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年谁成绩建立唐朝专题之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的李世民，开始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本篇精读中国史连载195，《隋唐史话》连载05(点击蓝色字母可以看全篇)，欢迎收看。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生了4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玄霸（早亡），四子元吉。

太子建成经常在长安，辅佐李渊处理军国大事。次子世民却常领兵出征，不断平定割据势力，镇压各地起义军，以扩大唐政府的占领区，对唐朝立有很大功劳，威望甚高。

但李建成是长子，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他应是李渊帝位的继承者。秦王李世民既有战功，野心又大，也想当皇帝，因此他们兄弟间争夺皇位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01、权力下的兄弟争斗

在双方斗争中，齐王元吉是站在太子一边的。他们双方从地方到中央展开激烈争夺。

在地方上，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也都设法培植自己的势力，李世民在平定王世充和镇压农民军时，积极招纳山东豪杰。太子建成在河北作战时，也极力拉拢罗艺，利用他在河北发展势力。

由此看来，到武德末年，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太子建成和秦王世民，已经形成两个集团。

唐高祖李渊是支持太子的。

这两个集团在政治上存在很大分歧。李世民赏罚严明，注意论功行赏。例如武德四年(621)，在中原打败王世充以后，当时因淮安王李神通有战功，李世民以陕东道行台身份赐他数十顷田地。而李渊宠妃张婕妤的父亲却依仗裙带关系，从李渊那里弄去一道敕令，强迫李神通退田给他。

其次，对待突厥的侵犯，两个集团也持不同态度。武德七年(624)，颉利可汗从原州（甘肃固原）南侵，进逼关中。李渊、李建成、元吉、裴寂等都主张焚毁长安，迁都襄邓， 并且派人外出勘查地形。当时李世民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迁都，主张严厉打击突厥，制止了李渊、李建成的妥协活动。

武德七年以后，全国已经统一，唐王朝的统治地位已相当稳固。于是太子和秦王争夺皇位的斗争日渐更加明朗化。

在一个霪雨连绵的下午，秦王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兵书，忽有卫士进来报告：“太子派人投书。”

秦王拆开一看，原来是太子请赴宴。王府亲随劝秦王提高警惕，最好不要去。秦王认为：过去兄弟之间虽然发生矛盾，也许还不会达到谋害亲兄弟的地步，于是便前往东宫。

太子准备的宴席非常丰盛。席间，太子和齐王李元吉频频举杯劝酒，不断颂扬李世民的武功。喝着谈着，忽然，秦王觉得头晕目眩，两脚发软。李世民情知不妙，挣扎一下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己地倒在地上了。

这时窗外大雨滂沱，惊雷闪电映照在秦王惨白的脸上，非常可怕。齐王看见二哥倒下，便紧张起来，赶紧问太子：“这， 这，怎么办？”

太子把眼睛一瞪，喝道：“慌什么？派人送回去。”

李世民回到秦王府，灌了许多解毒药，吐了不少苦水，才保住性命。父亲李渊晓得这件事以后，狠狠地申斥了太子一预。

太子见秦王没死，还不甘心，就怂恿李渊到郊外打猎，并要求秦王陪驾前往。父皇命令，秦王只好跟随出行。

太子叫部下给秦王备了一匹烈性马。秦王没有想到太子又在耍阴谋，在打猎场上，纵马操弓，追赶一头鹿。突然，烈马野性发作，仰颈狂跳，把秦王甩出一丈多远，险些摔死。

02、玄武门之变

秦王府的兵精将猛，是众所周知的事。为了削弱秦王的势力，太子和齐王绞尽脑汁设法瓦解秦王的队伍。凡是有调兵遣将的机会，他总是竭力设法把秦王的部将调开。

秦王李世民针锋相对，也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武德九年 (626)，他曾派张亮带领1000余人，带着大董金帛到东都一带，“阴引山东豪杰＂。

在设法争夺太子的人员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武德九年(626)六月的一天夜里，在秦王府的内殿，高烧着红烛，殿外站着一列卫士，秦王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秦王和长孙无忌走进内殿，后面跟着两个身穿道服的人，卫士正想拦阻，秦王对卫士挥一挥手，就放他们进去了。

两个穿道服的，正是秦王邀来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是为了躲避别人耳目特意化了装的。

紧接着，尉迟恭也进来了。房玄龄先发言：“目前太子和齐王日夜想谋害大王。一旦发生事变，不仅大王有生命危险，社稷更不堪设想。俗语说得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希望大王以果断方式消灭未来的祸乱。”

杜如晦表示支持。

秦王说：“不知有多少人这样劝我，难道一定不能避免流血吗？我们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尉迟恭怒气冲冲地说：“现在和大王最亲近的只剩我们几个人，齐王还在皇帝面前耍阴谋，说我会打仗，要我率领精锐部队跟他出征。有朝一日我带部队离开秦王以后，大祸就要临头。请大王快下决心，先发制人，否则为人所制。”

这时卫士进来报告说，东宫的官员王晊求见。

秦王会过王晊回到内殿，按捺不住心头怒火，说：“王晊从东宫来告密，说太子和齐王已计议好，最近齐王出征，想借给齐王饯行的机会，席间杀我。真没想到，太子的手段竟这样毒辣！”

“王晊是深明大义的人，东宫传来的消息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了。“长孙无忌说。

秦王慨叹道：“我总希望王晊讲的不会变成事实。”

“大王，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现在大祸迫在眉睫，对太子不能抱任何幻想了。＂房玄龄说。

尉迟恭愤慨地说：“等太子发动时，大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呢？假若大王不立即采取行动，我情愿上山去当土匪，不愿再跟从大王了，免得被太子抓去杀头。”

“大王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请求，不设法除掉太子，我们也和尉迟恭一道当土匪去了。”几个人同声说。

最后，秦王感叹地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好违反大家的意志。“

接着，李世民连夜做出布置。把守玄武门的中郎将常何明面上是太子的人，实际已归附李世民。因此，李世民可以一大早提前进入玄武门埋伏。

第二天日上三竿，只见太子和齐王骑着马，带领卫士，缓步走进玄武门。把守玄武门的常何等他们走远了，迅速把门牢牢关闭，埋伏在门内的秦王士兵迅速行动，很快就把太子和齐王一起杀死。

事出突然，太子的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和冯立闻讯率东宫2000余骑赶来。但由于把守玄武门的中郎将常何已投向秦王，守门卫士拒不开门，门外的守军奋力抵抗。

副护军薛万彻等见在玄武门外战斗无济于事，便想调转马头进攻秦王府。正在这个时候，尉迟恭用长矛挑着太子的人头跑出玄武门，向太子的兵士喊道：“奉皇帝陛下敕令，已杀了造反的太子和齐王。我们只杀罪魁祸首，不杀他人，希望你们赶快放下武器！”

冯翊和谢叔方见了太子和齐王的首级，呆若木鸡。秦王又高声喊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太子和齐王已被斩首，你们何必再替他们卖命！”

东宫的将士听到秦王的劝告，都纷纷放下武器。薛万彻不听劝告，带着数十骑，杀出阵外，奔终南山去了。

谢叔方眼看太子的人马逃散投降，下马嚎啕大哭，秦王以好言劝慰，并赦他无罪。

对于太子集团的其他文臣武将，只要他们表示愿意和秦王合作，也都被任用，并给以应得的礼遇。秦王这样做，团结了大多数，扩大了他的政权的基础。

数日后，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宣布：“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李世民实际上已经当了皇帝。

七月，李世民改组朝廷，任房玄龄为中书令，高士廉为侍中，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

第二年正月，李世民改元贞观，正式当了名实相符的皇帝。李渊被尊为太上皇。

03、纳谏与任贤

从贞观元年(627)到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时期。史家称这一段时期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在封建社会闪烁着特异的光彩。它的出现，和唐太宗肯于兼听纳谏有密切关系。

唐太宗的注意纳谏，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太宗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隋末农民起义，地域之广，规模之大，都超过前代，显示了极大的威力。唐太宗亲眼看到隋朝的灭亡。他总结隋亡的原因，是因为炀帝荒淫无度，违背君道，而“臣下钳口”，皇帝“不闻其过”，更不能及时改过。

隋炀帝不是没有才能的，但他“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最终，不免灭亡。

这些教训，使李世民铭刻于心。他认为人君即令是“圣哲”的，也应当“虚己以受人”。这样才能“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因此他特别重视“纳谏”。

其中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件事。

武德九年(626)，太宗派使臣征兵，封德彝建议：中男虽未满18岁，身强力壮的也可当兵。唐太宗批准了他的建议，已经写好了诏令。但是魏徵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

唐太宗很生气，对他大加指责。魏徵回答说：“竭泽而渔，暂时虽然有鱼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鱼都捞尽了，以后就无鱼可捕。同样道理，假若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得来不少野兽，但是将来就永远打不到野兽了。如果叫全国的中男都去当兵，那么租调徭役由什么人负担呢？况且兵不在多，全在统帅得当，何必拿幼小的人凑数呢？”

唐太宗一想，魏徵说得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意见，撤销关于中男当兵的诏令。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打算到洛阳巡游，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因巡游东都，先修宫室，这不是当前的急务。当年平定王世充时，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取得了人民的拥护。现在还不到十年，又建豪华的宫殿，为什么以前的坏事，又去学他呢？关中是全国的要地，应千方百计设法使其保持稳定。目前民生凋敝，陛下这样做，就是走隋炀帝的老路，那弊害，恐怕比隋炀帝时还甚呢。”

唐太宗反问：“你这是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商纣还要差呢？”

张玄素说：“如果这项工程不停，将来的命运和桀纣同样可悲。”

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建议，说：“这是我考虑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唐太宗纳谏的事例很多。他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太宗登基不久，上朝的态度十分严肃，弄得大臣们战战兢兢，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

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作风，自己有意识找大臣交谈，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给予赏赐。

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元律师判处死刑，当时孙伏伽不以为然，批评太宗说：“元律师没犯重罪，陛下判刑过严，实际这是滥加酷刑。”

李世民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议论说：“赏赐得过分优厚了。”

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其次，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

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有效监督。

另一方面，唐太宗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叫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一是令文臣武将写书面材料；二是太宗自已先提出具体问题，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三是组织大臣进行辩论，择善而从。

例如，贞观九年(631)，太宗令文武大臣写书面材料评论朝政。当时有个叫马周的人，在中郎将常何家做幕僚。常何本人目不识丁，于是请马周代笔，写出20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送来的书面意见，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嘉奖了他。但也知道常何目不识丁，一定是别人所写，便问了一句。

常何面红耳赤地说：“这些意见是我的客人马周代笔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和他谈了一席话以后，提拔他任监察御史，后来还当了宰相。

兼听纳谏以外，唐太宗还注意任用贤才。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他经常和大臣们讨论用人问题。

他曾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魏徵也说过：“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这也就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他从执政以来，就千方百计搜罗人才。他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才，便亲自召见，问以治国之道，玄素对答如流，太宗点头称赞， 提拔他当了侍御史。

另一方面，太宗注意从官员的实际表现中考察发掘人才。例如，贞观八年，太宗修洛阳宫，当时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犯颜直谏，太宗认为此人忠直可嘉，立即提拔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四年(640)冬十月，唐太宗到东都附近狩猎，县丞刘仁轨上奏说：“今秋收成不好，民收获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太宗听了很受感动，立即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

唐太宗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从各方面网罗贤才。

比如魏徵，先是跟从过李密和窦建德，以后又充当太子李建成的谋士，还曾帮李建成策划消灭秦王。玄武门政变以后，唐太宗却依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提升为尚书右丞。李建成的其他部下如王珪、薛万彻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李勣、程知节（咬金）、秦琼等，也都被太宗任用，并取得高官显职。

唐太宗不仅重视京官，而且重视外职。他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便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赏罚。

贞观八年(630)，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予以升迁，对贪污失职的官员加以惩罚。

04、“国家大事唯赏与罚”

唐太宗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法治，限制贵族官僚恣意横行。这些活动，有利于社会发展。

唐太宗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惩罚，那些作恶的就能悬崖勒马。因此，赏罚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法治，他把法治作为施政纲领，用赏罚两种手段推动各种事业前进。

为了明确赏罚的标准，他首先抓了国家立法工作。任命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律》中的刑罚，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其中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名法学家，专门为《唐律》作注，即《唐律疏议》。这是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五代以后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此外，唐初又定“令"”1546条。所谓“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时还修改了武德九年(626)的制敕，把3000条精简为700条，称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最后又定出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

"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国家政治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范。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断以律＂。所谓“律”，就是刑律，是用以定刑判罪的条例。

唐太宗的立法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立法要慎重、稳定和简明；二是法律和伦理道德相结合。

他反对经常变更法律，变更多了必然陷于繁琐，以致使执法人员无法遵循，具体执行时容易营私舞弊。另一方面，太宗主张简化法律条文，反对把一种罪分为很多条。

在他的思想指导之下，唐初法律经过几次删改以后，条文确实大大简化了。

唐律体现了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密切结合。西汉统治者用《春秋》断狱；东汉以来，法律逐渐与三纲五常结合，至唐更进一步，有意识地使“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为了使国家的＂律、令、格、式”能贯彻执行，唐朝还设有御史台，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唐太宗主张严惩贪污分子，当时京官“犯赃者”必须上报皇帝，处以重刑。凡主管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者，一尺杖百，十五匹判处绞刑。

唐太宗还经常派负责大臣到各地访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贞观二十年(646)，惩罚一批犯法官员，其中判死刑者7名，流徒数百名。例如沧州刺史常辩，由于罪行严重，唐太宗在朝集使（各道驻京代表）面前杀了他，以便各级官员严以律己，不敢随便贪污。

法治精神贯彻的好坏，关键在皇帝的态度。魏徵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说，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臣下很难守文奉法。

皇帝有生杀之权，自己守法是比较困难的。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执法较严。甚至对于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如吴王恪，因好打猎，损害了农民的庄稼，被御史柳范弹劾， 结果“免官，削户三百”。

唐太宗在执法方面也能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一旦发现执法有错，便及时改正。

贞观元年(627)，郗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唐太宗要杀他。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进谏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同所有的。裴仁轨犯了轻罪，却受死刑，这样就把刑法捣乱了，别人就不好依从了。“唐太宗很高兴，不仅撤销了自己的错误判决，还破格提升了李乾祐的官职。

广州都督党仁弘犯罪当死，唐太宗觉得他过去有功，而且又年老体弱，想免他死罪。太宗自己不愿开曲法的先例，于是他召集一些老臣说：“法是大公无私的，不可因私人感情而破坏，以致使国法丧失威严。现在我思想上同情党仁弘，企图赦免他，这就是乱法。这种想法上负于天，我要向上天请罪三日。＂

房玄龄说：“生杀之权操在人君之手，用不着这样谴责自己。”在取得群臣的谅解以后，取消了党仁弘的死刑，把他削职为民。

唐初法治另一特点是重证据重事实，反对逼供。在唐律的《配》篇中规定，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根据具体情节审察罪状，反复查证。假若证据不足，还需要拷问被告时，不许单人进行，必须和所属长官一同立案审判拷讯。凡违犯上述规定者，要打60大板。

另一方面，假若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确凿，具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即使被告人自己拒不认罪，也可以根据罪证来判决。

不仅如此，而且唐律还规定，政府除了解犯罪者的行为和后果以外，还要了解犯罪的动机是否是出于有意识，把犯罪的情况作出全面分析以后，再量刑定罪。

例如长安令杨纂，在处理“袁氏妖逆”案件时，在审查后找不到可靠犯罪证据，就没有定罪。

又如，当刑部尚书张亮揭发侯君集约他共同谋反时，唐太宗说：“这件事如果叫大理寺审理，侯君集必要矢口否认，如果他以‘两人相证，事未可知’为理由来反驳，我们毫无办法。”

因此，唐太宗未处理这一问题。不仅叫侯君集照常当官，而且按原计划把他的画像陈列在凌烟阁。但是，后来侯君集谋反之事暴露了，太宗根据其罪证判他死刑，枭首示众，并＂籍没其家”。

另一方面，贞观年间还注意保护好人，严防坏人栽赃陷害。

《唐律》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这就是说，以其诬告别人罪状的刑罚来处分诬告者。例如高能生就是因为他诬陷大将李靖，把他削职徙边的。

为了减少错案，唐初允许被告人自己申辩。法官如果拒不接受，有意阻挠被告人申辩，即是犯罪行为，要打50或100大板。

唐太宗时期，虽然也有冤假错案，但一般能够及时纠正。例如，刘世让原是并州行军大总管，突厥贵族非常恨他，用反间计，诬陷他与突厥可汗通谋叛国。皇帝信以为真，不加细察，便杀了刘世让，其财产也被查抄没收。

到了贞观时期，突厥投降的贵族说：“过去刘世让根本没有与突厥通谋，你们当时中了反间计。“

唐太宗重新调查了刘世让的案件，证明刘世让无罪，就给刘世让平了反。

当时还有一个大臣刘文静，他是太原起兵的发起人之一，是李唐王朝建国的元勋。被河东大族裴寂诬陷，惨遭杀戮。唐太宗掌权以后，发现了刘文静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追复官爵”。

由于贞观时期法治较严，重视证据，严禁逼供，所以当时判死刑者很少，唐太宗在位时期史书记载只有29人。

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是我国封建时代地主阶级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推翻腐朽的隋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他统治的贞观年间，以亡隋为戒，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继续进行改革。

他的“用人唯贤”和纳谏，又保证了这些改革措施的实现，重建并巩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促进了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唐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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