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汉朝专题之曾经的圣泉(三)

高山塔

银杏叶化石

关于费根贻贝化石群的发现。

2008年，灵泉矿在井下采掘的过程中，在煤层底板的页岩层中大约10平方米的范围内意外地发现了侏罗纪瓣鳃类生物——“费尔干蚌”化石群。据发现和考据者王正一先生所披露的信息，此次发现的费尔干蚌化石外形呈长椭圆形，双面壳均有适度凸起，长度平均在16毫米至19毫米，高10毫米至12毫米（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在呼伦贝尔地区发掘出土的蚌类化石应属“额尔古纳蚌”，而非“费尔干蚌”）。“费尔干蚌”化石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扎赉诺尔区域1.6亿年前气候温热，水草丰盛，湖泊纵横，沼泽遍地，也再次证明了侏罗纪或白垩纪末期在强烈的地壳构造运动中，原生存于湖泊中的蚌类随之地表而沉积于地下并生成化石。据笔者所知，在扎赉诺尔遗址范围内不仅在灵泉矿井下发现了“费尔干蚌”化石，在灵泉露天矿剥离生产过程中，扎赉诺尔晚第四纪沉积剖面的第四层也发现有大量瓣鳃类化石堆积，在第五层底部也见有密集分布的较大个体的瓣鳃类化石。同是瓣鳃类化石，但灵泉矿井下发现的“费尔干蚌”化石其年代为1.6亿年前，而发现于灵泉露天矿晚第四纪沉积剖面的第四层、第五层的瓣鳃类化石年代较近，仅为11000年——7000年之间。亿万年前的“费尔干蚌”形状体积很小，与11000年——7000年之间的瓣鳃类生物相比堪称袖珍。当笔者看到关于在灵泉矿井下发现“费尔干蚌化石群”的报道和刊发的化石图片后，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儿时之往事。在木图那亚河改道前后，煤矿东大楼东面的断崖下、滨州线铁路桥南侧的河湾处是盛产河蚌的地方。河蚌生长在河底的淤泥中，摸蚌者穿短裤，赤脚在水下蹚行，当感觉脚下踩到圆形坚硬的东西时，弯下腰用手去摸，于是一只河蚌就被捉了上来，运气好的时候一个人大半天时间就能摸到几麻袋河蚌。笔者曾大胆地臆想，在灵泉露天矿晚第四纪沉积剖面的第四层、第五层发现的瓣鳃类生物化石，包括当年木图那亚河河道里所生存的河蚌，有没有可能是亿万年前曾生存于扎赉诺尔区域的“费尔干蚌”经过亿万年的演化而生存下来的活化石呢（所谓活化石是指包括凡在地质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且至今仍生存着的生物，如植物类的银杏树、苏铁、红豆杉、崖柏、榧树、水杉等。如动物类的中华鲟、鲎、蜻蜓、蟑螂、大鲵亦称娃娃鱼、鹦鹉螺等）。

灵泉小河口处首次发现2500年前青铜簇。1996年，在达兰鄂罗木河（即木图那亚河）与达赉湖交汇处东侧的一个采砂点，在距离地面70厘米深的沙坑内发现并出土了112件青铜簇，同时伴生出土的还有人、畜骨骼（此次青铜簇的出土并非考古工作者所为，而是冬季时分一伙儿在此挖湖沙的工人用炸药炸冻土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发现青铜簇后，挖沙的工人并不知晓这些出土文物的重要性，竟被人用一大塑料桶白酒给换走。扎赉诺尔煤矿的王正一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满洲里文化局的有关领导作了报告，时任文化局局长的张敬华先生立即向市委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在市领导的紧急部署下，在达赉湖渔场水上公安分局局长穆军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根据挖沙工人所提供的线索，经过一番紧张的侦查，终于将已流失的112枚青铜簇起获归案。后来这112枚青铜簇中的两枚于1999年满洲里与大连建立友好城市时作为赠品赠予大连市博物馆收藏）。这批出土的青铜簇器型一致，大小不一，但均为三翼型，刃部锋利，属于实用型兵器。这批青铜簇单体重量一般在50——220克之间，最长的为18.1厘米，短的7厘米。据专家鉴定后认为，这批青铜簇造型和纹饰精美，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关于这批出土的青铜簇的断代问题，由于缺乏辅助性考古发现，所以专家学者也很难准确断定，最后给出的结论是：经查阅有关史料，此类“銎体式三翼青铜簇”大约距今2500年。

“銎体式三翼青铜簇”距今2500年是个什么文化概念，专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读，为此，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尝试做以下描述来解读这个悬疑的概念。2500年前大约是公元前480年，应为周朝的“东周”时期，史称“春秋战国”。也就是说这种“銎体式三翼青铜簇”的制造和使用年代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春秋战国时期的扎赉诺尔及周边区域在史籍上是没有记载的。内蒙古大学著名学者吴苏荣贵先生在《从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明解读蒙古刀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似乎能给我们些许启示：“春秋战国时期，东胡人居蒙古草原东部半部江山，建立了东胡王朝，他们作为草原文明的创造者，为草原文化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吴苏荣贵先生所说的“蒙古草原东部半部江山”是仅指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一带的赤峰等地区，还是已将呼伦贝尔草原纳入了该范畴不得而知。但吴苏荣贵先生确认在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东部曾存在过一个东胡王朝，吴苏荣贵先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很可能是依据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考古而得出的。对吴苏荣贵先生的这一结论，笔者在赞同的同时也存有一点异议。笔者认为，史上之东胡部族或称东胡联盟其发源地绝非是在西辽河上游地区。理由是，考古学家在对西辽河上游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考古发掘后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并不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直系远祖并非夏商时期当地氏族部落的后裔，他们之间无论从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手工业生产水平上看，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夏家店上层文化不是当地氏族所创造的，其文化是外来氏族所创造的。诸多考古发现表明，这个古老的部族是从辽河北部地区向东南迁移而来的。但这个来自于西辽河北部地区的古老的部族究竟源自于哪里，史学界尚没有结论。据史料记载，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主要有两大部族，一是匈奴帝国，一是东胡王朝。匈奴帝国的活动中心在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包头和鄂尔多斯一带。而东胡居匈奴东，按图索骥应在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而非西辽河上游地区。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在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部落——东胡王朝（史籍上记载，东胡、濊貊、肃慎被统称为东北地区三大少数民族）。根据相关考古发现，东胡王朝的发源地很可能是在额尔古纳河源头的阿巴该图一带，远古的扎赉诺尔人很可能就是东胡人的先祖。另据《海拉尔志》载：“居住在海拉尔地区最初见诸史籍的民族是东胡，东胡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原本匈奴和东胡两大部族之间以千余里的“瓯脱外弃地”为“公共地带”，和睦相处，且当时东胡部族在实力上也明显地优于匈奴。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突然对东胡发起攻击，占据东胡故地，“虏其人民及牲畜”，自此，东胡部落瓦解，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包括扎赉诺尔区域被纳入匈奴左贤王庭辖地，匈奴帝国在此先后统治达一百多年。汉朝时，匈奴一再扰边，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遣卫青出塞北征匈奴，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匈奴即灭。公元一世纪时，东胡族的后裔拓跋鲜卑部逐渐强盛，趁匈奴溃败，塞北处于权力真空之机走出山林，沿海拉尔河“南迁大泽”，扎赉诺尔区域遂为鲜卑部落联盟东部辖地。

此外，能够佐证扎赉诺尔古人类创造史前文明和扎赉诺尔古人类乃是东胡部族先祖的另一重大考古成果就是著名的“骨刀梗”文化。1973年以后，扎赉诺尔古人类考古工作进入巅峰时期，在扎赉诺尔灵泉露天煤矿距离地表8米细砂层底部除了发现6件人头骨化石外，还同时伴生出土了一件骨刀梗，据科学测定，人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1400年，骨刀梗和骨锥、骨鱼镖等测定年代为距今10000年。考古学家对扎赉诺尔出土的骨刀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在论及扎赉诺尔骨刀梗时指出：旧石器晚期的突出成就“集中表现为石器刃部的细加工和从安把到镶嵌装柄一系列‘复合工具’的出现与发展”。内蒙古文物局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王大方先生在《从考古发现论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初始阶段》一文中指出：“古代呼伦贝尔的先民（扎赉诺尔人），还利用锋利的旧石器发明了一种复合式的短刀。这种短刀用兽骨制成刀柄，在骨柄的缝内镶有锋利的石片，这种骨刀可以较为迅速地切割、刮削兽肉和兽皮，是历代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短刀（蒙古刀）的前身”。王大方先生在这里还特意强调了一点，即“是历代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短刀（蒙古刀）的前身”。也就是说，扎赉诺尔古人类所发明的骨刀梗距今历史最久远，历代草原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短刀，包括匈奴族所发明创造的青铜刀等，其历史渊源都来自于扎赉诺尔骨刀梗（扎赉诺尔骨刀梗距今10000年，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出土的“骨刀柄”为距今6000年。后考古学家又在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遗址和海拉尔哈克遗址发现骨刀梗，在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翁牛特旗石棚山遗址、敖汉旗兴隆洼和小河西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骨刀梗。其中赤峰小河西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刀梗距今8500年，其年代均也晚于扎赉诺尔骨刀梗，均属扎赉诺尔旧石器文化和骨刀梗文化向外传播的结果）。

根据以上专家学者的论述，我们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史上东胡部族发源于额尔古纳河源头，扎赉诺尔古人类乃东胡部族的先祖。扎赉诺尔史前文化曾于10000——8000年时向东南方传播，并在西辽河上游地区创造了璀璨的辽西文化。在匈奴帝国创造史上辉煌的青铜文化的同时，东胡部族联盟也同时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銎体式三翼青铜簇”的发现就是最好的历史佐证。

在小河口挖沙现场发现“銎体式三翼青铜簇”之后的1999年又在该区域不足50米远处的同一层位上出土了一具长不足1米，用桦树皮缝制的棺材，墓主人只有一个完整的头骨而无身躯，头骨上覆盖着一块叠得十分整齐的织锦，约十层。由于风化的原因，织锦已经辨认不清纹路与原来的颜色。经专家认定，这具只有头骨的墓葬应属于拓跋鲜卑迁徙到大泽早期的墓葬。如果我们将2500年前（公元前480年）的“銎体式三翼青铜簇”和公元100年后拓跋鲜卑率部“南迁大泽”的早期墓葬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文化脉络。

据此笔者认为，在灵泉小河口挖沙现场所发现的2500年前“銎体式三翼青铜簇”确有重大的考古价值，当是我们今后研究扎赉诺尔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还是我们今后研究破解和开启史上东胡部族发源于扎赉诺尔地区历史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在“五六住宅”后的岗子西白土取土场发现大量蚌壳化石。上世纪60年代末，满洲里市建筑材料厂开始利用南煤沟的煤矸石生产机制平瓦。煤矸石是在成煤过程中与煤层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的黑灰色类状岩石，经粉碎后可作为制作平瓦的主料。煤矸石制瓦虽可节省能源消耗，但粘结性不好，需要添加粘结性好的辅助原料。经该厂科研人员的多方寻找，终于在灵泉“五六住宅”后的岗子西面找到了一种白土，经反复试验证明该白土是机制平瓦最佳的添加材料。于是，该厂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大型取土场，开始组织劳务人员在这里打土，经晾晒后，再用马车长途运送到街里建材厂平瓦车间的土料库。随着白土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在距离地表大约3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的蚌壳化石（就是专家所说的瓣鳃类化石）。据多位目击者说，出土的蚌壳化石之多令人瞠目，大约1平方米范围内就可发现10多枚蚌壳化石。据目击者介绍，蚌壳化石的大小不等，化石形状很像圈河里生长的河蚌。蚌壳向外凸出面呈纹状黑灰色，凹陷面呈银白色。出土的蚌壳化石虽很坚硬，但显然还没有完全形成化石，可能与蚌壳覆盖层较浅或形成时间较短有一定关系。挖白土的工人对伴生出土的这类蚌壳化石早已司空见惯，根本就不知晓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也从未有人向有关部门报告过此事（即使当时有人向有关部门报告估计也不会引起重视，况且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政府哪个部门管这类事情。扎赉诺尔小孤山遗址、鲜卑古墓群遗址、沙子山遗址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有关部门对灵泉“五六住宅”后岗子西白土场所发现的蚌壳化石一事要么根本不知晓，要么就是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就这样，历经多年开采，在这个东面紧邻住宅区、西面靠近丘陵草原的山岗上开挖了一个占地面积大约2平方公里的白土坑。

在灵泉“五六住宅”后岗子西白土场挖掘出土的蚌壳化石属于什么年代，对我们研究扎赉诺尔和灵泉地区的远古时期地质构造有什么价值不得而知。因为从未有地质学家注意到这里，这些伴生出土的历史遗存也从未进入地质学家研究的视野。但这些意外出土的生物化石对研究扎赉诺尔地区远古时期的地质构造和气候变化等并非没有价值与意义。上世纪90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专家曾对呼伦湖盆地扎赉诺尔晚第四纪湖泊沉积物进行了沉积学研究，认为由于东露天矿的开采，揭示了发育良好的晚第四纪湖泊沉积剖面，在厚度十几米到二十几米的第四纪下为侏罗纪煤系地层，并在秃尾巴山和小孤山同层位砾石层发现古土壤层。同时在东露天剖面中发现有瓣鳃类、草本植物、木本植物化石，还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头骨化石、哺乳动物化石、鱼类化石等文化遗存。在呼伦湖西的西庙附近发现一处高湖面时期形成的阶地，标高560米，此阶地形成时间大约为11410年，说明呼伦湖晚冰期后期最高湖面高出现在湖面约15米。到中全新世温暖期时，湖泊再度扩张，湖面升高。在呼伦湖东侧甘珠花附近的乌尔逊河谷中发现有该时期湖岸沼泽沉积，其高程为550米，专家推测，此期间湖面高度可能曾达到这一高度，是呼伦湖形成以来第二个高湖面时期。湖面上升、沼泽增加、动植物繁盛，说明这一时期有效湿度增加。再后来，湖面再次下降，形成较大范围的沙丘沉积（1998版《呼伦湖志》还曾提出，呼伦湖最古湖面曾达到海拔600米，比现在的湖面高出55米，湖面积是现在的4—5倍）。专家在此次研究中还根据灵泉和灵东地区的地质资料经研究后推断，呼伦湖的形成时间约在1.3万年之前。专家最后得出结论：呼伦湖自形成以来，先后经历了高湖面、低湖面、较高湖面和较低湖面的交替阶段，呼伦湖周边有开阔湖、近岸带、滨岸湖滩、滨岸沙丘、滨岸沼泽等不同沉积特征。根据专家上述发现和研究结果，结合在“五六住宅”后岗子西面取土坑中所发现的蚌壳化石，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呼伦湖自1.3万年前形成以来，湖面的海拔高度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湖面海拔高度的交替变化过程中，造就了该区域的湖相地层沉积，沙子山、秃尾巴山和灵泉“五六住宅”后岗子西面的取土坑一带均属“滨岸沙丘”沉积、“滨岸沼泽”沉积或“近岸带”沉积。在该取土坑中出现的蚌壳化石应是当年呼伦湖湖面海拔在升高过程中所遗留下的生物沉积例证。换句话说，在当年达赉湖湖面升高的过程中，现在的灵泉“五六住宅”后岗子西面的取土坑一带曾是达赉湖的湖底。灵泉露天矿剖面砂砾层中发现的大量的人骨化石、哺乳动物化石、鱼类化石以及石核、石环、骨针、鹿角化石和陶片，包括距离地表32米、40米、44米深的地下所发现的猛犸象化石应是万年之前呼伦湖、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一湖二河”相互“争峰”，反复冲击而形成的沉积结果。沙子山、秃尾巴山所遗留的新石器遗址乃是“一湖二河”“争峰”之后，水面海拔回落沉积为沙丘后古人类在此生活的遗迹。小孤山旧石器遗址应是达赉湖沉积带上露出湖面的陆地，是远古人类据守陆地在此利用矽质砂岩制造石器工具而渔猎生活的遗址。

在灵泉满航路以西的“五六住宅”后岗子西面的取土坑发现的蚌壳化石虽不具有重要的人文考古价值，但对我们研究和认识“呼伦湖盆地”（在《呼伦湖晚第四纪湖相地层沉积学及湖面波动历史》一文中，专家将呼伦湖一带包括扎赉诺尔、灵泉地区和东旗的甘珠花一带、西旗的西庙一带统称为“呼伦湖盆地”。笔者理解，“呼伦湖盆地”的概念，是专家根据呼伦湖一带湖相地层沉积特定状况而提出的。就“海拉尔盆地”整体而言，“呼伦湖盆地”是“海拉尔盆地”的组成部分），呼伦湖历史最高水位，扎赉诺尔以及灵泉地区“湖相地层沉积”的形成，在湖相地层沉积过程中所形成的生物、植物遗存和人类文明遗存之共生状况是具有重要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