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的合作始于数学巨著《几何原理》前6卷的翻译工作，也开启了徐光启充满传奇的“斜杠”人生——此后，徐氏又翻译了《四书》拉丁文版传向欧洲，尝试引进制造天文望远镜，主持研发西洋火炮抵御清军，受命编撰含有“24小时制”和新版二十四节气的官方历书，晚年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鲜为人知的是，徐光启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为后世作出了“脚踏土地”的贡献，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那是徐丁忧离官，从京城返回老家上海后。有一次，他听说东南沿海等地从南洋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不仅单位面积产量高，而且耐旱耐瘠、充饥管饱，就马上托福建莆田一位客商为其带来种子，在老家法华南（现黄浦区）自设的农业“基地”上试种。经过至少三轮的耕作试验，终获成功，“略无异彼土”，遂逐渐推广至全国。

从此，贫瘠苦寒之地的百姓添加了一种“救荒”的口粮。受此影响，中国人口从明末的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达到了两三亿。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徐光启还多次利用在上海老家搞“试验田”的机会，编撰了一部《农政全书》，试图解决当时“中国人饭碗”的问题。与历代农业著作偏重耕种技巧不同，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强调水资源和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他认为，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只要治理有术，利用得法，“天下无一寸不受水利之田”。

为什么徐光启对“水”这样在意？明皇朝迁都北京以后，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水乡，因此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已与帝国的命脉挂钩。令当政者头疼的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长期水源匮乏，为满足漕运需要，沿线水源“涓滴皆为漕用”，仅山东境内用来接济运河的泉水就达一百多处。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耕争不过漕运，致使大片农田无水灌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提出，针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均衡性，必须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开展区域间的引水和改造，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目标。《农政全书》据此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五种方法，包括：

“用水之源”——开拓山上的流泉、平地的喷泉及山涧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用水之流”——利用江河港浦干支流的水源，精准灌溉沿岸小块土地；

“用水之潴”——发挥季节、气候的调节功能，调度沼泽荡漾的水源；

“用水之委”——巧妙利用潮汐顶托之力，将海河口段的水源引入；

“作原作潴以用水”——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开发地下水、雨雪水资源。

简言之，只要灵活根据水资源与农田的相对位置以及水量的大小、流速的急缓，采取不同的蓄水、排水、灌溉方法，就能涵养水源、滋润农田，还能使各种形态的水资源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以“玄扈先生曰”的口吻，阐发了自己关于农业生产中作物、环境与人的生态关系的观点。

例如他认为，精准开展灌溉，不仅可以抗旱，而且能改变地区小气候，增加降水量，所谓“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献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这些论点大多都系徐光启亲自试验和观察取得材料后写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士大夫“不事稼穑”的十六世纪，近乎稀有。

上善若水。用水一利，不仅引领农业工作者滋润田间庄稼，还能盘活一个地区的发展。

明清以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上海得益于居于漕运骨干水系以及长江、海运交汇点的黄金位置，商埠大开、临水建市，渐渐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本、人才、资源却如活水般源源不断地在上海聚集，终于造就一座远东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和金融中心。

这或许是徐光启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未曾想到的。

如何分配“水资源”，

才能让“大森林”郁郁葱葱？

时光转到1927年。

这一年的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在他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寓所里，摆放着刚印出的散文诗集《野草》。开篇题辞中，鲁迅开宗明义地宣示，他爱着“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又希望地下的熔岩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笔下几株小小的野草，折射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酿出的大危机。

在当时的社会“丛林”中，“水”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军阀、大地主、买办集团占据了“林端”的优渥位置，喝光了天上宝贵的雨水、吸干了地下的径流，不断“野蛮生长”；民族资本家、自耕农、手工业主等则处于“丛林”中下段，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则攀附于大木；处于“丛林”最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贱如草芥，“阳光”照不到、雨水浇灌不到，自身的几点水分，反被庞大的乔木根系盘剥殆尽。

一边怪木参天，一边枯草凄凄，整片“丛林”由于“灌溉”系统失衡、生存分化加剧。更严重的是，畸形的生态结构阻碍了整片森林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社会经济萎缩颓败。

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除了“十里洋场”“百乐门”“跑马场”拥有的光鲜繁华，在市区内的贫民窟、周边乡村里，乃至全中国，充斥着上述“丛林”中种种惨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捆绑在一起，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市场上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住在鲁迅家斜对面的作家茅盾，根据上海债市见闻创作了《子夜》，直指畸形资本市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另一部小说《林家铺子》，则真实还原了民间高利贷网络对小商人毁灭性的打击。成名于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在后来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也刻画了浙沪一带农民因举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性场面。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历史阀门缓缓扭动。上海兴业路76号、嘉兴南湖红船一路走来的红色先驱们，将改变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农村金融领域——解决高利贷剥削、劳动者资本匮乏的问题。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主张。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此后，伴随燎原的星星之火，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地区相继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作为抵押开办农民银行，建立了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低利或无息贷款、发行货币等形式，免去劳苦大众高利贷负债终身的桎梏，助力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经济困难。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今中国的道路选择，决定了金融业必须继续坚持面向亿万人民群众，这一点，百年来未曾改变。

金融事关发展，也事关公平。如果把金融主体市场比作森林构成的生态系统，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林下层次丰富、为数众多的各类草本、禾本植物。据统计，中国每4秒就有一家新企业诞生，2020年上半年日均1.94万户。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占实体经济的“大头”，它们贡献了60%以上的GDP，带动了80%以上的就业，稳定了亿万家庭的生计。

两人的合作始于数学巨著《几何原理》前6卷的翻译工作，也开启了徐光启充满传奇的“斜杠”人生——此后，徐氏又翻译了《四书》拉丁文版传向欧洲，尝试引进制造天文望远镜，主持研发西洋火炮抵御清军，受命编撰含有“24小时制”和新版二十四节气的官方历书，晚年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鲜为人知的是，徐光启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为后世作出了“脚踏土地”的贡献，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那是徐丁忧离官，从京城返回老家上海后。有一次，他听说东南沿海等地从南洋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不仅单位面积产量高，而且耐旱耐瘠、充饥管饱，就马上托福建莆田一位客商为其带来种子，在老家法华南（现黄浦区）自设的农业“基地”上试种。经过至少三轮的耕作试验，终获成功，“略无异彼土”，遂逐渐推广至全国。

从此，贫瘠苦寒之地的百姓添加了一种“救荒”的口粮。受此影响，中国人口从明末的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达到了两三亿。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徐光启还多次利用在上海老家搞“试验田”的机会，编撰了一部《农政全书》，试图解决当时“中国人饭碗”的问题。与历代农业著作偏重耕种技巧不同，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强调水资源和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他认为，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只要治理有术，利用得法，“天下无一寸不受水利之田”。

为什么徐光启对“水”这样在意？明皇朝迁都北京以后，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水乡，因此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已与帝国的命脉挂钩。令当政者头疼的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长期水源匮乏，为满足漕运需要，沿线水源“涓滴皆为漕用”，仅山东境内用来接济运河的泉水就达一百多处。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耕争不过漕运，致使大片农田无水灌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提出，针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均衡性，必须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开展区域间的引水和改造，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目标。《农政全书》据此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五种方法，包括：

“用水之源”——开拓山上的流泉、平地的喷泉及山涧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用水之流”——利用江河港浦干支流的水源，精准灌溉沿岸小块土地；

“用水之潴”——发挥季节、气候的调节功能，调度沼泽荡漾的水源；

“用水之委”——巧妙利用潮汐顶托之力，将海河口段的水源引入；

“作原作潴以用水”——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开发地下水、雨雪水资源。

简言之，只要灵活根据水资源与农田的相对位置以及水量的大小、流速的急缓，采取不同的蓄水、排水、灌溉方法，就能涵养水源、滋润农田，还能使各种形态的水资源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以“玄扈先生曰”的口吻，阐发了自己关于农业生产中作物、环境与人的生态关系的观点。

例如他认为，精准开展灌溉，不仅可以抗旱，而且能改变地区小气候，增加降水量，所谓“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献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这些论点大多都系徐光启亲自试验和观察取得材料后写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士大夫“不事稼穑”的十六世纪，近乎稀有。

上善若水。用水一利，不仅引领农业工作者滋润田间庄稼，还能盘活一个地区的发展。

明清以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上海得益于居于漕运骨干水系以及长江、海运交汇点的黄金位置，商埠大开、临水建市，渐渐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本、人才、资源却如活水般源源不断地在上海聚集，终于造就一座远东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和金融中心。

这或许是徐光启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未曾想到的。

如何分配“水资源”，

才能让“大森林”郁郁葱葱？

时光转到1927年。

这一年的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在他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寓所里，摆放着刚印出的散文诗集《野草》。开篇题辞中，鲁迅开宗明义地宣示，他爱着“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又希望地下的熔岩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笔下几株小小的野草，折射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酿出的大危机。

在当时的社会“丛林”中，“水”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军阀、大地主、买办集团占据了“林端”的优渥位置，喝光了天上宝贵的雨水、吸干了地下的径流，不断“野蛮生长”；民族资本家、自耕农、手工业主等则处于“丛林”中下段，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则攀附于大木；处于“丛林”最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贱如草芥，“阳光”照不到、雨水浇灌不到，自身的几点水分，反被庞大的乔木根系盘剥殆尽。

一边怪木参天，一边枯草凄凄，整片“丛林”由于“灌溉”系统失衡、生存分化加剧。更严重的是，畸形的生态结构阻碍了整片森林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社会经济萎缩颓败。

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除了“十里洋场”“百乐门”“跑马场”拥有的光鲜繁华，在市区内的贫民窟、周边乡村里，乃至全中国，充斥着上述“丛林”中种种惨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捆绑在一起，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市场上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住在鲁迅家斜对面的作家茅盾，根据上海债市见闻创作了《子夜》，直指畸形资本市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另一部小说《林家铺子》，则真实还原了民间高利贷网络对小商人毁灭性的打击。成名于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在后来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也刻画了浙沪一带农民因举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性场面。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历史阀门缓缓扭动。上海兴业路76号、嘉兴南湖红船一路走来的红色先驱们，将改变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农村金融领域——解决高利贷剥削、劳动者资本匮乏的问题。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主张。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此后，伴随燎原的星星之火，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地区相继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作为抵押开办农民银行，建立了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低利或无息贷款、发行货币等形式，免去劳苦大众高利贷负债终身的桎梏，助力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经济困难。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今中国的道路选择，决定了金融业必须继续坚持面向亿万人民群众，这一点，百年来未曾改变。

金融事关发展，也事关公平。如果把金融主体市场比作森林构成的生态系统，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林下层次丰富、为数众多的各类草本、禾本植物。据统计，中国每4秒就有一家新企业诞生，2020年上半年日均1.94万户。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占实体经济的“大头”，它们贡献了60%以上的GDP，带动了80%以上的就业，稳定了亿万家庭的生计。

两人的合作始于数学巨著《几何原理》前6卷的翻译工作，也开启了徐光启充满传奇的“斜杠”人生——此后，徐氏又翻译了《四书》拉丁文版传向欧洲，尝试引进制造天文望远镜，主持研发西洋火炮抵御清军，受命编撰含有“24小时制”和新版二十四节气的官方历书，晚年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鲜为人知的是，徐光启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为后世作出了“脚踏土地”的贡献，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那是徐丁忧离官，从京城返回老家上海后。有一次，他听说东南沿海等地从南洋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不仅单位面积产量高，而且耐旱耐瘠、充饥管饱，就马上托福建莆田一位客商为其带来种子，在老家法华南（现黄浦区）自设的农业“基地”上试种。经过至少三轮的耕作试验，终获成功，“略无异彼土”，遂逐渐推广至全国。

从此，贫瘠苦寒之地的百姓添加了一种“救荒”的口粮。受此影响，中国人口从明末的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达到了两三亿。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徐光启还多次利用在上海老家搞“试验田”的机会，编撰了一部《农政全书》，试图解决当时“中国人饭碗”的问题。与历代农业著作偏重耕种技巧不同，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强调水资源和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他认为，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只要治理有术，利用得法，“天下无一寸不受水利之田”。

为什么徐光启对“水”这样在意？明皇朝迁都北京以后，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水乡，因此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已与帝国的命脉挂钩。令当政者头疼的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长期水源匮乏，为满足漕运需要，沿线水源“涓滴皆为漕用”，仅山东境内用来接济运河的泉水就达一百多处。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耕争不过漕运，致使大片农田无水灌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提出，针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均衡性，必须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开展区域间的引水和改造，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目标。《农政全书》据此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五种方法，包括：

“用水之源”——开拓山上的流泉、平地的喷泉及山涧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用水之流”——利用江河港浦干支流的水源，精准灌溉沿岸小块土地；

“用水之潴”——发挥季节、气候的调节功能，调度沼泽荡漾的水源；

“用水之委”——巧妙利用潮汐顶托之力，将海河口段的水源引入；

“作原作潴以用水”——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开发地下水、雨雪水资源。

简言之，只要灵活根据水资源与农田的相对位置以及水量的大小、流速的急缓，采取不同的蓄水、排水、灌溉方法，就能涵养水源、滋润农田，还能使各种形态的水资源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以“玄扈先生曰”的口吻，阐发了自己关于农业生产中作物、环境与人的生态关系的观点。

例如他认为，精准开展灌溉，不仅可以抗旱，而且能改变地区小气候，增加降水量，所谓“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献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这些论点大多都系徐光启亲自试验和观察取得材料后写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士大夫“不事稼穑”的十六世纪，近乎稀有。

上善若水。用水一利，不仅引领农业工作者滋润田间庄稼，还能盘活一个地区的发展。

明清以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上海得益于居于漕运骨干水系以及长江、海运交汇点的黄金位置，商埠大开、临水建市，渐渐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本、人才、资源却如活水般源源不断地在上海聚集，终于造就一座远东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和金融中心。

这或许是徐光启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未曾想到的。

如何分配“水资源”，

才能让“大森林”郁郁葱葱？

时光转到1927年。

这一年的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在他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寓所里，摆放着刚印出的散文诗集《野草》。开篇题辞中，鲁迅开宗明义地宣示，他爱着“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又希望地下的熔岩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笔下几株小小的野草，折射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酿出的大危机。

在当时的社会“丛林”中，“水”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军阀、大地主、买办集团占据了“林端”的优渥位置，喝光了天上宝贵的雨水、吸干了地下的径流，不断“野蛮生长”；民族资本家、自耕农、手工业主等则处于“丛林”中下段，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则攀附于大木；处于“丛林”最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贱如草芥，“阳光”照不到、雨水浇灌不到，自身的几点水分，反被庞大的乔木根系盘剥殆尽。

一边怪木参天，一边枯草凄凄，整片“丛林”由于“灌溉”系统失衡、生存分化加剧。更严重的是，畸形的生态结构阻碍了整片森林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社会经济萎缩颓败。

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除了“十里洋场”“百乐门”“跑马场”拥有的光鲜繁华，在市区内的贫民窟、周边乡村里，乃至全中国，充斥着上述“丛林”中种种惨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捆绑在一起，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市场上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住在鲁迅家斜对面的作家茅盾，根据上海债市见闻创作了《子夜》，直指畸形资本市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另一部小说《林家铺子》，则真实还原了民间高利贷网络对小商人毁灭性的打击。成名于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在后来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也刻画了浙沪一带农民因举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性场面。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历史阀门缓缓扭动。上海兴业路76号、嘉兴南湖红船一路走来的红色先驱们，将改变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农村金融领域——解决高利贷剥削、劳动者资本匮乏的问题。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主张。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此后，伴随燎原的星星之火，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地区相继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作为抵押开办农民银行，建立了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低利或无息贷款、发行货币等形式，免去劳苦大众高利贷负债终身的桎梏，助力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经济困难。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今中国的道路选择，决定了金融业必须继续坚持面向亿万人民群众，这一点，百年来未曾改变。

金融事关发展，也事关公平。如果把金融主体市场比作森林构成的生态系统，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林下层次丰富、为数众多的各类草本、禾本植物。据统计，中国每4秒就有一家新企业诞生，2020年上半年日均1.94万户。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占实体经济的“大头”，它们贡献了60%以上的GDP，带动了80%以上的就业，稳定了亿万家庭的生计。

两人的合作始于数学巨著《几何原理》前6卷的翻译工作，也开启了徐光启充满传奇的“斜杠”人生——此后，徐氏又翻译了《四书》拉丁文版传向欧洲，尝试引进制造天文望远镜，主持研发西洋火炮抵御清军，受命编撰含有“24小时制”和新版二十四节气的官方历书，晚年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鲜为人知的是，徐光启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为后世作出了“脚踏土地”的贡献，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那是徐丁忧离官，从京城返回老家上海后。有一次，他听说东南沿海等地从南洋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不仅单位面积产量高，而且耐旱耐瘠、充饥管饱，就马上托福建莆田一位客商为其带来种子，在老家法华南（现黄浦区）自设的农业“基地”上试种。经过至少三轮的耕作试验，终获成功，“略无异彼土”，遂逐渐推广至全国。

从此，贫瘠苦寒之地的百姓添加了一种“救荒”的口粮。受此影响，中国人口从明末的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达到了两三亿。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徐光启还多次利用在上海老家搞“试验田”的机会，编撰了一部《农政全书》，试图解决当时“中国人饭碗”的问题。与历代农业著作偏重耕种技巧不同，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强调水资源和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他认为，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只要治理有术，利用得法，“天下无一寸不受水利之田”。

为什么徐光启对“水”这样在意？明皇朝迁都北京以后，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水乡，因此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已与帝国的命脉挂钩。令当政者头疼的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长期水源匮乏，为满足漕运需要，沿线水源“涓滴皆为漕用”，仅山东境内用来接济运河的泉水就达一百多处。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耕争不过漕运，致使大片农田无水灌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提出，针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均衡性，必须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开展区域间的引水和改造，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目标。《农政全书》据此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五种方法，包括：

“用水之源”——开拓山上的流泉、平地的喷泉及山涧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用水之流”——利用江河港浦干支流的水源，精准灌溉沿岸小块土地；

“用水之潴”——发挥季节、气候的调节功能，调度沼泽荡漾的水源；

“用水之委”——巧妙利用潮汐顶托之力，将海河口段的水源引入；

“作原作潴以用水”——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开发地下水、雨雪水资源。

简言之，只要灵活根据水资源与农田的相对位置以及水量的大小、流速的急缓，采取不同的蓄水、排水、灌溉方法，就能涵养水源、滋润农田，还能使各种形态的水资源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以“玄扈先生曰”的口吻，阐发了自己关于农业生产中作物、环境与人的生态关系的观点。

例如他认为，精准开展灌溉，不仅可以抗旱，而且能改变地区小气候，增加降水量，所谓“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献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这些论点大多都系徐光启亲自试验和观察取得材料后写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士大夫“不事稼穑”的十六世纪，近乎稀有。

上善若水。用水一利，不仅引领农业工作者滋润田间庄稼，还能盘活一个地区的发展。

明清以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上海得益于居于漕运骨干水系以及长江、海运交汇点的黄金位置，商埠大开、临水建市，渐渐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本、人才、资源却如活水般源源不断地在上海聚集，终于造就一座远东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和金融中心。

这或许是徐光启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未曾想到的。

如何分配“水资源”，

才能让“大森林”郁郁葱葱？

时光转到1927年。

这一年的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在他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寓所里，摆放着刚印出的散文诗集《野草》。开篇题辞中，鲁迅开宗明义地宣示，他爱着“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又希望地下的熔岩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笔下几株小小的野草，折射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酿出的大危机。

在当时的社会“丛林”中，“水”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军阀、大地主、买办集团占据了“林端”的优渥位置，喝光了天上宝贵的雨水、吸干了地下的径流，不断“野蛮生长”；民族资本家、自耕农、手工业主等则处于“丛林”中下段，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则攀附于大木；处于“丛林”最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贱如草芥，“阳光”照不到、雨水浇灌不到，自身的几点水分，反被庞大的乔木根系盘剥殆尽。

一边怪木参天，一边枯草凄凄，整片“丛林”由于“灌溉”系统失衡、生存分化加剧。更严重的是，畸形的生态结构阻碍了整片森林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社会经济萎缩颓败。

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除了“十里洋场”“百乐门”“跑马场”拥有的光鲜繁华，在市区内的贫民窟、周边乡村里，乃至全中国，充斥着上述“丛林”中种种惨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捆绑在一起，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市场上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住在鲁迅家斜对面的作家茅盾，根据上海债市见闻创作了《子夜》，直指畸形资本市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另一部小说《林家铺子》，则真实还原了民间高利贷网络对小商人毁灭性的打击。成名于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在后来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也刻画了浙沪一带农民因举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性场面。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历史阀门缓缓扭动。上海兴业路76号、嘉兴南湖红船一路走来的红色先驱们，将改变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农村金融领域——解决高利贷剥削、劳动者资本匮乏的问题。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主张。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此后，伴随燎原的星星之火，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地区相继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作为抵押开办农民银行，建立了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低利或无息贷款、发行货币等形式，免去劳苦大众高利贷负债终身的桎梏，助力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经济困难。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今中国的道路选择，决定了金融业必须继续坚持面向亿万人民群众，这一点，百年来未曾改变。

金融事关发展，也事关公平。如果把金融主体市场比作森林构成的生态系统，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林下层次丰富、为数众多的各类草本、禾本植物。据统计，中国每4秒就有一家新企业诞生，2020年上半年日均1.94万户。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占实体经济的“大头”，它们贡献了60%以上的GDP，带动了80%以上的就业，稳定了亿万家庭的生计。

两人的合作始于数学巨著《几何原理》前6卷的翻译工作，也开启了徐光启充满传奇的“斜杠”人生——此后，徐氏又翻译了《四书》拉丁文版传向欧洲，尝试引进制造天文望远镜，主持研发西洋火炮抵御清军，受命编撰含有“24小时制”和新版二十四节气的官方历书，晚年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鲜为人知的是，徐光启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为后世作出了“脚踏土地”的贡献，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那是徐丁忧离官，从京城返回老家上海后。有一次，他听说东南沿海等地从南洋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不仅单位面积产量高，而且耐旱耐瘠、充饥管饱，就马上托福建莆田一位客商为其带来种子，在老家法华南（现黄浦区）自设的农业“基地”上试种。经过至少三轮的耕作试验，终获成功，“略无异彼土”，遂逐渐推广至全国。

从此，贫瘠苦寒之地的百姓添加了一种“救荒”的口粮。受此影响，中国人口从明末的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达到了两三亿。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徐光启还多次利用在上海老家搞“试验田”的机会，编撰了一部《农政全书》，试图解决当时“中国人饭碗”的问题。与历代农业著作偏重耕种技巧不同，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强调水资源和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他认为，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只要治理有术，利用得法，“天下无一寸不受水利之田”。

为什么徐光启对“水”这样在意？明皇朝迁都北京以后，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水乡，因此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已与帝国的命脉挂钩。令当政者头疼的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长期水源匮乏，为满足漕运需要，沿线水源“涓滴皆为漕用”，仅山东境内用来接济运河的泉水就达一百多处。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耕争不过漕运，致使大片农田无水灌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提出，针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均衡性，必须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开展区域间的引水和改造，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目标。《农政全书》据此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五种方法，包括：

“用水之源”——开拓山上的流泉、平地的喷泉及山涧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用水之流”——利用江河港浦干支流的水源，精准灌溉沿岸小块土地；

“用水之潴”——发挥季节、气候的调节功能，调度沼泽荡漾的水源；

“用水之委”——巧妙利用潮汐顶托之力，将海河口段的水源引入；

“作原作潴以用水”——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开发地下水、雨雪水资源。

简言之，只要灵活根据水资源与农田的相对位置以及水量的大小、流速的急缓，采取不同的蓄水、排水、灌溉方法，就能涵养水源、滋润农田，还能使各种形态的水资源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以“玄扈先生曰”的口吻，阐发了自己关于农业生产中作物、环境与人的生态关系的观点。

例如他认为，精准开展灌溉，不仅可以抗旱，而且能改变地区小气候，增加降水量，所谓“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献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这些论点大多都系徐光启亲自试验和观察取得材料后写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士大夫“不事稼穑”的十六世纪，近乎稀有。

上善若水。用水一利，不仅引领农业工作者滋润田间庄稼，还能盘活一个地区的发展。

明清以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上海得益于居于漕运骨干水系以及长江、海运交汇点的黄金位置，商埠大开、临水建市，渐渐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本、人才、资源却如活水般源源不断地在上海聚集，终于造就一座远东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和金融中心。

这或许是徐光启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未曾想到的。

如何分配“水资源”，

才能让“大森林”郁郁葱葱？

时光转到1927年。

这一年的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在他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寓所里，摆放着刚印出的散文诗集《野草》。开篇题辞中，鲁迅开宗明义地宣示，他爱着“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又希望地下的熔岩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笔下几株小小的野草，折射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酿出的大危机。

在当时的社会“丛林”中，“水”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军阀、大地主、买办集团占据了“林端”的优渥位置，喝光了天上宝贵的雨水、吸干了地下的径流，不断“野蛮生长”；民族资本家、自耕农、手工业主等则处于“丛林”中下段，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则攀附于大木；处于“丛林”最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贱如草芥，“阳光”照不到、雨水浇灌不到，自身的几点水分，反被庞大的乔木根系盘剥殆尽。

一边怪木参天，一边枯草凄凄，整片“丛林”由于“灌溉”系统失衡、生存分化加剧。更严重的是，畸形的生态结构阻碍了整片森林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社会经济萎缩颓败。

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除了“十里洋场”“百乐门”“跑马场”拥有的光鲜繁华，在市区内的贫民窟、周边乡村里，乃至全中国，充斥着上述“丛林”中种种惨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捆绑在一起，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市场上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住在鲁迅家斜对面的作家茅盾，根据上海债市见闻创作了《子夜》，直指畸形资本市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另一部小说《林家铺子》，则真实还原了民间高利贷网络对小商人毁灭性的打击。成名于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在后来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也刻画了浙沪一带农民因举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性场面。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历史阀门缓缓扭动。上海兴业路76号、嘉兴南湖红船一路走来的红色先驱们，将改变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农村金融领域——解决高利贷剥削、劳动者资本匮乏的问题。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主张。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此后，伴随燎原的星星之火，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地区相继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作为抵押开办农民银行，建立了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低利或无息贷款、发行货币等形式，免去劳苦大众高利贷负债终身的桎梏，助力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经济困难。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今中国的道路选择，决定了金融业必须继续坚持面向亿万人民群众，这一点，百年来未曾改变。

金融事关发展，也事关公平。如果把金融主体市场比作森林构成的生态系统，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林下层次丰富、为数众多的各类草本、禾本植物。据统计，中国每4秒就有一家新企业诞生，2020年上半年日均1.94万户。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占实体经济的“大头”，它们贡献了60%以上的GDP，带动了80%以上的就业，稳定了亿万家庭的生计。

两人的合作始于数学巨著《几何原理》前6卷的翻译工作，也开启了徐光启充满传奇的“斜杠”人生——此后，徐氏又翻译了《四书》拉丁文版传向欧洲，尝试引进制造天文望远镜，主持研发西洋火炮抵御清军，受命编撰含有“24小时制”和新版二十四节气的官方历书，晚年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鲜为人知的是，徐光启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为后世作出了“脚踏土地”的贡献，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那是徐丁忧离官，从京城返回老家上海后。有一次，他听说东南沿海等地从南洋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不仅单位面积产量高，而且耐旱耐瘠、充饥管饱，就马上托福建莆田一位客商为其带来种子，在老家法华南（现黄浦区）自设的农业“基地”上试种。经过至少三轮的耕作试验，终获成功，“略无异彼土”，遂逐渐推广至全国。

从此，贫瘠苦寒之地的百姓添加了一种“救荒”的口粮。受此影响，中国人口从明末的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达到了两三亿。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徐光启还多次利用在上海老家搞“试验田”的机会，编撰了一部《农政全书》，试图解决当时“中国人饭碗”的问题。与历代农业著作偏重耕种技巧不同，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强调水资源和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他认为，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只要治理有术，利用得法，“天下无一寸不受水利之田”。

为什么徐光启对“水”这样在意？明皇朝迁都北京以后，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水乡，因此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已与帝国的命脉挂钩。令当政者头疼的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长期水源匮乏，为满足漕运需要，沿线水源“涓滴皆为漕用”，仅山东境内用来接济运河的泉水就达一百多处。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耕争不过漕运，致使大片农田无水灌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提出，针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均衡性，必须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开展区域间的引水和改造，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目标。《农政全书》据此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五种方法，包括：

“用水之源”——开拓山上的流泉、平地的喷泉及山涧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用水之流”——利用江河港浦干支流的水源，精准灌溉沿岸小块土地；

“用水之潴”——发挥季节、气候的调节功能，调度沼泽荡漾的水源；

“用水之委”——巧妙利用潮汐顶托之力，将海河口段的水源引入；

“作原作潴以用水”——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开发地下水、雨雪水资源。

简言之，只要灵活根据水资源与农田的相对位置以及水量的大小、流速的急缓，采取不同的蓄水、排水、灌溉方法，就能涵养水源、滋润农田，还能使各种形态的水资源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以“玄扈先生曰”的口吻，阐发了自己关于农业生产中作物、环境与人的生态关系的观点。

例如他认为，精准开展灌溉，不仅可以抗旱，而且能改变地区小气候，增加降水量，所谓“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献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这些论点大多都系徐光启亲自试验和观察取得材料后写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士大夫“不事稼穑”的十六世纪，近乎稀有。

上善若水。用水一利，不仅引领农业工作者滋润田间庄稼，还能盘活一个地区的发展。

明清以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上海得益于居于漕运骨干水系以及长江、海运交汇点的黄金位置，商埠大开、临水建市，渐渐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本、人才、资源却如活水般源源不断地在上海聚集，终于造就一座远东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和金融中心。

这或许是徐光启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未曾想到的。

如何分配“水资源”，

才能让“大森林”郁郁葱葱？

时光转到1927年。

这一年的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在他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寓所里，摆放着刚印出的散文诗集《野草》。开篇题辞中，鲁迅开宗明义地宣示，他爱着“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又希望地下的熔岩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笔下几株小小的野草，折射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酿出的大危机。

在当时的社会“丛林”中，“水”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军阀、大地主、买办集团占据了“林端”的优渥位置，喝光了天上宝贵的雨水、吸干了地下的径流，不断“野蛮生长”；民族资本家、自耕农、手工业主等则处于“丛林”中下段，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则攀附于大木；处于“丛林”最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贱如草芥，“阳光”照不到、雨水浇灌不到，自身的几点水分，反被庞大的乔木根系盘剥殆尽。

一边怪木参天，一边枯草凄凄，整片“丛林”由于“灌溉”系统失衡、生存分化加剧。更严重的是，畸形的生态结构阻碍了整片森林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社会经济萎缩颓败。

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除了“十里洋场”“百乐门”“跑马场”拥有的光鲜繁华，在市区内的贫民窟、周边乡村里，乃至全中国，充斥着上述“丛林”中种种惨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捆绑在一起，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市场上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住在鲁迅家斜对面的作家茅盾，根据上海债市见闻创作了《子夜》，直指畸形资本市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另一部小说《林家铺子》，则真实还原了民间高利贷网络对小商人毁灭性的打击。成名于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在后来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也刻画了浙沪一带农民因举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性场面。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历史阀门缓缓扭动。上海兴业路76号、嘉兴南湖红船一路走来的红色先驱们，将改变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农村金融领域——解决高利贷剥削、劳动者资本匮乏的问题。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主张。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此后，伴随燎原的星星之火，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地区相继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作为抵押开办农民银行，建立了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低利或无息贷款、发行货币等形式，免去劳苦大众高利贷负债终身的桎梏，助力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经济困难。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今中国的道路选择，决定了金融业必须继续坚持面向亿万人民群众，这一点，百年来未曾改变。

金融事关发展，也事关公平。如果把金融主体市场比作森林构成的生态系统，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林下层次丰富、为数众多的各类草本、禾本植物。据统计，中国每4秒就有一家新企业诞生，2020年上半年日均1.94万户。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占实体经济的“大头”，它们贡献了60%以上的GDP，带动了80%以上的就业，稳定了亿万家庭的生计。

两人的合作始于数学巨著《几何原理》前6卷的翻译工作，也开启了徐光启充满传奇的“斜杠”人生——此后，徐氏又翻译了《四书》拉丁文版传向欧洲，尝试引进制造天文望远镜，主持研发西洋火炮抵御清军，受命编撰含有“24小时制”和新版二十四节气的官方历书，晚年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鲜为人知的是，徐光启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为后世作出了“脚踏土地”的贡献，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那是徐丁忧离官，从京城返回老家上海后。有一次，他听说东南沿海等地从南洋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不仅单位面积产量高，而且耐旱耐瘠、充饥管饱，就马上托福建莆田一位客商为其带来种子，在老家法华南（现黄浦区）自设的农业“基地”上试种。经过至少三轮的耕作试验，终获成功，“略无异彼土”，遂逐渐推广至全国。

从此，贫瘠苦寒之地的百姓添加了一种“救荒”的口粮。受此影响，中国人口从明末的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达到了两三亿。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徐光启还多次利用在上海老家搞“试验田”的机会，编撰了一部《农政全书》，试图解决当时“中国人饭碗”的问题。与历代农业著作偏重耕种技巧不同，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强调水资源和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他认为，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只要治理有术，利用得法，“天下无一寸不受水利之田”。

为什么徐光启对“水”这样在意？明皇朝迁都北京以后，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水乡，因此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已与帝国的命脉挂钩。令当政者头疼的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长期水源匮乏，为满足漕运需要，沿线水源“涓滴皆为漕用”，仅山东境内用来接济运河的泉水就达一百多处。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耕争不过漕运，致使大片农田无水灌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提出，针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均衡性，必须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开展区域间的引水和改造，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目标。《农政全书》据此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五种方法，包括：

“用水之源”——开拓山上的流泉、平地的喷泉及山涧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用水之流”——利用江河港浦干支流的水源，精准灌溉沿岸小块土地；

“用水之潴”——发挥季节、气候的调节功能，调度沼泽荡漾的水源；

“用水之委”——巧妙利用潮汐顶托之力，将海河口段的水源引入；

“作原作潴以用水”——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开发地下水、雨雪水资源。

简言之，只要灵活根据水资源与农田的相对位置以及水量的大小、流速的急缓，采取不同的蓄水、排水、灌溉方法，就能涵养水源、滋润农田，还能使各种形态的水资源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以“玄扈先生曰”的口吻，阐发了自己关于农业生产中作物、环境与人的生态关系的观点。

例如他认为，精准开展灌溉，不仅可以抗旱，而且能改变地区小气候，增加降水量，所谓“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献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这些论点大多都系徐光启亲自试验和观察取得材料后写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士大夫“不事稼穑”的十六世纪，近乎稀有。

上善若水。用水一利，不仅引领农业工作者滋润田间庄稼，还能盘活一个地区的发展。

明清以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上海得益于居于漕运骨干水系以及长江、海运交汇点的黄金位置，商埠大开、临水建市，渐渐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本、人才、资源却如活水般源源不断地在上海聚集，终于造就一座远东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和金融中心。

这或许是徐光启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未曾想到的。

如何分配“水资源”，

才能让“大森林”郁郁葱葱？

时光转到1927年。

这一年的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在他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寓所里，摆放着刚印出的散文诗集《野草》。开篇题辞中，鲁迅开宗明义地宣示，他爱着“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又希望地下的熔岩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笔下几株小小的野草，折射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酿出的大危机。

在当时的社会“丛林”中，“水”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军阀、大地主、买办集团占据了“林端”的优渥位置，喝光了天上宝贵的雨水、吸干了地下的径流，不断“野蛮生长”；民族资本家、自耕农、手工业主等则处于“丛林”中下段，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则攀附于大木；处于“丛林”最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贱如草芥，“阳光”照不到、雨水浇灌不到，自身的几点水分，反被庞大的乔木根系盘剥殆尽。

一边怪木参天，一边枯草凄凄，整片“丛林”由于“灌溉”系统失衡、生存分化加剧。更严重的是，畸形的生态结构阻碍了整片森林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社会经济萎缩颓败。

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除了“十里洋场”“百乐门”“跑马场”拥有的光鲜繁华，在市区内的贫民窟、周边乡村里，乃至全中国，充斥着上述“丛林”中种种惨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捆绑在一起，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市场上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住在鲁迅家斜对面的作家茅盾，根据上海债市见闻创作了《子夜》，直指畸形资本市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另一部小说《林家铺子》，则真实还原了民间高利贷网络对小商人毁灭性的打击。成名于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在后来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也刻画了浙沪一带农民因举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性场面。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历史阀门缓缓扭动。上海兴业路76号、嘉兴南湖红船一路走来的红色先驱们，将改变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农村金融领域——解决高利贷剥削、劳动者资本匮乏的问题。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主张。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此后，伴随燎原的星星之火，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地区相继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作为抵押开办农民银行，建立了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低利或无息贷款、发行货币等形式，免去劳苦大众高利贷负债终身的桎梏，助力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经济困难。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今中国的道路选择，决定了金融业必须继续坚持面向亿万人民群众，这一点，百年来未曾改变。

金融事关发展，也事关公平。如果把金融主体市场比作森林构成的生态系统，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林下层次丰富、为数众多的各类草本、禾本植物。据统计，中国每4秒就有一家新企业诞生，2020年上半年日均1.94万户。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占实体经济的“大头”，它们贡献了60%以上的GDP，带动了80%以上的就业，稳定了亿万家庭的生计。

两人的合作始于数学巨著《几何原理》前6卷的翻译工作，也开启了徐光启充满传奇的“斜杠”人生——此后，徐氏又翻译了《四书》拉丁文版传向欧洲，尝试引进制造天文望远镜，主持研发西洋火炮抵御清军，受命编撰含有“24小时制”和新版二十四节气的官方历书，晚年官拜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鲜为人知的是，徐光启这样一位“仰望星空”的科学家，还为后世作出了“脚踏土地”的贡献，影响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饭碗。

那是徐丁忧离官，从京城返回老家上海后。有一次，他听说东南沿海等地从南洋引进了一种叫做“甘薯”的作物，不仅单位面积产量高，而且耐旱耐瘠、充饥管饱，就马上托福建莆田一位客商为其带来种子，在老家法华南（现黄浦区）自设的农业“基地”上试种。经过至少三轮的耕作试验，终获成功，“略无异彼土”，遂逐渐推广至全国。

从此，贫瘠苦寒之地的百姓添加了一种“救荒”的口粮。受此影响，中国人口从明末的四五千万，至100多年后的乾隆年间，达到了两三亿。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带来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袁隆平。

徐光启还多次利用在上海老家搞“试验田”的机会，编撰了一部《农政全书》，试图解决当时“中国人饭碗”的问题。与历代农业著作偏重耕种技巧不同，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在强调水资源和水利的重要性：“水利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矣。”他认为，水在天壤间,本以利人，只要治理有术，利用得法，“天下无一寸不受水利之田”。

为什么徐光启对“水”这样在意？明皇朝迁都北京以后，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水乡，因此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已与帝国的命脉挂钩。令当政者头疼的是，南北大运河的中段长期水源匮乏，为满足漕运需要，沿线水源“涓滴皆为漕用”，仅山东境内用来接济运河的泉水就达一百多处。在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耕争不过漕运，致使大片农田无水灌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提出，针对水资源的分配具有不均衡性，必须通过水利工程等手段开展区域间的引水和改造，达到“水无涓滴不为用”的目标。《农政全书》据此提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的五种方法，包括：

“用水之源”——开拓山上的流泉、平地的喷泉及山涧的水资源进行灌溉；

“用水之流”——利用江河港浦干支流的水源，精准灌溉沿岸小块土地；

“用水之潴”——发挥季节、气候的调节功能，调度沼泽荡漾的水源；

“用水之委”——巧妙利用潮汐顶托之力，将海河口段的水源引入；

“作原作潴以用水”——打破固化思维，充分开发地下水、雨雪水资源。

简言之，只要灵活根据水资源与农田的相对位置以及水量的大小、流速的急缓，采取不同的蓄水、排水、灌溉方法，就能涵养水源、滋润农田，还能使各种形态的水资源达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以“玄扈先生曰”的口吻，阐发了自己关于农业生产中作物、环境与人的生态关系的观点。

例如他认为，精准开展灌溉，不仅可以抗旱，而且能改变地区小气候，增加降水量，所谓“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献雾，致雨甚易，此弭旱也。”这些论点大多都系徐光启亲自试验和观察取得材料后写成，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在士大夫“不事稼穑”的十六世纪，近乎稀有。

上善若水。用水一利，不仅引领农业工作者滋润田间庄稼，还能盘活一个地区的发展。

明清以降，国际国内格局大变。上海得益于居于漕运骨干水系以及长江、海运交汇点的黄金位置，商埠大开、临水建市，渐渐舳舻相衔，千里不绝，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资本、人才、资源却如活水般源源不断地在上海聚集，终于造就一座远东繁华的商业大都会和金融中心。

这或许是徐光启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未曾想到的。

如何分配“水资源”，

才能让“大森林”郁郁葱葱？

时光转到1927年。

这一年的10月，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在他虹口横浜路景云里的寓所里，摆放着刚印出的散文诗集《野草》。开篇题辞中，鲁迅开宗明义地宣示，他爱着“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的野草，但又希望地下的熔岩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鲁迅笔下几株小小的野草，折射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生态系统”酿出的大危机。

在当时的社会“丛林”中，“水”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

军阀、大地主、买办集团占据了“林端”的优渥位置，喝光了天上宝贵的雨水、吸干了地下的径流，不断“野蛮生长”；民族资本家、自耕农、手工业主等则处于“丛林”中下段，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则攀附于大木；处于“丛林”最底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贱如草芥，“阳光”照不到、雨水浇灌不到，自身的几点水分，反被庞大的乔木根系盘剥殆尽。

一边怪木参天，一边枯草凄凄，整片“丛林”由于“灌溉”系统失衡、生存分化加剧。更严重的是，畸形的生态结构阻碍了整片森林的正常生长，甚至导致社会经济萎缩颓败。

作为当时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除了“十里洋场”“百乐门”“跑马场”拥有的光鲜繁华，在市区内的贫民窟、周边乡村里，乃至全中国，充斥着上述“丛林”中种种惨状。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辛亥革命后依旧保持，而且同买办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捆绑在一起，广大民众深受高利贷和市场上货币流通繁杂、混乱的盘剥之苦。

住在鲁迅家斜对面的作家茅盾，根据上海债市见闻创作了《子夜》，直指畸形资本市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另一部小说《林家铺子》，则真实还原了民间高利贷网络对小商人毁灭性的打击。成名于上海的漫画家张乐平，在后来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中，也刻画了浙沪一带农民因举高利贷而家破人亡的悲剧性场面。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历史阀门缓缓扭动。上海兴业路76号、嘉兴南湖红船一路走来的红色先驱们，将改变的重点之一放在了农村金融领域——解决高利贷剥削、劳动者资本匮乏的问题。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主张。1925年，《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表，提出“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此后，伴随燎原的星星之火，农民协会蓬勃发展的地区相继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作为抵押开办农民银行，建立了浙江省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等红色金融机构，通过低利或无息贷款、发行货币等形式，免去劳苦大众高利贷负债终身的桎梏，助力其解决生产生活的经济困难。

一百年过去，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当今中国的道路选择，决定了金融业必须继续坚持面向亿万人民群众，这一点，百年来未曾改变。

金融事关发展，也事关公平。如果把金融主体市场比作森林构成的生态系统，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就是林下层次丰富、为数众多的各类草本、禾本植物。据统计，中国每4秒就有一家新企业诞生，2020年上半年日均1.94万户。特别是广大中小微企业占实体经济的“大头”，它们贡献了60%以上的GDP，带动了80%以上的就业，稳定了亿万家庭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