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外婆和小红帽的故事 从翻译看多变的“小红帽”故事及狼外婆争议 | 译 • 视野

狼对小红小红帽说:“嗨，我是你的脸书朋友。”这是对“小红小红帽”的解读，可以用来提醒人们警惕虚拟世界中的危险。

【引言】近代以来，文言和白话从针锋相对到并置的演变，也可以从外国文学翻译的独特视角来考察。就“小红小红帽”故事的翻译和介绍而言，存在着不同文体的现象。与翻译中的词汇选择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揭示故事的主题，以帮助读者理解。

“小红小红帽”的故事流传已久，经历了许多变化。为此，美国作家凯瑟琳·奥兰斯坦(Catherine Oranstein)专门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小红小红帽:童话中的性、道德与进化》(杨树之译，三联书店，2013年，见上图)，几个世纪以来，围绕着十个精心设定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传播、改编和再创造。可惜为了讨论方便，提取的材料都是欧美的，没有时间讨论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演变。事实上，以现代中国为例，在翻译和介绍这个众所周知的童话的过程中，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虽然小红小红帽的故事原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现代的记录最早是在法国作家查尔斯·佩罗特的《母鹅故事集》中发现的，许多中文版本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有的译者直接注明作者的法文名字佩罗特，如叶韵翻译的《小红帽》(1936年黄钟第4期第8卷)，一目了然。有的把名字翻译成中文，通过对比就能看懂。葛·傅莹译《小红帽》(1922年《妇女杂志》第8卷第7期)，解释为“法国罗勒”；胡端翻译的《小红帽》(1932年《薛辉日报》第6卷第9期)末尾有一个注解，指出这个故事是由“法国童话《贾鲁贝路》扮演的，这个译本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但戴望舒翻译的《母鹅的故事》(明凯书店，1929，见下图)中却把作者称为“萨尔·贝洛”，并在前言中不厌其烦地介绍自己的生平和创作。

然而，这些译者并没有如实翻译全文，每次翻译都在提到狼吞虎咽的小红小红帽后戛然而止，毫无例外地删除了原文最后一句押韵的“训诫”。《鹅妈妈故事集》原名《有寓意的古代故事》。每当讲述一个故事时，佩罗都会忠实地揭示其主旨。小红小红帽后附的布道中有一段话:“有些狼挺迷人的，/它们不会吼叫，也不粗俗。/说着甜言蜜语，说着莲舌的人，/跟着年轻女孩/走进她们的房子，/直到床。/但是注意！大家都知道/这是圆滑的狼，/最危险的狼！”(引自千变万化的小红小红帽)正如奥兰斯坦所说，佩罗的小红小红帽实际上是一个色情寓言。如果这个比喻在文本中过于暧昧，那么在最后的布道中就会显得直白而正确，其目的是为了捍卫当时的道德观念，“告诫社会上的年轻女性保持贞洁”，因为“狼是一个时尚而迷人的巴黎”。毫无疑问，这些性道德建议不适合教育幼儿。对于视其为儿童读物的中国译者来说，在翻译中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所以戴望舒在《鹅母序》中强调自己是“忠实地从法语翻译过来的”，以显示翻译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坦诚，“贝洛尔先生总是在每个故事的结尾加上几个诗句和教训。这是一个相当枯燥，不现代的句子。我真的不想让其中包含的道德价值观束缚我。佩罗的故事不是专门为孩子写的，附带的讲道确实有点过时。熟悉法国文化的戴望舒当然很清楚，只能直接删了。

佩罗的版本受到批评的另一个地方是，狼最终装扮成祖母，吞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小小红帽。中文翻译是轻描淡写。比如戴望舒翻译成“所以，说了这话之后，凶狼扑向小红小红帽，把她吃了”，其他翻译都差不多；几十年后，根据一个新的法语翻译，“狡猾的老狼认为话可以停在这里，如果他不开始工作，我怕他会大睡，所以他露出失落的脸，大声嚎叫，“长牙吃你更方便”，猛地翻了个身，跳到小红小红帽身上，啪嗒几声咬了可怜的小女孩的骨头，把她吞进肚子里”(董天棋翻译了佩罗的童话。2001年)，从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早期版本刻意做了很多简化，目的是尽可能淡化血腥恐怖的气氛，可谓用心良苦。更有甚者，戴望舒去世后，1955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本的新版本，编辑们做了很多修改。从那时起，戴的译文，经不同出版社的修订和转载，遵循规则，继承了这个后来的修订版本。《小红小红帽》的结局被完全颠倒了，原著被完全抛弃，改成了“凶狼说这话，冲向小红小红帽要吃她。正在这时，一个樵夫走了进来，把狼砍死了。”小红小红帽侥幸逃脱。恐怕编辑觉得原结局寒心，不适合儿童读物，只好换掉他。

绿色版的翻译和删节

“小红小红帽”故事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来自德国学者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童话》。格林版对佩罗版做了重要修改，小红小红帽的爷爷奶奶和孙子被猎人救了。这样当然更符合孩子的阅读兴趣，所以更受中国译者的青睐。孙自1909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童话》的主编(见上)。第一集他收录了根据绿版编的红帽。由和杨合作翻译的《德国童话》(文化社编院，1928年)被命名为《德格利姆》，最后收录的是《小红》。郑寿霖(中华书局，1929)写的《德国简史》专门设了一章《德国童话选》，其中提到“德国有许多神话和童话”。“最著名、最受欢迎的可以算是布鲁德尔·格林(Brueder Grimm)通过的《德国神话集》和《德国童话集》，然后翻译包括”，书后面附的《参考书研究》也注明了翻译的《红帽子》等等“原文见格林兄弟的德国童话”。特里翻译的《小红小红帽》(发表在《学生杂志》1930年第17卷第8期)采取双语对照的形式，直接将格林童话中的世界语拼写“Fabelo de Grimm”标在标题下。陈钧翻译的童话之一《跛脚老人》(明凯书店，1932年，见左下图)是《红衣少女》。根据顾的《格林童话集序》，可以看出它也出自《格林童话集》。如魏宜欣《格林童话全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张艺鹏《格林童话全集》(祁鸣出版社，1949年，见右下图)，冯华展《格林童话全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等。，虽然有些是根据德文原文翻译的，有些是根据英文译本翻译的，但是从至于禹卫翻译的《小红小红帽》(1940年第17卷第四期)和平实翻译的《小红小红帽》(1996年第2010期第1927期晨报副刊家庭版)，虽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应该根据格林的版本翻译。

为了忠实地保存德国民间的口头传统，格林兄弟在讲述了猎人救爷爷奶奶和孙子的故事后又增加了一个故事，就是小红小红帽和奶奶一起设计，最后把狼淹死在石槽里。周作人曾在安德森的《十之九》(龙集收入，明凯书店，1930年)中评价说:“他们兄弟都是学者，收集民间传说，没有任何增减，可以用于学术研究。”道听途说的内容对于民俗学家做实地考察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小读者就没那么必要了。所以很多译者只翻译了第一个故事，可能会觉得剧情从头到尾都完成了，但两者的结合有些复杂。比如郑寿霖的本意是介绍德国的“自然地理、民情风俗、历史政治等”(《德国记录的起源》)。甚至在文学方面，除了童话之外，还选择了一些神话、故事、寓言进行翻译，避免铺天盖地。泰隆的翻译是双语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学习世界语。情节叙述完整就够了，没必要画蛇添足。陈钧的翻译本意是提供“最适合青年学生阅读的作品”(顾《格林童话序》)，无需阅读和写作，白白增加了孩子的阅读负担。

其他来源的小红小红帽

除了佩罗版和格林版之外，“小红小红帽”的故事在欧洲各地广为流传，并经历了各种演变，其中一些也有相应的中文译本。虽然有些版本在不同地区流传，比如杨金浩翻译的《红领巾女士》(1932年出版于《民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本来就是一个“英文流传”的民间故事，但剧情与佩罗的版本一模一样，在此无需赘述。但有些版本的人物、情节甚至表现形式与佩罗、格林版本有很大不同，值得略加介绍。

翻译成“红帽”，署名“ZL”(发表于《雪海杂志纪念册》，1913年)，女主角依然是“管桃绯小帽”的“某姓女儿”，而男主角却从狼变成了狐狸。故事讲的是，在去外婆家的路上，红帽先后向蜜蜂、小鸟和老婆婆表示了善意，向森林里的猎人转达了老婆婆的问候。最后，红帽发现狐狸假扮成“奶奶”，转身狂奔，在森林里筋疲力尽。狐狸起床，适合刺鼻，刺痛，尖叫。当鸟儿闻到它时，它们会突然发出声音。猎人们冲上前去，射出他们的箭，在他们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脱离了危险。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杀猫狂欢:法国文化史的交叉检验》(吕建中，商务印书馆，2014)中的《农夫讲故事:母鹅的意义》第一章中分析了小红小红帽故事的演变，特别强调“比较研究揭示了同一故事的不同记录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这些故事散布在遥远的村庄，彼此相距甚远。从这个狐狸版的同一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虽然人物有所调整，但主要情节与小红小红帽的原故事并无不同。

孙在编选《童话》系列时，关注了小红的故事。后来他又介绍了法国女作家杜诺克斯夫人，她擅长写奇怪的小说，“笔上洒满珍珠，舌头上长满莲花”，最受读者欢迎的是《小红小红帽》。从所附英文译文来看，在《奇异小说及其代表作的作者》(收录于《欧美小说系列》)中，他再次提到这部作品，将其更名为《小红小红帽》，并翻译了主要内容，大致与佩罗的版本相同，但略有修饰。其中《鲁豫·金Roh:狼旅》里的小红小红帽，问起外婆的住处，先走了。小红小红帽来到她祖母家。“奶奶很开心，想留下来过夜。小红小红帽今天不会回来了，因为他没有告诉他妈妈。他会更加注意他的靠鲁的希望，但他会坚定地退出，并进一步约一天。几天后，狼假装成小红小红帽，吞下了她的祖母，然后吞下了又来的小红小红帽，给敷衍的情节又添了一笔。

在翻译了格林的《小红小红帽》之后，泰龙还翻译了《一个红色的小红帽女孩和狼》(1930年，《学生杂志》，第17卷，第12期)。它讲述了老狼原本是一个“森林中的温柔骑士”，在遇到美丽可爱的小红小红帽后，立刻坠入爱河，“带着青春的憧憬追着她”。于是他冲到小红小红帽的奶奶家。“那位祖母是个聪明的女人。经过短暂的谈判，她把小红小红帽卖给了狼。当小红小红帽来到她祖母家时，她和老狼有了一个问题和答案。在佩罗版和格林版中，隐患的对话现在成了“恋人该有的戏谑”。为了赢得小红小红帽的好感，狼心甘情愿地“剪去指甲，矫正牙齿，剃光全身”，终于如愿以偿，“带小红小红帽去商务室”，“在登记员面前结婚”。然而，小红小红帽婚后并不安宁。为了取悦他的妻子，老狼“把他的洞穴、房子、钱和财产都给了她”，直到他最终一贫如洗。他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得到一些，这些钱只够支付他妻子和未来孩子的保险公司的费用”。他只能想象如何在“痛苦和失望的火焰”中“抓住小红小红帽并把她一饮而尽”，但残酷的现实是“小红小红帽刚刚吃了狼”。译者在附知中提到“以‘小红小红帽’为题材写故事的作者很多，但内容都差不多，因为是普通的民间故事。但是，这个不一样。它编织着有趣的爱情，结果是小红小红帽吃了狼。这是一部独特而有趣的作品。虽然主要人物和叙事元素是从传统的“小红小红帽”故事中继承下来的，但“狼心似水，妾意似铁”的另类结局却发生了惊人的演变，完全颠覆了原主题。

孟梅翻译的儿童剧《如克勤》(1934年出版于《河南教育月刊》第4卷第3期)是根据德国作家弗里斯白·格雷芬·格雷本创作的剧本，并在标题下特别标注为“小红小红帽”。剧本的主要情节来自格林的版本，但为了适应舞台表演，对白中加入了很多内容，部分情节有所改动。例如，原来的小红小红帽变成了猎人。最后，小女孩“如克琴”(小红小红帽)说:“(向观众上前几步)孩子们，听话:别忘了妈妈的指示。因为不听话差点被狼咬死。妈妈的话，妈妈的训，好像是一条平安平坦的路，大家要记住！”它充分体现了儿童游戏的特点。

那时候应该已经有不少以小红小红帽为主题的剧本了。《申报》副刊《教育与生活周刊》曾刊登过《上海上宫小学家庭会议表演》(1924年第42期)的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红色小红帽》，但据以创作的剧本已不再为人所知。另据1929年12月1日《申报》报道，上海祁鸣女子学校为纪念校庆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搬动法剧《红帽子》，但内容略有变化。记者简要介绍了主要情节，说小红小红帽“路上忘了妈妈的指示，和小朋友一起玩”。当他来到奶奶家时，“他没有看到奶奶，但他遇到了一只狼，它其实是个仙女。我想借此机会教孩子们如何服从她母亲的指示”。最后大家都很开心。"仙女设法救了他们，每个人仍然高兴地回家了。"。《申报》还多次宣传“俄罗斯著名明星演出舞台剧《红帽子》(1926年12月25日-27日)，以及“英国美剧班演出世界著名舞台剧《罗宾汉》和《小红小红帽》(1930年1月6日-7日)。虽然这些舞台剧在表演时不使用中文，观众也不仅限于儿童，但它们对宣传小红小红帽的故事仍然有很大的帮助。

1927年插图小RedRidingHood

文化差异与翻译归化

近代以来，文言和白话从针锋相对到并置的演变也可以从外国文学翻译的独特视角来考察。就“小红小红帽”故事的翻译和介绍而言，存在着不同文体的现象。为了符合孩子的阅读习惯，用通俗易懂的白话翻译当然是最合适的。孙主编的《童话》系列强调“只用白话文阅读比较容易”(商务印书馆的宣传用语)，实际效果也很明显。顾在《格林童话集序》(含陈钧译《跛行老人》第一卷)中指出，“在中国，孙先生是最早介绍格林童话的人”，并称赞《红帽童话集》第一集是“第一本中国式的儿童读物”。赵在《童话故事ABC》(世界出版社，1929年)第九章《几个重要的童话故事》中提到:“看过孙童话的中国孩子，一定很熟悉《大拇指与红帽子》。”张若谷在《关于我(上)》(《申报》1928年2月26日)中回忆起童年时的阅读经历:“在所有的阅读材料中，孙主编的《大拇指》、《三问一答》、《无猫之国》、《玻璃鞋》、《红帽子》等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这表明孙氏的白话翻译极其成功，赢得了同行、学者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孙郁秀还试图用文言文翻译小红小红帽的故事。看看他在《奇异小说的作者和他的杰作》(收录于欧美小说系列)里的翻译:“几天后，我奶奶听到敲门声，也是小红小红帽的意思，如果她急着要看的话，那么金璐:狼大队也是。老人的筋骨被削弱，被艰难，被拒绝，却被吞噬。金罗汉:狼旅的意图是专为小红小红帽。如果脸上晒太阳，皮肤像羊脂，肉的味道会很美。他是他奶奶的衣服遗留下来的，捂着盖假装睡觉。”相当优雅的文言文，和《童话》系列的《红帽子》的措辞有很大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其主旨有关。《欧美小说》第一卷有一段题字，说“欧美小说浩如烟海，就是就古今名作而言，要完成自己的事业并不容易。用此编，钩玄总结，以断之。”其实全书还涉及到诗歌、戏剧等体裁。在有限的篇幅里介绍从古希腊到19世纪欧美文学发展的概况，用传统文言文可能更方便。况且这本书的读者永远不会是孩子，也不用担心会给阅读造成障碍。

ZL翻译的《红帽子》也使用了文言文。比如开头介绍女主角的时候说“红帽，一个有姓的女儿，天性美丽，性情温柔，对她所居住的村庄有利，四周绿水环绕，树木葱郁，头戴桃子和帽子，感觉比一般的多，所以她戴着红帽在乡下闻起来很香”；中间，小红小红帽徘徊在路上，“徘徊在蜿蜒的小径之间，闻着鸟儿的歌声，感受不到阳光。摘下我奶奶喜欢吃的李子，放在篮子里。摘下鲜艳的五色花，做成花球。该译本最初发表在雪海学会主办的期刊上。编辑出版这本社会杂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社会朋友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技能交流。本刊发表的各类著作，包括论著、传记、序跋、开本、小说、科学、文学院、杂文等。，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即使是从外国小说翻译过来的，也不例外。还好还是易读，不影响理解。

毫无疑问，白话版的数量远远超过文言版。但由于故事本身并不复杂，译者大概也考虑到读者多为儿童，所以翻译出来的笔大多简单直白，两者区别并不明显。偶尔会有翻译融入方言俗语，但都是比较独特的。例如，张艺鹏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中的小红小红帽(祁鸣出版社，1949)。在第一个故事中，母亲告诉小红小红帽“先问候她的祖母，不要看那双狂野的眼睛”，然后说小红小红帽“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狼，多危险啊”；在第二个故事中，小红小红帽向她的祖母描述了她在路上遇到的狼。"她长着两只贼眼，非常怕人。"最后，她的祖母看穿了狼的背叛。"她也有一个对付这个坏胚胎的计划."。根据这本书，、张翻译的时候都在上海，出版社也是在上海成立的，所以翻译的文字夹杂了一些上海语言，非常生动活泼。

但是，这种尝试不一定能被所有人接受。杭州人戴望舒将吴语的一些方言融入到他的翻译中。明凯书店第一版，说小红小红帽“路过一片树林，遇见老刁狼”；然后我说我奶奶躺在床上，“因为有点不舒服”；他还说，在狼吞虎咽地吃掉祖母之后，他“总是等待小红小红帽的到来”。此后，胡端曾评论戴的译文，“虽有疏漏，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可靠通顺的”，并借鉴戴的译文，在自己的译文中使用了“老刁狼”、“难受”等字眼。但在儿童出版社新版的戴译本中，将上述片段一一改为“她穿过森林时遇到了一只狡猾的老狼”，“因为她有点不自在”，“等待小红到来”，这意味着虽然没有出入，却失去了她那鲜活灵动的声音。在现代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胡适曾设想进一步提倡“方言文学”。他在《答僧君“不拘一格的文学革新论”(收录于胡村，亚东图书馆，1921)中认为“方言文学越多，国语文学所用材料越多，内容越丰富，生活越生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恐怕未必如预期的那样，戴的译作被改动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在考察各种翻译时，我们应该注意翻译归化现象以及文化差异问题。毕竟“小红小红帽”的故事来自国外。如何让当地读者毫无障碍地理解，确实是译者需要不厌其烦考虑的事情。例如，象征性的“小红小红帽”与汉语中的“帽子”在形状上有所不同，一些译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比如陈钧翻译为“一件附红丝绒帽的披风”，品时翻译为“一件附红丝绒帽的披风”，明显注意到了中西语义的差异。但为了在不造成隔阂的情况下增加读者认可度，有些译者会在一些细节上刻意进行本土化改造。例如，叶韵把小红小红帽带到外婆家的“烧饼”翻译成中国人更熟悉的“月饼”。然而，即使如此，有些情况也很棘手。例如，如果小红小红帽要去外婆家或外婆家，翻译就不统一了。这自然是中西亲属称谓根本不同的结果，恐怕也只能我行我素了。

与翻译中的词汇选择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揭示故事的主题，以帮助读者理解。无论是佩罗版想要捍卫的法国帝国时代的性道德，还是格林版想要宣扬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规范，在中国读者看来都太陌生了，于是一些译者尝试做了一些归化。孙在《聊斋志异》及其代表作的作者(收录于《欧美小说丛书》)中简明地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也应该是诗人的“狡子”的讽刺，类似于《诗经》中的“狡子”。朱《诗集传》认为“这妓女见最好就演自己的话”，委婉地指出故事暗含男女之性，颇符合佩罗版本的本意。一些译者只是利用这个话题。例如，ZL在翻译后有一句附言:“这篇文章虽然是寓言，但也证明了因果理论没有错。播种就播种，播种就播种。我想翻译一下，觉得骗骗好，学学专门强奸的，劝劝聪明老实老实的。“居然在会上牵强附会地附上因果报应的概念，从而达到劝善戒恶的目的。虽然这种延伸不符合原主题，但对中国读者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衍生创作和研究

随着《小红小红帽》故事的不断译介，累积辐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吸引了一批中国作家的借鉴。有些只提取个别元素，比如梅芝的童话诗《小红小红帽逃亡》(作家书店，1950)。具体情节与“小红小红帽”的故事无关，但开头写道:“有一天，/小红小红帽，/戴着他的大红小红帽，/跳来跳去，/提着一篮馒头，/送给住在山里的奶奶。无疑来源于原著童话。有些作家在参考原著的情节线索和人物的基础上，分开创作和行动，会使事情变得更好，从而更好地看到他们之间的渊源和发展关系。

如上所述，“小红小红帽”的故事在早年的舞台上相当受欢迎。除了直接利用外国剧本，还可以依靠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郑申花的儿童剧《小红皇冠》(1916年5月1日发表在《妇女都铎报》)就是其中之一。剧本的主要情节还是来自国外的小红小红帽的故事，但是佩罗版和格林版都有狼吃人的情节。为了避免这样血腥恐怖的场面，郑申花把结局改成了小红小红帽因为樵夫的突然出现而脱险。自从作者从上海桑塔玛利亚女子学校毕业后，她还融合了江南的许多方言和习俗。例如，小红小红帽要去拜访“好女人”，她带来的食物是“花生、蚕豆、鸡蛋糕和油条”。在表演过程中，这些细节一定会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罗路创作的歌舞剧《小红小红帽》(1940年《战时教育》第五卷)，为了避免吓到孩子，也对剧情做了很多改动。比如剧中的狼不想吃人，想“抢她的大公鸡和她的鸡蛋糕”。最后，小红小红帽在邻近孩子的帮助下联合起来围捕恶狼，并在舞台描述中具体提到:“这时，蹲在舞台下面的孩子喊杀着要追上舞台，舞台上的孩子也喊杀着围了上来。小红小红帽站起来，用力捅了捅狼。所有人都蜂拥而上，杀死了狼。”不难想象表演过程中激情澎湃、喜气洋洋的场面。小红帽宋附剧本，编剧也是曲作者，为小红帽、小狼、小童等角色定制了很多歌曲。这些歌曲穿插在表演中，现场效果会更好。

李记创作的儿童故事《小红小红帽》(发表在《公共教育白话报》1942年第21期第25卷)仍然是佩罗版本的内容，但巧妙地嵌套在一个更大的叙事框架中，说一群孩子围着老奶奶坐着听故事，又通过老奶奶的嘴告诉小红小红帽。当他们听说小红小红帽被狼吞虎咽时，孩子们都伤心哭泣。为了安慰这些孩子，老祖母在原著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结尾，说小红小红帽的母亲担心女儿的安全，“所以她举起一把闪着闪电的剑，尽快跑进婆婆的稻草屋。”当发现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被狼吞虎咽的时候，“她立刻把第一部分切成两半，慢慢剖开它的肚子”，最后把他们救了出来。补充的内容明显和格林版本的部分情节吻合，只是把猎人换成了母亲。也许是考虑到开头出现的母亲在后续的情节传播中没有下文，作者突发奇想。为此，他在前面的文章中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当提到他的母亲告诉小红小红帽时，他提到“森林里到处都是凶猛而有害的狼，你的祖父和父亲都说三个孩子五年前在那里丧生”，事先知道道路是危险的，然后举剑救人是合乎逻辑的。

一些作家在写作时已经开始探索《小红小红帽》的故事类型。比如郑神华在《小红皇冠》之前有一个介绍，里面提到:“中国也有一个故事，一个妈妈出门，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家，晚上一只熊回来，吃了儿子就意味着设计潜逃，和这件事大致一样。或者本来就是一个东西，不知道互相传递。”其实这种类型的故事已经传遍了全中国，但主角不仅限于“熊妈妈”，还有“熊奶奶”、“虎妈妈”、“虎奶奶”、“狐狸奶奶”、“野人婆婆”、“狼奶奶”等等。周作人在《关于狐狸奶奶》(发表于《语丝》1926年第61期)中介绍了绍兴流传的“老虎奶奶”的故事，饶有兴趣地提出“如果能收集全国各地的传说和故事，精选100个有代表性的故事编成一套，一定能成功出一本非常快乐的书。或者更进一步，通过广泛记录所有相似的材料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母题如何能够组合成各种故事，或者一个母题如何随着时间、地点、文化的关系而变化，都是有趣的事情”，但他也感叹道，“可惜中国学术界还没来得及关注这些‘多管闲事’，只有我们这些外行人随便说说”。

周作人对开展相关研究的前景相当悲观，甚至认为“三四十年后，或者真正有学者出来接手的时候”。幸运的是，几年后，年轻的学者和他一样对此感兴趣。钟敬文在他编辑的《民间月刊》上隆重推出了《虎奶奶故事》专辑。除了出版各地收集的同类故事外，他还披露了已出版的《虎奶奶故事》和即将印刷的《虎奶奶故事》，指出中国虎奶奶的故事始于黄芷君的《大清列传》。同时还发布了《拉客虎奶奶的故事》(均发表于1932年《民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希望各地读者能“在方便的时机，尽最大努力为我搜集、收集，这样就可以发现这个故事的信息是可以适当衡量的。然后研究者可以在王公们的宝贵成果基础上，找出更合理的结论。”同年，出版的《中国人的谭体》(1932年《民间故事集》第一卷)总结了四十五种类型的民间故事，其中包括“虎妈(或奶奶)式”。然后写了《虎奶奶的故事组稿》(发表于《艺术风格》1933年第一卷第九期)。

这件事的由来已经介绍的比较详细了，并且指出“虎奶奶的故事，也就是小红巾的故事”，在英法德都很流行。已经东传西传好几次了。其学术和文学意义和价值也非常耐人寻味。可以看出，激发他研究兴趣的因素包括遍布欧洲的“小红小红帽”故事；他还提到“我关注过这个故事，所以一直保持着整理研究的心态，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并记录了《中国人谭式》原本所包含的故事类型，供读者参考比较。

虽然钟敬文此后没有再进一步，但他在整理资料、归纳类型方面的探索给了后来的学者很大的启发。20世纪30年代初与开始交往并互赠书刊的德国学者埃伯哈德，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王、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一书，其中包括“动物与人”类的“虎奶奶(虎与儿童)”。在为德国阿尔伯塔省编纂的《民间故事百科全书》撰写《》时，还郑重介绍了《中国公民的谭形式》一文。另一位受影响的美籍华人学者丁乃同于1978年编制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尚、、李广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还将“虎奶奶”列入“一般民间故事”类别。他在《汉译英序》中回顾了自己的研究过程，特别提到“中国民间故事的采访、收集和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当时很多前辈，如、赵等先生，已经注意到中国故事与印欧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并做了一些初步的分类，以示思考饮水之源的意义。钟敬文和埃伯哈德一直站在他这边，丁乃彤只有一次。两部作品的译本出来后，都不厌其烦地写序言介绍。连接他们三人的，其实是流传于世的“虎奶奶”之类的民间故事。如果继续追查下去，肯定会和《小红小红帽》故事的翻译和介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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