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权与兵权之间的博弈关系（上）

——高隆金言管理的49

秦国统一六国后，中国在古代建立了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经过千年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的专制皇权执政政体达到了顶峰。

专制皇权从它开始建立起就逐步构建包括军事制度在内的各种统治制度，并不断地进行完善，其中，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相权的分化和弱化，另一个是皇权与兵权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中国古代，皇权和兵权的关系是整个政治体制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兵权是政权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以兵权的掌控为前提的，古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似乎都离不开血腥的杀戮，专制皇权离不开兵权的支持，谁掌握了兵权就意味着在权力的争斗中获得了极大主动性，所以，古人说，兵权乃“国之司命，社稷之存亡系焉，人主所当注意而不可忽者也”。（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兵权是臣下所不能染指的，南宋名臣虞允文说：“擢用将帅，非人臣所当专。”（参看扬士奇等《历代名臣奏稿·任将》）兵权的最后控制权力归于皇帝，挑战掌兵权便是挑战皇权，历代掌兵的将帅因为威胁到皇帝而死于非命的举不胜举，这悲惨的史实清楚地表明对兵权的掌控皇帝绝不允许挑战的。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对于兵权的掌控，关系到皇帝的“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皇帝是绝不允许旁落的，皇权的第一统治原则便是独揽兵权。兵权事关皇权专制政体的生死存亡，皇帝视之为统治权术的重中之重。下面，分几个方面来阐述皇权与兵权的复杂关系。

第一，皇权与兵权关系的本质

皇权是指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对全国的土地财富、人臣百姓的控制权、管理权，其中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皇权是古代专制政权的集中化表现，皇权代表了当权一派贵族或统治阶层的的根本利益，皇帝是统治阶级的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正是通过皇权的实施来获取的。在古代，皇权被认为是来源于天，即所谓的“君权神授”，皇帝是天之子，称为“天子”，是上天派至凡间来替天行权的，所以，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掌控着其它一切权力。在政体中，皇权掌控着行政权、兵权和监察权等，统御着整个政体机构，管理着中央集权的运作机制。

专制结构

皇帝是封建社会的主宰，是“九五之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占有所有的一切土地财富，正常常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有特殊的礼仪，用以表现皇帝的权威。而皇家礼仪是不能被逾越的，违规者便是忤逆谋反，轻则丢了性命，重则被诛九族。这便是皇权在礼仪规则方面的体现。此外，皇权还有符号标志，比如，在中国古代，自汉代时起，龙便成了皇权的象征，元、明、清时期，皇帝衣袍上的龙，宫殿中各处所画的龙，都表现为五爪大龙，象征皇帝的权威。原本，龙与皇权是没有关系的，龙只是民间信仰之一，是司雨之神，可是在后来，封建帝王便借《易经》等对龙的描述，将“龙”作为皇权的代表符号，于是，便有了一系列关于皇权与龙密切相关的称呼，如皇帝叫“真龙天子”；皇帝发怒，便是“龙颜大怒”；皇帝的儿子，称为“龙种”等等。其实，不管是皇家礼仪还是关于“真龙天子”等龙的称呼，都是为了体现皇权不可侵犯，表现皇权的至高无上，这是在对天下臣民立“皇威”。

那么，什么是兵权呢？所谓的兵权，就是将帅统率三军、调动军队的权力，而皇帝掌控着一切权力，自然也包括掌控兵权，所以，将帅的兵权是皇帝权授予的。兵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因而，兵权也可以理解为政权在管理军队时的体现。据传，诸葛亮所曾说过：“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将苑·兵权》）这即是说，兵权是将帅统率三军的权力，它是将帅立威的关键。将帅掌兵权，便掌控了统兵要领，便能如猛虎插双翼，翱翔四海；反之，将帅若失去兵权，便如鱼、龙离开江、湖，连奔涛戏水都做不到了。可见，兵权是将帅的性命，失去兵权，“将军”便不是将军，“统帅”便成不了统帅，而皇帝一旦失去对兵权的掌控，连“三衙”都管不了。

兵 票

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权与兵权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若依朝廷法规，兵权隶属于皇权，由皇权所掌控，皇帝拥有对兵权的彻底的支配权，但是，具体行使兵权的是将帅，将帅管理将领、士兵，因而，将帅在领兵打仗时是有相对行动的独立性的，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将帅在带兵指挥打战时有相对独立的支配权，所以，虽然说兵权是由皇权掌控的，但是，皇帝只能直接管到将帅，而将帅下面的将领，直接向将帅负责，士兵则向将领负责，具体掌兵的将帅有在军队的威望和指挥权等。

如此一来，便造成了皇权和兵权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皇权与兵权一直存在着矛盾，将帅归皇帝掌控，但指挥战事的具体行动是由将帅负责的，军队的将领听命于将帅，皇帝不得不防备将帅，生怕将帅用兵造反；而将帅也要提防皇帝，历来，因为兵权之争而被皇帝所杀的将帅不少，将帅们也是很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另一方面，兵权如果得到了皇权的支持，兵权行使就更方便了、更有力了，将、王一心，所向无敌；同时，军权能使皇权更强大更有力，自古以来，皇权需要兵权的支持，而抢皇权往往须先抢兵权，所以，皇帝一直是将兵权授予他认为是最可靠的将帅。当兵权与皇权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时，皇权专制也就得到了强化，皇帝的统治权也更加稳固了，中央集权制也更成熟了，至上而下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

简言之，兵权归属于皇权，由皇权所掌控，而皇权的稳固要以掌控兵权为前提，兵权对于巩固皇权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皇权与兵权结合紧密，专制统治就得到强化；而当兵权与皇权相分离，兵权便能独立发展，皇权就有陷入危险的可能，朝廷政局也将陷入危机之中。

第二，中国古代兵权管理机构的发展变化

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商朝已有兵制，“王自征人方”。（参看《殷契粹编》）卜辞表明，商王是掌兵的最高统帅，商王有时也亲自出征，就连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等也曾率军出征；商朝高级领兵统帅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管理民众，战时领兵打战。商朝除了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而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也必须听从商王的调遣。君王掌控着军队。

西周的兵制在商朝的基础有所发展，周初，王室的权力很大，当时明确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兵权由周天子掌控，下面则设有各级官员，如“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当然，当时尚未分设文武官。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有自己的军队，但其军队仍须听从周天子的调遣。只是，在西周晚期，王室衰微，诸侯国和贵族大臣逐步做强，遇到战事，由一些强势的诸侯君王或贵族大臣掌控军队，中央集权受到了挑战。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大型的战争基本上是由诸侯国的军队去承担，当时，几个诸侯国的君王，如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等相继成为霸主，有的已公然代天子发号施令，无视周天子的权力了。当时，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公室军队和世族军队组成，公室军队主要是在西周诸侯受封立国时建立的，而世族军队则是随着卿大夫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春秋时，诸侯国君王掌握着主要军事力量。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征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征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农民们战时出征，战争结束后返回故里。除征兵制外，还有募兵制，经过严格募选，募来的兵被充入军队的骨干和国君的卫队中，培养成重要的军事力量。战国时列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战事频繁，兵权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各国君王都非常重视对兵权的掌控，而同时又要大胆信任和重用外来的军事人才，因而，君王非常重视盘算着如何任帅掌兵，这一时期，对“兵符”的使用就是谨慎控制兵权的一个手段。

兵符

秦国建立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统一全国军事力量，兵权集中于皇权的掌控之下，皇权制约兵权的机制在秦时基本形成。当时，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官吏，称为“国尉”，战时临时任命统兵的将军，设上将军和前、后、左、右诸将军。

而汉承秦制，汉朝发展了秦朝的掌兵制度，并有所发展：首先，汉朝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官吏，称为“太尉”，汉武帝时称为“大司马”，战时最高职务是大将军，其下依次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又有前、后、左、右诸将军，此外，将军出征时可设置幕府，以参谋军事。其次，汉朝军队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京师兵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再次，汉朝的京师兵主要有南军和北军。中尉所统领的屯兵驻于未央宫北，称北军；由卫尉统领的卫士称南军。武帝时精简南军，加强北军，设八校，分屯于长安城中及其附近，平时守卫京师，由皇帝派员监领，战时以一部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可见，秦、汉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归皇帝掌控，而且，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汉朝大量屯田，为巩固边防和保障军队供给创造有利条件。

兵符

魏晋时期，军事大权集中于中央，下设各将军、校尉，分领中军诸营。在将军中以领军将军、护军将军最为重要，对内辅佐统帅，参与军事机要，对外监护诸军。魏末，中领军将军总统诸营，职权极重。外军由中央派都督分领，都督多由冠以一定名号的将军及中郎将充任。屯田兵则分设度支都尉、度支校尉、度支中郎将管领。西晋统一全国后，沿袭曹魏的军事制度，初期中军强，外军弱，中后期宗王出镇四方，又于王国设置军队，并盛行世兵制。西晋是世兵制的全盛时期。凡为兵者皆入兵籍，单独立户，不与民同，父死子继，世代为兵。

隋唐时期，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重新建立，首先，在军事制度上，隋朝沿袭和发展了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在皇帝直接统辖下，设立十二卫府，每卫府统一军，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两人；下辖骠骑府、车骑府，分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再下设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炀帝时，改骠骑府为鹰扬府，置鹰扬郎将，并取消将军、都督等名号。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的方略，分置在京城及冲要地区。十二卫平时主要担任京城宿卫和驻守其他军事要地，而遇战事受命征伐。其次，府兵与禁兵及其他军队相互钳制，这有利于皇帝控制军队。文帝时，改革府兵，改掉了之前将领赐胡姓，士兵随将姓的规定，恢复本姓，并将私家部曲收编为国家军队。军人依均田令受田，免纳租庸调，平日生产，每年有一定时间轮番宿卫，战时出征，资装自备。在乡为农，在军为兵，实行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形成了隋朝及唐初府兵制的特点。

隋文帝

唐初恢复府兵制，府兵为基本的常备军，平时隶属于皇帝的十二卫和皇太子的东宫六率。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两人，每率设率一人、副率两人。平时负责管理府兵轮番宿卫诸事，战时经皇帝任命，率领从各府调集的府兵出征。重要军机大事由政事堂举行的宰相会议辅佐皇帝会商决定。尚书省的兵部主要负责武官的考核、任免以及军队的编制事务等，府兵的调遣、指挥权属于皇帝。发兵10人以上，除紧急情况外，需有尚书省、门下省颁发的皇帝“敕书”和铜鱼符，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勘契乃发。

宋朝时期，封建统一专制政权得到重建，在军事制度上，因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对军队做出了改革措施：首先，总的原则上，强化皇权专制，加强军事集权，削弱大将兵权，以文臣御武事，募兵制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其次，北宋时，皇帝直接掌控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再次，兵权一分为三，即“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职官》）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负责调发全国军队，设枢密使、枢密副使。“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统全国禁兵和厢兵，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等，其地位低于枢密院长官。枢密院与“三衙”分别掌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率（帅）臣在平时统领同驻一地的各司军队，即同驻一地的军队平时要受三衙和率（帅）臣双重统辖。战时，军队受枢密院调发，由皇帝临时派遣统帅（率臣）领都部署、招讨使等头衔，率兵出征，事已则罢。宋朝吸取自身“陈桥兵变”的深刻教训，为防止将帅造反，严格把兵将分离，将不专兵，而兵部只掌仪仗、武举和募兵等事务。

明朝时期，为维护明朝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对军队做了一些改革：首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卫所，控扼要害，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其次，中央设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年）改为五军（即中、左、右、前、后军）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此外，设兵部负责征讨、镇戍、训练等事务，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这种统军权与调军权分离和将不专兵、兵不属将的制度，其根本目的是确保皇帝对全国军队的掌控。再次，将军队分为京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明成祖迁都北京，京师接近前线，京军多达72卫，并正式成立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扈驾随征。此外，还设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12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4卫营。而地方军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

清兵入关之后，军队与明朝有些不一样，主要包括：其一，军队前期分八旗兵和绿营，八旗兵是世袭制，八旗男性子弟16岁以上者被挑选入伍；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主要由新招的汉兵组成，绿营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此外，绿营有骑兵、步兵、守兵之分，沿江、海防还设有水师。绿营兵籍皆注于册，由兵部负责管理。其二，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实行薪给制，按年或月发一定的银饷和米粮，八旗兵的薪饷和武器装备皆优于绿营兵。其三，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助剿太平军，曾国藩在湖南募团丁为官勇，订营哨之制，粮饷取自公家，称湘勇，这便是后来的湘军，之后，其他地方也仿湘军建立官勇，如淮军等，这便是除八旗兵、绿营之外的勇营。其四，湘军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500人为营，营辖4哨，哨辖8队，分由营官、哨官、什长率领，从两营至数十营设统领。兵必自召，将必自选，指挥、训练自主，粮秣薪饷自筹，每营只服从营官一人，每军只服从统将一人，营、军彼此独立，互不统属，湘军都只服从曾国藩，连兵部无权管辖。其六，湘军兵制的形成是清朝兵制的一大变革，从此，“兵为将有”，中央兵权移于将帅。其七，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清廷决定建立新军，1894年之后，湘军、淮军、防军、练军相继腐败不堪用，“新建陆军”“自强军”代之而起，新军编制和训练仿照西方军队，武器装备全用洋枪洋炮，区别于旧军队，所以称为新军。《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推进军事制度改革，在中央设练兵处，在各省设督练公所，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于是，北洋新军成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原有的旗兵之外，防军、练军等，汰弱留强，皆改为巡防营。其八，主管全国军事的领导机关是兵部，而军事决策的最高机构这是非正式行政机构（无官署无专官无属吏）的军机处。

湘军

第三，皇帝掌控兵权的主要方式

（一）在用人策略上，皇帝严格选任自己的亲信来担任军队的领导人，辅佐皇帝掌兵权。皇帝选任来指挥军队的将帅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其一，要成为统帅必须绝对忠于皇帝，忠诚是将帅的第一品德。皇帝绝不容许辅佐他带兵的将帅有丝毫的不忠之心；其二，要成为统帅必须有能力带兵并能得到下属将领的信任，将领听凭于统帅，而士兵听凭于将领，如果得不到将领、士兵的信任，就没有办法带兵；其三，要成为统帅必不能对皇帝构成威胁，将帅即便是表现得非常忠诚，但如果在军中的威胁过高，对军队的掌控力太强，也不会是皇帝所喜欢的，历史上有不少开国皇帝杀军功老臣的事件，这其实就是皇帝在为他的继位者清理军中元老，生怕继位者制约不了将帅，掌控不了兵权。比如，刘邦、吕后杀了臧荼、韩信、彭越、英布，旨在保证刘家天子政权稳定；朱元璋杀害的功臣武将更多，如害死了徐达，杀了蓝玉、冯胜、傅友德、周德兴、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斌、陆聚、叶升、廖永忠、朱亮祖、王弼、胡美等，可以说，和他一道征战立国的，没有病死的，几乎都被他杀了，只剩下耿炳文和郭英，为了确保朱家天下安全，朱元璋凶恶无比。

（二）在军队的组成和管理的结构上，皇帝经常设置互相制衡、制约的机制，比如，汉朝的京师兵分为南军和北军，北军由中尉统领，南军则由卫尉统领。再如，隋朝设十二卫府，平时主要担任京城宿卫和驻守其他军事要地，战时受命征伐，府兵与禁兵及其他军队相互钳制，这有利于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又如，宋朝将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负责调发全国军队，掌握发兵权；“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别统全国禁兵和厢兵，掌管兵权；而率（帅）臣在平时统领同驻一地的各司军队，战时则担任都部署、招讨使等，率兵出征，掌握指挥权，三方分权管理，互相牵制。此外，明朝在全国要地设立卫所，控扼要害，采用世袭制；同时，设五军都督府掌管全国卫所军籍；设兵部负责征讨、镇戍、训练等事务，战时，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领兵官，发给印信，率领从卫所调发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清朝的军队分八旗，后来有绿营，再后来又有勇营等，八旗也是互相制约的；兵部主管全国军事的领导机关，而最高决策的是非正式政府机构的军机处，也是将兵权分开。总之，在军队的组成和管理上，将兵种和管理权分开，互相制衡，便于皇帝掌控，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宋朝枢密院、三衙、率臣将兵权分离为三，互相制衡，确保将帅不能造反；明朝十六卫府与兵部分掌军队，也是防备将帅独揽兵权。其实，早期设兵符指挥军队，皇帝和将帅各持一半，两兵符合一起方能调动军队，后来皇帝掌控常备军，战事征召府兵，将帅平时没有兵权的，而战时临时任命的将领才有统兵权，这也是对军队进行分权管理。历朝的皇帝都是如此，分权治兵，生怕并架空。

（三）在战时的兵力布置上，也经常将大部队分开，变成多路军。通常，军队出征，是没有办法一支大部队一起出击进行决战的，而常常是分前锋、中军、左路军、右路军、后路军等，这一方面可以让各军形成掎角之势，互相照应，而在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是要防备整支部队在中军统帅的带领下造反或叛变，因为如果是对敌，全军都会听从中军统帅的指挥，而如果是造反或叛变，中军统帅未必能命令全军，统帅往往直接掌控的是中军，如果逆旨行事，其他各路军未必会听从指挥。出征时的这种军队兵力上的分散布置，也是皇权防备兵权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四）在对军队的监管上，皇帝为了掌控军队，经常设监管的官员，秦代对军队的监管是临时的，没有固定，到了汉代，对军队的监管便逐渐制度化，不但对征战的军队派监军，而且平时也在部队安插监军；隋朝设御史监军，有专职官员监察军队；唐代不但有御史监军还有宦官充任监军，并且还设立了监军事院作为专门的监军机构；明代对军队的监管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峰，有专职官员和专门的宦官两个监军系统并行监管，双管齐下；清代雍正朝之后，有“密折”制，军队中有监管的耳目，像特务一样监管着军队。总之，皇权对兵权的监督机制越来越严密，越来越制度化，对兵权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

（五）在惩罚方式上，皇帝对于谋反和反叛的军帅历来是判重罪的，将帅领兵出征，如果谋反而触犯了法律，是犯诛九族的大罪的，而带兵在外的将帅是没有办法带着家眷的，将领、士兵更是没有办法带家眷，所以，因为怕重罚，怕被诛九族，整支队伍都会反对谋反，这也是皇帝掌控兵权的一个重要手段。

（六）在后勤补给方面，皇帝对兵权也有控制办法，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离不开后勤的支援，甚至可以说打仗所比拼的便是后勤的支援，为什么粮草被烧了，战争便失败了？这是因为，军队没有粮草，兵、马就会饿死，还怎么能打仗呢？官渡之战等典型战例，就是因为粮草被烧掉而最终大败的。古代在战争时，负责后勤补给的官员一般都不是指挥部队的将帅，而是朝廷另外指派的官员，管理粮草支援的官员不受领兵将帅指挥，当将帅领兵与敌拼杀时，后勤补给会源源不断地提供，但是，如果将帅领兵谋反，朝廷会立即断了粮草供给，如此一来，谋反的队伍将必败无疑。所以，后勤支援也是皇帝掌控兵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大军作战，粮草是生命线，生命线被捏住了，自然是反不了的。

皇帝统治权术的第一要义就是牢牢掌控兵权，兵权决定政权，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千方百计掌控好兵权，驾驭好将帅，让大将军们竭力为皇帝服务，让兵权全力支持皇权，巩固专制皇权。为了牢固掌控兵权，皇帝是不择手段的，刘邦、赵匡胤、朱元璋、胤禛等，都是费尽心机掌控兵权的典型的专制帝王。历史上，皇帝手中的兵符常常是血淋淋的，因为她是用将军们的血染红的。

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

本文比较长，分上下篇，下篇分析“兵权在什么状况下会威胁皇权”和“皇权与兵权关系紧密的利与弊”两个重要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