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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颜枯骨,谁是英雄?——重读吕雉故事(上篇)

秦末战乱大大失去了社会财富,汉高祖刘邦刚刚登基的时候,国内都枯萎了,丞相、大将军都只能坐牛车。

当时全国四十五郡,有三十个郡在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韩王彭越等十七个异姓王手中。虽然这些异姓王每年都向皇帝缴纳供奉,但他们供奉的铜钱重量统统缩水了90%。古人给这种钱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荚钱”,“荚”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意思相近。

荚钱

异姓诸侯通过给货币减重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在诸侯喂饱了自己的同时必然就得让皇帝饿着肚子。看着国库这些破烂的荚钱,刘邦或许意识到了自己离皇权一统还差距很远,但若是断然剪除异姓王,必将再次惹得天下大乱。于是刘邦选择以“经济战争”来代替“武力战争”,他重申秦帝国的铸币标准,要求帝国臣民使用重十二铢的秦半两,包括异姓诸王。然而这些秦半两在诸侯手中不到半天就统统回炉重造,再次成为“荚钱”,人们即使拿到足值的秦半两也会藏在箱子底而不是拿出来使用。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如果良币和劣币同时流通,良币会逐渐减少,市面上流通的将都是劣币。

当时的汉帝国内货币流通一团糟,粮食价格也一飞冲天,汉初每石粮食从五千钱暴涨到一万五千钱。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在万般无奈之下宣布官方货币减重为三铢,实际上承认了荚钱的合法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大通胀,为争夺财富,皇帝和诸侯竞相对货币减重,结果对帝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为重建帝国经济,刘邦在实行货币减重的同时,推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将秦朝王室公田、官田、池林分给自己的士兵:普通士兵每人大约能获得一百亩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此后数年,刘邦自己的十五个郡已经俨然是四海升平之相。

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自认条件成熟的刘邦再次推行货币改革,颁发《盗铸钱令》,明文禁止诸侯再缴纳荚钱。然而荚钱依旧风行各地,诸侯在封国之内拥有自己的军队、税收权和官吏任免权,并不怎么卖刘邦面子。史书上对于刘邦击杀跟着他浴血沙场、劳苦功高的功臣们有诸多讨论和推测,但如果单从诸侯们对刘邦货币政令的阳奉阴违来看,还是很可以理解皇帝动机的。

不服从政令的异端,在以皇权为天的封建王朝,就是行大逆不道之事,皇帝不灭了你,怎么树立中央权威,怎么号令群雄、坐享天下?

于是在刘邦的默认下,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韩信被吕雉(汉皇后)和萧何(汉丞相)谋杀。韩信死后,刘邦紧接着又击杀了英布、彭越等异姓王,到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除长沙王吴臣外,异姓王全部被消灭,刘邦终于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梦想。

异姓王被消灭之后,刘邦并未仿效秦始皇强化郡县制,而是选择分封兄弟子侄为王,并与诸王约定,此后非我子孙称王,天下人都可以杀了他(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其击之),为他的后继者带去了不小的麻烦,但这个政令也确实是在吕后掌权期间确保了西汉刘氏的汉祚地位。

要评判历史的对错,有些时候即使是站在后世来看,都很难给予一个绝对中肯的评价。

汉初艰难,刘邦仅仅是开了个不好不坏的头,就在公元前195年平定南诏国叛乱的过程中死去,将“烂摊子”留给了他的皇后吕雉。刘邦刚刚死去的时候,吕雉收到过北匈奴的一封国书。在国书中,匈奴单于冒顿轻佻地向她求婚:“我虽然是生长在牛马群中的粗人,也曾数次游历(其实就是抢劫)中国。听说你们的皇帝刚刚死去,你现在成了寡妇,恰好我也是单身,不如我们互通有无吧(嫁给我吧)。”

这是一封带有羞辱意为的国书,然而吕雉这位汉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因为当时的帝国经济根本无法支撑对匈奴的战争。然而从吕雉之后仅仅不到一个世纪,汉帝国就一跃变成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直接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匈奴骑兵赶到西欧,间接让罗马帝国吃尽了苦头。吕后末年,西汉单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已经突破3400斤,这不仅是西欧1500年后的劳动生产率,也远高于197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2240斤)。应该说,中西文明争霸就是从汉帝国驱赶匈奴开始的,此轮交锋中,中化文明无疑完胜。

那么作为一切辉煌的起始,吕雉——这位在中国千年历史上背负了无数骂名、以残酷冷血而闻名的第一位女性掌权者究竟做了什么呢?

这个答案在尘封的故纸堆里找不到答案(因为中国史书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经济事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但1983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出土的汉代竹简《二年律令》(意即吕后称制二年,公元前186年)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从未在史书中出现过的吕后。

二年律令

吕雉继承发展了刘邦的土地政策,帝国中央政府把授田范围扩大到全体臣民。各级政府先统计刘邦时代得到天地的退役士兵,对未得到土地的人登记造册,长期没有土地的人排名在前。最后,县令根据名册给无地之人授予土地。

全体国人被划分为六等,最高一级的“侯”可以获得田地九十顷,最低级的“庶人”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就连犯有轻罪的犯人也能在释放后获得半顷田。

“侯”与“庶人”所获土地面积的差异是90:1,看起来贫富差距似乎蛮大。

但是汉帝国的“侯”是战争时代的功臣,全国只有113个“侯”,其他五等中最高级的“大夫”(正部级)也只能获得二十五顷田。

与此同时,吕雉执行了一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税收政策——“十五而税一”,换算一下,吕雉时代庶人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只有6.6%,而且没有累进税率。

《二年律令》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以军功授田,刘邦以服兵役为代价授田,只有到了吕雉这里才真正实现了全国范围的“均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土地私有制度,每一位最普通的庶人都获得了土地,整个社会实现了无数先贤追求的大同世界梦想——“耕者有其田”。

后世,无数帝王都想模仿吕雉“均田”,却无一不铩羽而归。不是吕后比别人聪明,也不是吕后有多么灵活的手腕,而是因为在汉初,从六国贵族到刘邦分封的异姓王都被剪除,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已经被消灭,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还不成熟,任何官僚都不知道如果不按《二年律令》分配土地会造成什么结果。

对包括吕雉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未来都是一片模糊,所以大家只能按照相对公平的方法来平均田地,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模糊面纱”,“模糊面纱”条件下,利益集团不可能剥夺普通人财富,一旦平衡被打破,任何利益集团都可能成为剥夺者。

吕后二年(汉惠帝去世后的第二年),吕雉下令禁止民间铸荚钱,由朝廷统一铸“八铢钱”,八铢钱模仿秦半两,在货币史上被称为“本秦钱”。吕后规定,荚钱此后在帝国境内不得流通,而且诸侯向朝廷纳贡时要缴纳八铢钱,此目的和刘邦相同,都是为了制衡诸侯——吕后VS诸侯=八铢钱VS荚钱。

想法很好,效果很差。

废荚钱,缴八铢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诸侯自然不愿意。

封建中央集权其实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遗憾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匈奴再次进犯。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匈奴直接派兵攻占汉帝国的阿阳城。吕后可以隐忍匈奴对自己的侮辱,但却不能坐视帝国领土被侵蚀,因为一旦获得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匈奴骑兵就会一步步纵深进入中原腹地。是年,汉帝国出兵云中,后攻阿阳,一打就是一年,吕雉完全没有精力推行她的货币新政。

拒匈奴于国门之外,必须有强盛的经济作为支撑;要想建设强盛的经济,必须不能有大的战事,好让国人休养生息。这对于当时的吕雉来说,完全是一个悖论,她最终选择的解决办法是:战争经费全部来源于货币减重。

吕后

吕后三年末,官方铸币从“八铢”改为“五分”。所谓“五分”,就是“二铢四系”,相当于八铢钱的四分之一多一点,货币贬值接近75%。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匈奴主力退回大漠,吕雉终于松了一口气,再次下令禁止“铸伪钱”。

然而时不我与,吕后五年汉帝国再次发生了一件大事:南部边境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拥立一个叫赵佗的地方官为“南越武帝”。可怜北部边境尚未肃清,又要远征南越,那是一个瘴气满山、气候暑湿的地方,一点不比对付匈奴少花钱。

为了筹集军资,吕后只好继续让货币减重。据史书记载,吕后五年,吕雉将铜、锡合铸的“五分钱”改为铜、铅、铁合铸。铅和铁要比锡重很多,铸币含铜量急剧下滑。这个时期出土的文物则证明,实际情况可能比史书记载的还要严重很多,铸币的重量已经从“三铢钱”变为“一铢钱”,为官方铸币标准八铢钱的三十分之一。

三年内货币贬值三十倍,正常推断下汉帝国经济恐怕早就要因为通胀而崩溃了吧。

然而并没有,因为吕雉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边疆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汉帝国都依旧维持了对小农“十五税一”的政策。正是这一点挽救了帝国经济。

对民生来说,“高税收”、“高通胀”是两难选择,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一。农耕时代,最主要的财富生产手段是种地,普通人对货币的需求量远低于诸侯和封建官僚。大通胀给帝国带来的伤害,更多是对工商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农人而言,低税收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吕雉与民生息、轻徭薄赋,但历史并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公元前180年,吕后薨,南诏国随即自去帝号,同年刘恒登基称帝,是为汉文帝。汉文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吕后的统治思想和理念,中国自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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