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苏东坡的魅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写诗、善语、情感共和、博通基金.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戛然而止地独唱,还以其无恶不作、超然物外的乐观人格和豁达精神感染了无数人。
历史上,苏轼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东亚文化圈尤其是日韩两国也吸引了不少“东坡迷”。早在苏轼生前,他的名号便先于其作品传入朝鲜半岛。元丰三年(1080),高丽文臣金觐随同柳洪、朴寅亮出使宋朝。归国后,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富轼”与“富辙”。从高丽中期开始,追摹东坡体的诗文占据主流,以至文坛风气为之一变。
由于高丽时代制述科(类似“进士科”)考试较为重视经义和论策,因此以论述说理见长的东坡之文,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喜爱与效仿。“海左七贤”之一的林椿曾发出感叹:“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世,学者谁不服膺呻吟?”
待士子考取功名后再学苏诗,出现了大量效仿东坡的诗作,也有用东坡诗韵作诗的情况,引得时人笑谈:每年张榜之后,人们都以为今年又多出了一大批“苏东坡”:“每岁榜出之后,人人以为今年又三十东坡出矣。”
苏轼在高丽士子、文人中引发了持续而广泛的学习与模仿,他的影响波及整个文坛。如果说苏轼传入朝鲜半岛走的是“亲民路线”,那么传入日本后便走上了“高端路线”。
约1150年,也就是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东坡先生”的名号始现于日本的文字记载中。苏轼作品则于镰仓时代(1192—1333)初期,至迟在1253年已传入日本。平安中期的宽平六年(894),日本政府停派遣唐使,官方交流虽然停滞,但僧侣、商人贸易和私人馈赠等民间交流仍旧活跃。于1235年入宋、1241年归国的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从中国带回的数千卷图书中,便有《东坡词》二册、《东坡长短句》一册。
苏轼的诗歌颇多禅意,尤为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1336—1573)的五山禅僧所欣赏。“五山”本是南宋的官寺制度,即由朝廷任命住持的五所地位最高的禅寺,镰仓时代日本模仿南宋的五山制度设立了镰仓五山。五山禅僧为了做偈颂,往往会参考中国诗文集,在鉴赏的同时,他们也会进行创作。禅僧的汉诗文创作蔚然成风,逐渐成为中世纪日本文坛的主流文学。
在五山僧团所借鉴、学习的中国诗人中,与禅有因缘的作家作品会格外受到关注,他们对苏诗情有独钟,不仅研读、翻刻、注释、模仿苏轼作品,还以苏轼为题创作了很多诗文。在禅僧汉文诗集《翰林五凤集》中,收录了100多首与东坡有关的诗,比起65首与陶渊明有关、45首与杜甫有关、41首与李白有关的诗,足见他们对苏轼的喜爱与推崇。
在五山禅僧有关苏轼的语录、诗文中,据统计有150多首题画诗、赞,有关苏轼的画作30多种。这些画作经常采用的题目是《赤壁赋图》《苏公堤图》《东坡笠屐图》《东坡肖像画》等,最常见的要数《东坡笠屐图》和《东坡肖像画》两种。现存的《东坡赤壁图》题诗有十多首,有的题写在扇面上。可以想见,在五山文学流行的时代,人们会在扇子、屏风上画出《赤壁赋》,并在上面题写诗词,用这种方式进行欣赏。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8),文人之间乃至社会上形成了一股“东坡热”,引起了松尾芭蕉等俳句诗人的共鸣。
渐渐地,人们不再满足于只是欣赏绘画中的“赤壁游”,他们还把日本的某地比拟、想象成赤壁,甚至泛舟水上,身临其境地体验赤壁游。当时的文人名流曾多次举办赤壁会,与会者均有题咏唱和之作。苏轼创作《赤壁赋》之后的第十二个壬戌年(1802),“宽政三博士”之一、著名的“东坡迷”柴野栗山仿赤壁游故事,于十月之望置酒会客。据史料记载,这次赤壁会在柴野栗山的宅邸举行,主人精心布置了环境:在楼阁中悬挂字画、设置豪华的席位,酒器茶具陈列在花草之间,主人以美酒珍馐待客,宾主促膝把臂、聚谈欢笑。
赤壁会的形式别出心裁,不啻于一场耐人寻味的艺术表演,因此一直到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时代仍不乏参与者。最盛大的一次赤壁会,是长尾雨山于苏轼作《赤壁赋》之后的第十四个壬戌年(1922)举行的。长尾雨山是明治时代的著名汉学家,也是一个十足的“东坡迷”,热衷于收集与苏轼有关的书、画、文具、古董等。这次赤壁会盛况空前,共有100多人参与,现场展示了大量有关《赤壁赋》的画和其他与东坡有关的珍贵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由于受到场地、气候等方面的限制,赤壁会这一纪念苏轼的活动形式并未被广泛效仿。人们表达对苏轼敬慕与热爱的经典方式是为苏轼过生日,即举办“寿苏会”。“寿苏会”始于中国18世纪,此后分别于19世纪、20世纪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据记载,寿苏会的主事者会供奉苏轼喜爱的食物,如黄鸡、蜜酒、花猪、笋脯等;悬挂苏轼的画像,摆设苏轼的诗文集、画作、墨迹或后人整理、创作的与苏轼有关的作品等,供与会者欣赏;最后主事者会倡议与会者题咏唱和。除自由发挥之外,文人们一般会选择与东坡作品相关的创作方式,比如追和次韵、分韵东坡诗歌,直接引用或唱和苏轼诗词文赋,使用苏轼故实或文学典故等。寿苏会朴素低调、肃穆融洽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
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一生至少举办过20多次寿苏会,并曾接待朝鲜燕行使金正喜与申纬。寿苏会也因此东传,在朝鲜被称为“拜坡会”。1814年在朝鲜举办的寿苏会上,展示了金正喜得自翁方纲的《东坡笠屐像》及其摹本,申纬父子临摹的赵孟頫东坡画像以及明代冯铨快雪堂本《天际乌云帖》。时年46岁的申纬正值苏轼在黄州的年纪,曾在寿苏会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是先生在黄岁,恰当四十六春秋。”
大约在明治时期(1868—1912),寿苏会传入日本,继而在大正时代被“重量级”的“东坡迷”发扬光大。长尾雨山曾五度主办“寿苏会”,74岁的时候还将历次题咏唱和汇集为《寿苏集》作为纪念。1916年的寿苏会在圆山公园的春云楼举行,参加的人士除了长尾雨山之外,还有富冈铁斋、内藤湖南、狩野君山等社会名流,以及晚清名流罗振玉、王国维。其中,画家富冈铁斋和苏轼同天生日,刻有“东坡同日生”“东坡癖”印章,他曾为这次的寿苏会作《乙卯寿苏录》《东坡笠屐图》。
无论是赤壁游还是寿苏会,“东坡迷”们总是希望通过收集与苏轼相关的文物、模仿苏轼的诗文与行迹,体验苏轼的人生情境,并通过这样的活动来纪念苏轼,延长苏轼的精神生命。1800年,柴野栗山举办的赤壁会,尽管未能泛舟水上,与会者万波俊忠仍写下这样的诗句:“清风白月无今古,何必江流夜半船。”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与苏轼“在一起”,分享苏轼的人生智慧,正是古今“东坡迷”们的心声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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