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9岁开始北漂，79岁走秀爆红，85岁学开飞机，一辈子都在演戏

王德顺/口传

孔宁宇/执笔

我是王德顺。今年85岁。

2015年，我79岁，因为在国际时装周发布会上，光着膀子走T台，火了一把；今年夏天，我去学开飞机，刷新了中国飞行学员最大年龄记录，被大家知道了，又感叹85岁上天飞行真是不容易，说我老当益壮。

从49岁开始北漂到现在，我干了不少事。演哑剧、演“活雕塑”、学骑马、学骑摩托、走模特步、健身游泳、开飞机......有人叫我“中国最酷爷爷”，其实对我来说，倒没想着非得挑战自己、突破自己，只是从小到大的性格如此，想到的，就要去做到，还要做到最好。

我爱运动，出行多是自己骑自行车，一直骑到今天。

1936年，我出生在辽宁沈阳，父亲在一个工厂的大食堂里，做了一辈子厨师；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生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头就一个大哥。

我们这些孩子是散养长大的，扔出去自己玩，我母亲的任务就是把孩子喂饱，不饿死。一大家子都靠父亲一个人，一个月45块钱的工资过活，所以家境是很困难的，每天都是窝窝头、白菜汤，白菜汤里如果有几块豆腐，那就是好菜。

从小父母对我们没有什么教育，自己爱走什么路自己走。那个年代，上学没有学费，我最开始也跑去上学，但五年级没念完，就念不下去，出去找工作了。我考去了沈阳电车公司，当一个售票员，那年我14岁。

干了两年后，我大哥抗美援朝复员回来。到家里一看，我在电车厂干卖票收费的活，立马就对我说，你不能干这个，你需要读书去。然后我就辞职，又回去读书了。我特别听我大哥的话，他是我的偶像，我什么都向他学。他唱歌好，我也想学唱歌，他朗诵好，我也去学朗诵。我们在泳池里游泳，看见他去十米跳台跳水，我也跟着跳。

因为耽误了两三年的课程，我已经不能上正规的学校了，只能上私立的补习学校。小学的课程基本不学了，直接学了初中、高中的课程。19岁，我到了沈阳第一家军工厂，去那儿做了一名电工。一个月的工资是42块5，这是一级工人的工资。

这几年书肯定是没白念，那会儿去军工厂也是要考试的，起码得有一定文化才能当工人，跟我一起考进去的大概有五六十个人。进去后分不同工种，每个人报自己有什么特长，我报了电工。“电”相关也算不上我的特长，但我从小就对自制蒸汽机、直升飞机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动手能力也比较强。

60多年后，我终于实现了开飞机上天的儿时梦想。

1958年的时候，苏联专家来中国，在工厂里挑选有文化的学生做学徒。工厂一共三千多人，只选三个，我是其中一个。苏联专家教我们怎么用大炮打飞机，指挥仪怎么使。还没等教完，1959年苏联专家就撤走了。后来，我就开始去沈阳工人文化宫报各种兴趣班，学各种东西。

工人文化宫里有教舞蹈的、有教唱歌的、有教演戏的，还有朗诵，什么兴趣班都有。受我哥哥的感染，我也喜欢搞文艺活动，就把这些班都报了，下班后就跑去学。哪个班都不收费，你只要来学就行，而且都是专家教课，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和教授都在那讲课。

在文化宫里还有一些演出机会，1959年的时候没有电视，都是语音员在电台演广播剧。我当时的声音挺清脆、洪亮的，在广播剧团里老能演主演，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演话剧？这时候萌生了这样的念头。

正好我们工厂归军队后勤部管，军队组织了一个演出队，就把我选进去了。可能因为我长得像是个正面人物形象，在队里朗诵、唱歌、演歌剧，一场戏里面好像从头到尾都有我。

演出队去全国各地的军工厂巡回慰问演出，每个地方待一周的时间。全国军工厂有很多，我们巡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到处转，这一趟回来之后，我觉得我能演戏。我就到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大门口放了块他们写的招聘牌子，一看到我就自个儿进去了。我说，你们要不要学员？我想来考试。里面的工作人员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军工厂的工人，他就让我在那儿等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来了好多军人，我一看，这些军人我都认识啊。因为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当时尽演些电影，拍电影军事片，这些片子里都有他们啊，像田华、王心刚什么的，这些大演员都在。他们就给我考试，让我唱个歌、跳个舞，演个小品。这些个我都在文化宫学过了，我很轻松的，一遍一遍都做了。做完之后，他们说，行了，你回单位等着去吧。

没过几天，军工厂的厂长就找我了，说抗敌话剧团让我去报道，我知道我考上了。我在工厂待了5年后，1960年去了抗敌话剧团，在那里，我演了10年的话剧。抗敌话剧团属于部队文工团里的，这就算参了军，当了文艺兵。进部队之后，正规的那一套部队训练都得有，先得把你练得像个兵了，站有站相，坐有坐样。

1968年，我在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当时我还是一个小战士。

话剧团讲求“一专多能”，这是当时的口号，意思是，你的专业是话剧，但你还要有别的能力，你得会唱歌、会跳舞、会说山东快板。为啥呢？我们要去给战士做慰问表演，有的地方战士不多，就需要演些小节目。我记得有一次去慰问战士，哨所在四千米高的山顶上，上面只有一个士兵，我们也觉得这是职责，执意要去。好几个人给这一个人唱首歌，打个快板。

除了慰问演出之外，我们也演一些戏。比较多的就是战争、革命题材的，我在的剧组演《年轻一代》，我是男主角。这批学员里，我年龄最大，24岁，老同志演出剧目时，人员不够了，就把我调到另一个队里，觉得我比较成熟。

我们那时候都特别听话，完全服从组织安排。团里大家都20多岁了，但不许谈恋爱，你想我们这么多学员，十个男生十几个女生整天待在一起，待了十年，互相没有感觉那不可能，但谁都不敢谈恋爱。直到60年代，我们没人管了，才两两配成对儿。

1966年，我第一次谈恋爱，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她也是我们团里的女学员，团里这么多人，只有她一个人，看我的目光眼神不对，我感觉到她可能对我比较有好感。跟她在一起后，我说，你做我媳妇吧，她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

1968年，我和同是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女演员结婚了，军人生活让我们怀念终生。

1970年，我从沈阳复员到长春，1974年才到了长春话剧院，继续演话剧。一直干这行，我从没觉得乏味。我很享受演戏，到现在都能记得，演完戏后，观众的那种热情，掌声、呼喊，让我特别骄傲。

从舞台上走下来，我和妻子一块儿，经过菜市场的时候去买菜，在那儿挑菜的时候，哪个菜最便宜，哪个菜已经烂了要扔掉了，我买哪个菜。那是70年代，我挣得工资就这么多，一个月50多块钱。

我想，我在舞台上那么辉煌，观众那么热情，他们把我看成“神”似的，这么一个好演员，下台后买菜是这样一个状态，心里的落差是相当大的。那个时候演员的工资普遍都是这样一个水平，能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

1973年，我和妻子去吉林北山游玩。

在演戏上，我也有过磕磕绊绊。我演话剧的时候，学习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它主要告诉你，你要把你演的故事当成真事儿，要真哭、真动情， 追求把自己完完全全投入到角色的情感里去。

1979年，我演《万水千山》里的教导员李有国，按照剧本设定，李有国昏倒后被警卫员喊醒，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前进。

有天演出时，我演到昏倒的戏份，演警卫员的人怎么叫也叫不醒我，我真的激动得昏过去了。一个演员背过身，冲着我嘴上，“啪”一个嘴巴子，“王德顺，该你说话了！”把我打醒了，另一个演员给我提词，“让革命......”，“让革命骑着马前进！”我这才想起这句词，说完后，大幕哐哐拉上。

这剧演完下来后，骑车回家的路上，我特别高兴，觉得进入了那个状态，我连昏迷都能体验到了，我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究到家了啊。走着走着，好像突然又要昏倒了，我就把自行车一扔，“咣”地躺在了雪地上，那时候是大冬天，长春的雪老厚的。

我想这怎么回事？

第二天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是植物神经紊乱，窦性心律不齐，是心脏病。如果演戏要再这么投入，很快就变成神经病了，我第一次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不仅不能演，看戏也不行，换了别的演员上台后，一演到那个地方，我在下边又要昏倒了。我一想，完了，我的演员生涯是要到此结束了。1980年，我停了一年没有演戏，改做行政工作。

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女儿那年11岁，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妻子舍不得孩子一个人去北京，为了陪读，就考去中央戏剧学院。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在长春话剧院演戏，儿子跟我一起演，他一般演剧里面的小孩。

1979年，我们全家在沈阳老家的合影。

加上业余表演的时间，前后我演了30年的话剧。从话剧转去演哑剧，要从一次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丁扬忠到我们剧院讲课说起。他讲布莱希特理论，说作为演员，演戏就是演戏，你不可能成为戏里的人，好的戏就是你通过外部形体来表达内在情感，观众认可你，你的情感到位了，就完成任务了。我突然一下子开窍了。

表现出来像真的，那就是演员的功力。从那以后，我琢磨怎么用形体来表达情感，各种动作、表情，这个就是哑剧，不说话，做一个动作就能表现出来。我开始在戏里面尝试这种表演方法，为了深入研究，我就到长春市聋哑学校给聋哑孩子们排哑剧。

1986年，在拍摄造型哑剧剧照后，摄影师在剧场为我们留下一张全家福。

那时候，中国的戏剧史上还没有哑剧。我妻子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读书时，有一个奥地利的哑剧演员去他们学校演哑剧，看完之后，她就明白了哑剧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哑剧演员演完后，非常幽默地说，我今天在这儿就给你们讲这些，如果你们还想看，请把椅子搬到文化宫去，我在那里还有一场演出。

有不少学生真的去了，但学生都没有票，有的翻墙进去，被抓住后让人轰出场了。我妻子就给后台打电话说，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这位哑剧演员邀请我们来看，并且我的丈夫正在研究哑剧，所以我需要看。工作人员拿出来两张票，给了她。

看完后，她回来告诉我，哑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自己也演，但都是瞎摸索，有了一点借鉴，立马豁然开朗。我立即动身去北京，专门去找丁扬忠，把在表演上的经历跟他从头到尾说了说。他听完，邀请我去参加中戏的第一届布莱斯特学术研讨会。

在会上，我演了自编自演的“农夫与蛇”的故事。结束后，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就邀请我去参加世界哑剧节。

1987年，在德国科隆，我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哑剧节，这是中国哑剧第一次登上国际哑剧舞台。

我以为是说着玩玩的，没想到，人家真给我发邀请信了。我那时候还没有成熟的哑剧作品，表演的都是小片段，而一台正式的哑剧，时间得够一个半小时。我妻子一听我已经答应人家要去了，就说，那开始排吧，当时距离世界哑剧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妻子是个创作高手，一个礼拜她就能想出一个节目。两个月后，一台完整的哑剧创造出来了。我们要带着这部剧，去北京，给德国大使馆审查。我们一家在北京没有房子，也没地方住，只能找到一个沾点儿亲、带点儿故的人，就到人家家了。四口人，借住在一张大床上。

哑剧《杀鸡取卵》剧照，这是我的哑剧表演中一个重要剧目。

没等到演出，人家真亲戚来了，把我们从家里撵出来了。北京三月份的晚上，外面下小雨，我们一家到王府井的地下通道躲雨，一看地下通道里，要饭的、弹棉花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妻子说，就缺艺术家了，咱们给补上吧。就这么在地下通道蹲了一宿。

第二天天亮，妻子让我赶紧回去，看看人家亲戚是不是出去旅游了，借机睡一会儿，当天晚上就是德国大使馆的审查演出。我太困了，一直睡到下午四点，突然惊醒，想到还有好多事没办，晚上演出的舞台还没有整理，灯光也还没对，这么多事没做。我拼了命地跑，跑到中国对外公司剧场，一看，幕条整齐了，地毯铺好了。是我妻子一个人早早来到剧场，把这些起码十几个人干的活儿全都干完了。

晚上七点，我穿上演出服上台。那天我演得出神入化，整个人的状态一下子奔放出来，平时做不了的动作，全部超常发挥。演完后，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说：“太好了，就让这一台到世界哑剧节去。”我听到，脑子“嗡”一声。此前，我们一直把这件事当作一个“饼”，画饼充饥，等于是精神支柱，现在是幻象成真。

德国哑剧节演出后的聚餐。

参加世界哑剧节的经历让我有了信心，坚持继续编演哑剧，也给了我离开长春，开始北漂生活的动力。我觉得哑剧在长春不会有观众，一定要去文化的中心演才行。那一年我48岁，从德国回来，开始了北漂生活。

来北京之后，长春话剧院就把我除名了，在北京也没有进剧团，我们一家四口一台戏。那些演出作品都是我们一家四口共同的成果，就像是我们的孩子。妻子给我编剧，女儿给我钢琴伴奏，儿子主持报幕。我们四个人在10年多的时间里，每天都在一起。

还是没地方住，找亲戚朋友、同事介绍，哪儿能住两天就住两天，有时候一个地方能住几个月，有时候一两天就被人赶走了。打开地图，北京的东西南北中，没有我们没住过的地方。

八年，我们流浪了八年，没有自己的房子。但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演出结束了，在回家路上的那种快乐，讨论着刚刚的演出有几次掌声，站在马路边吃热气腾腾的包子充饥......虽然不知道要往哪走，哪里是家。

1990年，我去参加奥地利哑剧节。

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在演出上，如果没有演出，没有这个精神寄托，这样漂泊的生活我肯定过不下去。我的向往就是哑剧，是我们家庭自己创造的，我们要经营它、发展扩大它，要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哑剧这种表演形式，还想让世界人民都看到，中国也有哑剧。

因为参加过世界级的表演，我有很多机会出国演出，去法国、瑞士、奥地利这些国家。在国内的演出费常常是一两百块，主要都是在各大学校里演，到国外演出挣的钱就比较多了，一次有一万块人民币。国内演出的钱基本就够我们生活了，国外演出的钱就存起来。

1994年，我们全家一起去参加上海国际哑剧节。

1993年，我用攒下的钱，在沙河买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那一年我56岁了，才有属于自己，落脚的地方。

57岁时，我又经历了一次在表演上的转型。1994年，罗丹博物馆到北京来展出，我去看雕塑，买了一本雕塑的画册给妻子看。她看了大概不到10分钟，就跟我说：你又要有作品了。如果能跟雕像一起演出，它不动，你一个人动，根据你动作的变化来推进情节，动作和感情一变，这不就有故事了。

在巴黎罗丹博物馆，我站在夏娃雕塑旁与她合影。

这想法太独特了，跟哑剧表演也有点儿像，全世界还从未有过一个演员跟雕像在舞台上演出的。一个动作维持一分钟，我排了一个半小时的一出剧。剧目有了，我就去找表演场地。我向当时国际艺苑酒店的老板刘旭毛遂自荐，他是版画家，懂艺术，一看这些照片，他就激动了。

为什么叫“活雕塑”呢，并不是说要去演一个雕塑，而是把自己当成雕塑，通过表演体现雕像的情感，让观众觉得，雕像也“活”了。演活雕塑一方面受到罗丹雕塑展的启发，另一方面，我确实年龄在变大，体力上演哑剧慢慢跟不上了。

1993年12月1日，是我的第一场活雕塑演出，在国际艺苑酒店的大厅里。我请美术学院的学生做了三个雕像，一个是哀求的女人、一个是夏娃、一个是永恒的春天，我和这三个女人演绎三段故事，主题是苦难的爱情。演出之前，我给各个大使馆发了邀请函。

那天的现场本来是五十个座位，挤进去一百多人。我把自己全身涂满了青铜色的油彩，音乐一响起来、灯光一亮起来，舞台上一出现雕塑，所有的观众都涌到台前，很多记者拍照，第二天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了，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港澳台各家媒体都发布了。

后来又在中央戏剧学院演了一次，一百多个座位的剧场里，一下子挤进来几百人。我摆一个姿势、做一个动作，就一片掌声，那天晚上的演出可谓是疯狂。 但是演完后，戏剧学院副院长的一番话说得特别直接，他说，王德顺，你演这个活雕塑，你可“活”不了。现在大家都看娱乐、看小品，谁看你这么严肃的艺术。他让我不要被今天这个场面迷惑了。

我在后台化妆，准备活雕塑的演出。

他说得没错。之后的商业演出，都很失败，我去哪里给别人介绍活雕塑，人家都说看不懂，不能接受。第一次售票演出，是在西安的一个豪华大酒店，我在演，我妻子跑到观众席后面看观众的反应，有人拿着大哥大在剧场后面大声说话，被我妻子给请出去了。

还有一次，一个意大利搞游乐场的老板，邀请我去五棵松的公园参加嘉年华，总共演十四场，隔一天一场。我看到旁边的港台明星音乐会，台下有好几千观众，我这边的舞台下，观众不足十个，心里的挫败感还是很强的。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戏剧学院的院长说我的活雕塑“活”不了。

就在我最痛苦、最苦恼的时候，瑞士欧米加手表的百年庆典邀请我去演出。他们要在中国各大城市巡回展演，想找一台严肃高雅的艺术，和品牌的调性相匹配的。他们在北京，看了好多台节目，最后只选中了我的活雕塑。跟着他们在全国演了一圈后，我意识到，我的节目是有固定的受众群体的，国际上是接受我的，这才从挫败中解脱出来。

不管演什么，演戏这件事是贯穿我生活的，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一个演员。我有很多尝试，都是在为做好这个工作做努力。65岁学骑马是为了拍一个叫《天地英雄》的电影，这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骑马打仗。当时我去试戏，导演说我什么条件都符合了，就看马术能不能通过，马术得练到什么程度？撒开手也能掌握马奔跑的方向，骑在马上还能打仗。

2014年，我在无锡拍摄《七武士》，其中打戏不少，戏里我又骑马了。

这一听就很有难度，但当时也没觉得有压力，我相信我能学会。我到北京马场训练，其他人都是骑半个小时，下马休息一个小时，我一上午四个小时都骑在马上。我知道我年龄大了，身体条件肯定差很多，只能通过努力去弥补。一天八小时，每天都这么练，足足两个月，我做到了撒开手，不牵马绳，用两条腿控制马跑的方向，双手耍着刀。

78岁时，我还在剧组开重型摩托。演戏之前，副导演问我电瓶车能不能开？我说可以啊，到了现场，给我一台大摩托，让我踩油门刹车，跟电瓶车完全不一样，那么多开关得控制。副导演说没练的时间了，让我直接上去试试，当时的试戏场地在北京后海的胡同里，人和人走路的时候都擦肩摩背，一骑两边都要撞到人，根本没办法骑。

没过多久，这戏就在天津正式开拍了。我按照导演的要求骑着转了一圈，最开始没什么问题，后来一脚油门踩下去，没控制住，直接冲着摄像机去了。车子往前冲的过程中，我想要是撞上了，摄影机肯定得全碎，于是当机立断，一下子把摩托车扔了出去。我自己也摔出去了，摔得挺严重。

我爬起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先别上医院，把这个镜头拍完再说。拍完之后，我才去医院检查，还好脑袋没事，也没有骨折。妻子陪我在天津拍戏，她住在宾馆里，我回宾馆后什么也没跟她说，就躺到床上了。当时正好是足球世界杯，一直播到晚上，我躺着看了一晚上，其实是身上疼得不能动，韧带都挫伤了。这一摔，疼了我一年，我瞒着我妻子，怕她担心，她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件事。

在法国拍摄电影《这里那里》，我在摄像机里看自己演的片段回放。

2015年，我参加了中国国际时装周的T台走秀。这件事说来也挺巧，当时那台秀的服装设计师叫胡社光，我女儿负责给他这台秀做音乐。他偶然间从我女儿手机里看到我的照片，就问这老头是谁？看起来挺精神的，转手又把我的照片给服装公司总裁看了，总裁说，照片上这是我30年前的时装模特老师啊！

1987年，北京时装俱乐部聘请我去培训时装模特，那会儿是我表演哑剧最忙碌的时期，但为了生计也要想办法赚点外快。我也没有走模特步的经验，可表演了那么多年，形体姿态肯定好，形体训练的基础是一样的，要拉伸身体，训练成一个挺拔的人。这位总裁是当时我的模特学员。

这么一来，总裁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去走一趟秀。服装设计师开始让我穿个东北大棉袄，我心里还犯嘀咕：服装表演都是华丽高贵，整个大棉袄是什么意思啊？他跟我解释，说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在黑龙江就是穿着大棉袄，坐在热炕头上，叼着大烟袋，这个画面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我一听明白了，他想表现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乡情和亲情，开头和结尾是我的，具体怎么表演他不管，我可以根据音乐自由表演。开头的音乐是一种狂风暴雪的感觉，我把演哑剧的感觉拿出来了，表演逆风而行，观众特别喜欢。结尾表演，设计师说没给我设计服装，他看到我锻炼得一身的肌肉，让我光着膀子上去。音乐效果也是要表现东北汉子，我就这么走上去了。

2015年，我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的T台走秀。

台下观众看到我没穿衣服，先是愣了一下，他们应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老头还光着膀子走秀的吧，舞台上鼓风机把我的头发都吹起来了。第二天，媒体的报道就出来了，说我秒杀小鲜肉，叫我中国模特爷爷。

对于这些称呼，我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叫我什么那是人家的自由，说我哑剧演员、活雕塑演员、模特，还有人说我是健身达人，什么称呼都有，怎么称呼是人家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我。

还有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的长头发和长胡子，其实这些都是我在舞台上表演的工具。演哑剧《杀鸡取卵》，我要模仿一个鸡在奔跑，就要“啪”一下头发都散开，所以就一直留着。现在影视剧导演给我打电话，总问，王老师你头发胡子还在吗？我说在，人家说，那你来演吧。头发胡子不在了，就没戏了。

2021年3月，我去上海拍戏，因为疫情，时隔一年多，我打完疫苗才出来干活。

学开飞机是今年的事，但是为什么想到要学这个，原因是去年的一次意外体验。我在沈阳的一个侄子想学滑翔伞，因为是极限运动，家里人谁都不同意，他就过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这个性格，肯定支持他想做的事。他最后真的去学了，学完后飞得特别好，全家谁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去年春节，我回了一趟沈阳，大年初一早晨起来，我这个侄子就到我住的宾馆，跟我说把滑翔伞拿来了。我一开始不懂他啥意思，还让我跟着他去酒店大厅看。一整个滑翔伞铺在大厅里，他就开始教我，哪个线是控制哪个方向的、伞怎么样立起来、立到头顶上怎么飞。我心想，他该不会是让我去飞吧？我这么大年纪了，哪里玩得了这个。

讲完后他背起包，就要带着我去试。是我鼓励他去学的，现在我要是后退了，多下不来台。我硬着头皮就去了，试了一个多小时，也没飞起来。我以为这么一次之后就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他到点又来了。这一次，用了10分钟我就把伞给立起来了，周围人看到我这么大年纪了还在飞，都给我鼓掌。我突然认识到，我是有学习能力的，也有记忆能力和操作能力。

2020年，我回沈阳老家过年，侄子带我体验滑翔伞。

那是不是可以尝试去开飞机呢？

小时候我老做飞上天的梦，还自己做过蒸汽飞机，一直到60多岁，我还会梦到自己飞起来了。我看了很多梦的解析，有说梦到飞起来是遇到贵人了，有人分析要有危险了，这些都是唯心主义，我觉得我妈妈说的最对：梦是心头想，你有一个欲望达不成，在梦里就要满足。

今年夏天，我去北京的一个飞行俱乐部报名。能顺利报名，我钻了个漏，这个俱乐部说明上写的年龄限制只有最低年龄16岁，最高年龄他忘写了。去之前我也担心，人家不收，毕竟我这么大年纪，他们得担多大风险啊，如果出事了，可能人家俱乐部就黄了。但没想到，这里的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说，之前有60岁的老人想来这学，都被劝退回去了，我虽然85岁，但他们看到我的精神状态，不觉得我老。

第二天，他们就给我安排了体检，在机场的航空人员体检鉴定中心，按照飞行员的标准来检查你的身体。内科外科都检查一遍，再做专业的眩晕测试，我都没问题，最后到主任那里签字，各项都通过了。

飞行课程首先是理论学习，了解飞机结构、飞行原理、发动机原理，还要懂得气象学、空气动力学......我用30天时间学理论，其他学员都是开车来回，没人住校，只有我一个人在俱乐部住了一个月。我这人就这样，一旦想做好一件事，就能把全部精力都用上。

2021年8月，我顺利从飞行俱乐部结业，拿到民用航空器驾驶员执照。

飞行员的书那么老厚，我一天能看8个小时。这么多新理论，是我从来没接触过的，但我能看下去，还能看懂。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跟我是同期学员，有一次过来跟我说，“爷爷，教练老说我学习态度没你好”。教练在旁边说，当然了，给爷爷一篇英语，他一晚上全背下来了，你四五天了，还没背下来。

考试那天，教练把卷子放在我面前，也没提前打声招呼，让我准备一下。不到50分钟，我就答完交卷了。我看着教练改卷，担心能不能够60分，够60分及格通过了，才能上手实战操作啊。改完后，教练跟我说：82分。我当时乐得，整个人跳起来了。

实操学习是50天，一开始就上真的飞机操练，没有模拟机。教练会告诉你坡度、仰角、航向，怎么控制这些，当时是能记住，但等真的上飞机了，我就弄得乱七八糟。第一天练习，我可以说是手忙脚乱，脑子里一片空白，按钮上的英文都不认识了，虽然教练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不害怕，但慌乱的感觉是很强烈的。

一天训练一小时，大概10多天的训练之后，我才从这种慌乱的状态中调整过来，能控制飞机。我让它往哪儿飞，它就往哪儿飞，我让它飞多高，它就飞多高。我能做到意识先行了，先想到下一步该做什么，再去操作。但我一直没有什么飞行的享受感，练习的前半段是紧张，后半段又是注意力极度集中，还没有达到松弛的程度，能有心情眺望飞机窗外的风景。

飞行前，我在教练员的帮助下，对飞机做最后的检查。

我现在的生活作息是，早餐6点醒来，上午在家看剧本、背台词，下午固定去健身房健身三个小时，一小时游泳、一小时力量、一小时拉伸。

现在排戏还是特别多的阶段，每年要拍十几部戏，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部。所以，我一年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家住，要跟剧组，短的跟两三天，长的跟四五个月，都有。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有时台词也很多。我喜欢演戏，一叫我去演，我就特别高兴。我一会儿演皇上、一会儿演侠客、一会儿演农民......演什么角色我都愿意。

女儿和儿子都有自己的生活，女儿还在做音乐创作工作，儿子帮助我整理一些资料。妻子在家写剧本，也给我讲戏。有剧组发剧本来，她会先看剧本，然后告诉我这个戏是怎么一回事儿，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怎么进入这个角色。

2018年8月，妻子陪我去山东济南拍戏，并度过了她76岁的生日。

健身的习惯是从演活雕塑开始就保持下来的。活雕塑往往需要半裸身体，身上要有肌肉，不能是肥肉，所以我当时就到健身房，把肌肉都练起来。从57岁到现在，练了近30年，健身让我觉得很愉快，今天这一天没浪费。

不拍戏时，每天下午3点到6点，我都在健身房锻炼3个小时。

有的人喜欢安静地过一生，有的人想要奋斗拼搏，我没觉得哪个地方累，这是性格决定的。你看奥运冠军拿奖牌的高兴，是人生高峰的体验，但你不知道他这些年忍受了多少伤痛，他为了那块奖牌，宁愿玩命地吃苦。我的目标就是要求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

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杀青合影，我在里面和年轻人搭戏，演男主角的爷爷。

当然，不服老是不行的，身体上的变化很明显地体现出年龄的变化。以前我能游蝶泳，现在游不起来了；以前能一口气游上个一千米，现在五十米就累得不行了；举杠铃的动作和以前没有太大差别，但重量要减少一些。前两年，我去拍一个韩国导演的戏，从头一天晚上拍到第二天早晨五六点，对身体的挑战很大，高强度的拍摄现在我也只能尽力去适应。

2016年，我在密云水库拍了一天武戏，累得瘫坐在地上，拍武戏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

我得接受自己老去，那是老天爷管的事，但是思维和心态不一定会变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自己控制的。在我这里，老了还是没老，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敢不敢去做没做过的事，如果你还敢去尝试，证明你的心态还是年轻的。

2017年1月，我和妻子陪孙女滑冰车，不拍戏的时间，我都会陪孙女。

我不会因为哪天不能演戏、不能健身而感到落寞。我曾想能活到84岁，一生可能就结束了，而如今一看，我的生活和生命还是很顺畅、很自由。生活到哪个阶段就是哪个阶段。

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你害怕死亡吗？我说，这事我还真想过，开飞机的时候，我曾经假设飞机出事故了，往下掉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会大喊大叫吗？我想我不会，我会平静地接受，我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没什么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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