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兄逼父的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的盛世，成为千古一帝

唐朝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即使过了千年，那辉煌的大唐盛世现在也被无数人称颂。

而每当提到唐朝，贞观之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伟大时代，正是因为有了贞观之治，才有了后面的开元盛世，最终造就唐朝的巅峰传奇。

公元626年，在唐朝首都长安发生了一起军事政变，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玄武门设伏，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成功控制京师守备，并迫使唐高祖李渊立自己为太子，随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即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虽然唐太宗通过军事政变这一不合法的手段登上皇位，甚至杀害手足的行为有些残忍，但在唐太宗在位期间，唐太宗励精图治，对内整顿吏治，精兵简政，轻徭薄赋，安定民生；对外打击突厥，与吐蕃和亲，刚柔并济，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融合，扩大唐朝的国际影响力。在唐太宗的努力下，唐朝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武功兴盛，民族融洽的盛世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贞观之治是怎样一个世道，又对后世产生何种影响。

时代背景

公元626年，唐太宗登基称帝，此时距隋朝灭亡，唐朝建立仅有9年，距离唐朝统一中原汉地也仅有5年，贞观初年的唐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忧，州县骚然”，可以说是一幅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局面。

在唐帝国内部，自隋末开始的连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流民四起，百业凋零，即便到了贞观六年，“自今伊洛洎（ jì）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眼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人口数量依然没有难以恢复。据史料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到了唐朝建立之时，人口锐减到200万户，而唐太宗即位时，人口也仅恢复到290万户，仅有隋朝大业初期的三成。

在唐帝国的外部，曾经臣服于隋朝的突厥势力卷土重来，控制了东起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诸国的整个北方游牧地区，达到了“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空前强盛程度。公元620年，颉利可汗即位，开始袭扰唐朝北方边境。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帅军20万一举攻到长安城外，唐太宗不得已在城外渭水便桥之上，一方面故布疑兵，一方面与颉利可汗议和，将本就捉襟见肘的大唐府库财物几乎全部奉上，达成渭水之盟，颉利可汗这才退兵。

唐太宗和隋炀帝同为王朝二世君主，隋炀帝在开皇之治的盛世下，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而唐太宗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幅烂牌，打出神仙操作。

整顿吏治，精兵简政

唐朝建立之初，天下尚未统一，唐高祖李渊为巩固政权，基本沿用隋制。贞观时期，唐太宗对隋朝首创的三生六部制进行优化，提拔品阶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一同商议国事，加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等称号，在品阶不变得情况下，实行宰相的职能。这样一来，宰相不在局限于三省长官，而成为了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群体，“参知政事”等议政官员的加入，削弱分化了相权，避免宰相专权的局面出现，加强君主专制，在唐太宗的勤政之下，行政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唐太宗在扩大宰相班子的同时，进一步精简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和官员。将中央文武官员从2000多人，减少到643人。在地方上裁并州县，改郡县制为州县制，在全国设州府358个，县1551个，提高行政效率，节省行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同时设置观察使，代表中央巡视地方，查访地方官员政绩。

以民为本，安定民生

唐太宗虽是关陇贵族出生，但18岁从军，20岁鼓动李渊起兵反隋建立功勋，在唐太宗的早年生涯中，既经历了开皇之治下的隋朝盛世，也经历了隋末战火四起，尸骨遍野的人间惨象，亲眼目睹曾经繁荣富庶，威加四海的大隋王朝，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灰飞烟灭，唐太宗深感民贵君轻的道理，并确定了以民为本的治国之道。

贞观年初，李世民就常对大臣说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利其身，忧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君王，必须懂得爱惜百姓，如果损害百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就像割自己的肉来解口腹之欲，等到肚子饱了自己也就死了。”同时他说道：“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者则人弃之而不用”，进一步强调民贵君亲的利害关系。

在唐太宗的影响下，在朝堂上形成了君臣同心，励精求治的君臣关系，在朝野之外，各地方官员也灭私循公，倾力为民，“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在贞观初期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唐太宗以民为本，安定民生的举措，使得百姓即便生活困苦，但对政府充满信心，相信唐太宗能给他们带来富足安康的生活。

唐朝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总结到：“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於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於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劝课农桑，发展生产

为尽快回复民生，唐太宗时常劝课农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文本，人以衣食为本，凡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贞观五年，太子冠礼与农时相冲突。礼部关于本将太子及冠定在二月，但是二月正式春播的农忙时节，唐太宗下令：“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冠礼作为国家重要的礼节活动，唐太宗宁愿屈礼也不愿意耽误农时，足见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而文治武功太宗，纵观一身七次围狩，都选在入冬时节，也是为了“简静”而不扰民。

除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在前代的基础上，优化均田赋税制度。

由于人口的锐减，导致大量土地荒芜，唐朝政府推行均田制，将无主土地按口分田和永业田的形式分给农民耕作，永业田归农民永久所有，口分田则在耕作一定年限后还给政府。同时配合均田制，颁布租庸调税赋制度，在前代租（田租）调（户调，及以家庭为单位缴纳布帛）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纳绢代役”，即“庸”。在以往的朝代，农民除了组调之外，还需要服劳役，租庸调制度的实施，是的百姓可以通过多纳布帛，来代替劳役，这样便可以更专心的从事农业生产，也避免了国家劳役耽误农时。

贞观四年后，唐朝出现连续几年的农业大丰收，“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相比几年前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的情形，有了极大的好转，社会经济开始复苏。

虚怀纳谏，广开言路

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唐太宗放下皇帝的权威，虚怀纳谏，广开言路，谏诤成风，形成了政清人和的理想政治面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留下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警句。

贞观名臣魏征，曾是前太子李建成幕僚，曾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企图杀害时为秦王的唐太宗。可当唐太宗获得胜利后，看中魏征的才干，不仅没有加以报复，还引为心腹。获得唐太宗信任的魏征，以谏诤为己任，即使惹得龙颜大怒也直言不讳，仅其一人前后谏言200多次，计数十万言，纠正了唐太宗许多错误。

△《谏太宗十思疏》魏征

在唐太宗的鼓励之下，谏诤之风甚至从朝堂之上传播到后宫。虽然唐太宗在纳谏上已经做的非常出色，但长孙皇后仍不时提醒太宗容纳忠言，提出“主明则臣直”，庇护谏言忠臣。长孙皇后逝世后，太宗黯然追思：“没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

君主专制之下，作为皇帝，能放下无上权威，明辨是非；作为臣子能不畏圣怒，不献谄媚，做到这些实属不易，这也能看出唐太宗领导下的大唐，是怎样的君臣同心、励精求治。

知人善用，选贤任能

正如启用曾经的政敌魏征，唐太宗在招贤纳士上同样不遗余力，他在晚年所著《帝范》中指出：“夫国之匡辅，必侍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贞观政要》中也记载：“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

为“广开耳目，求访贤哲”，唐太宗经常要求宰相大臣们不要一味处理手头上的政务，应当抽出时间去帮自己寻求贤良。唐太宗就曾对房玄龄、杜如晦说道：“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受任，此宰相之职也”。

在选拔人才上面，唐太宗不计较出生、资历、声望，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只要能为己所用，全都兼收并用。唐太宗先后选拔马周、张玄素、程名振、杜正伦、张亮等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前朝降臣，有的是地方小吏，有的是清贫秀才、教书先生，但都受到唐太宗重用，成为贞观时期的栋梁之才。

刚柔并济，四海清平

唐朝建立之初，周边政权对新生的李唐王朝虎视眈眈，屡屡犯境，其中以突厥威胁最大。渭水之盟后，唐太宗卧薪尝胆，稳定民生，增强国力，立志平定突厥。公元629年，国内形势大为好转，唐太宗命李靖、柴绍、薛万彻统兵十万，分多路突击突厥。李靖出奇制胜，大败突厥。次年，突厥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虏，东突厥灭亡，“四夷君长诣阙请上（唐太宗）为天可汗”，这次巨大的胜利距离之前颉利可汗帅军20万，兵临长安城仅仅过了4年。

东突厥灭亡后，唐太宗在漠北草原上设置都督府、都护府，管辖漠北之地，同时给与颉利可汗极大的优待，感召突厥部落，成功解决北方边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版图扩张到蒙古高原之上的王朝。

在解决突厥问题后，唐太宗又命侯君集先后平定吐谷浑、吐蕃、高昌等国，值得一提的是，侯君集在攻灭高昌后，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最终导致手下军士纷纷哄抢财物，侯君集回朝后逐渐被唐太宗疏远。贞观十七年，失去圣眷的侯君集谋反未成被杀，相比之下同为初唐名将的李靖，战功显赫却不居功自傲，最终名垂青史。

侯君集击败吐蕃后，松赞干布谢罪求和，并屡次求亲，以示友好。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唐蕃自此结为姻亲之好。文成公主入藏，不但巩固了唐朝的西陲边防，更把汉民族的文化传播到西藏，西藏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藉由文成公主得以长足发展，增进了汉藏两族人民亲密、友好、合作的关系。

在对外征服的同时，唐太宗还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得以和平共处。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与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亚、非等地许多国家的使者、留学生、商旅艺人、僧侣等齐聚大唐，长安成为世界性的国际大都市。包容开放的唐朝，不仅接受国外移民，还接收了一大批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日本的遣唐使。日本在贞观时期，官派留学生七批数千人，这些日本留学生来到中国，全面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文化习俗，学成归国之后，掀起了“大化改新”，极大的促进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治世与盛世

贞观之治时期的唐朝，在人口数量、谷物产量等重要经济数据上虽远不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甚至不如隋朝开皇之治时期，但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为开元时期的盛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唐朝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兢在《贞观政要》中评价到：“窃惟太宗文皇帝之政化，自旷古以来，未有如此之盛者，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元代吴澄评价到：“三代以后享国之久唯汉与唐，唐之可称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创业守成之事，纳谏求治励精不倦，其效至于米三钱，外户不闭，故贞观之盛有非开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为唐三宗之冠。”

贞观之治更多的意义体现在“治”上，及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如何治理国家，这是贞观之治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唐太宗的治国方略，也因此成为后世帝王，实施治国之道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