，路并不算一级行政区域，因为它甚至没有一个统领的长官，只有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安抚司、提举常平司等四个平行的机构。

安抚司、提举常平司并不常设，不多扯了，单说其他两个。

转运司是一路中的核心机构，长官称为“转运使”（非常重要的官职）。主要负责掌控地方财政，保证将财赋足额运至朝廷，同时还有权参与地方事务管理，考核本路官吏任职情况，是地方官僚中的头号人物。

提点刑狱司主要负责审核本路刑事案件审理情况，长官叫做“提点某路刑狱公事”，简称“提刑”。我国著名的法医学鼻祖宋慈曾经担任过此类职务，任期内不但政绩卓著，还将自己的办案经验写成了《洗冤集录》，成为世界上第一本法医学著作，在影视作品中人们尊其为“宋提刑”。

宋朝的官僚机构大致如此，虽然看上去很累赘，却集中体现了政治学中的分权制衡思想，机构与机构分权、机构内人与人分权、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确保最高权力牢牢集中在帝国最高统治者手中。

宋朝的官僚机构确实错综复杂，但也要看和什么比，如果比起宋朝的官衔制度，那都不是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