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鱼是珍贵的三文鱼,肉质新鲜,营养丰富,市长/市场价值很高。每年夏天和秋天,一定数量的三文鱼从西北太平洋游到我国黑龙江流域,因此在国内也被称为太平洋三文鱼。
据黑龙江水产局称,20世纪60年代,中国境内三文鱼的年均产量达到37万只,70~80年代的年渔获量减少到18 ~ 21万只。90年代,野生三文鱼的产量急剧减少到6.3万只左右,到本世纪初降至8000多只历史最低水平。
鲑鱼(Oncorhynchus keta)
无论是游泳的种类还是数量,黑龙江的三文鱼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有的种类已经无法形成渔业产量,甚至濒临灭绝。以驼背鲑鱼为例,2008年前后,我国监测的亲鱼游数量已经不到10美,该物种在中国几乎被判处“死刑”。
鲑鱼的“蛋糕”纠纷
北太平洋的鲑鱼资源非常丰富,主要种类包括驼背鲑鱼、银鲑鱼、红鲑鱼、马苏鲑鱼、彩虹鳟鱼等。这种广义的“鲑鱼”在海洋中杀戮,发育成熟后在游向内陆的淡水河里产卵繁殖,繁殖地所在的国家被称为渔原局。
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马赫语主产区,红色椭圆标记区域内为黑龙江下游,位于俄罗斯境内。
由于地缘优势,俄罗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鄂霍次克海和黑龙江下游捕获了大量三文鱼,这是中国国内三文鱼产量低的主要原因。
目前,北太平洋鲑鱼的主要词源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和朝鲜半岛。但是比较难堪的是,中国作为三文鱼的渔源国之一,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捕捞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食物)我国捕获的鲑鱼都来自内陆水域,产量低,不稳定,但北太平洋海域有更多的鲑鱼资源被其他国家利用。
北太平洋鲑鱼捕捞现场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在领海标准12海里以内,各渔源国对管辖区内的渔业资源享有绝对所有权。也就是说,渔业资源都归有关国家所有。对于12海里以外、200海里以内的渔业资源,渔源国可以与相邻的渔源国协商确定各自的捕捞配额。
众所周知,三文鱼属于高度铁油性鱼类,黑龙江繁殖的三文鱼必然会游到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海。这样,源自中国的三文鱼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其他国家的渔网。这个“蛋糕”当然与中国无缘。
黑龙江下游河口地区的鲑鱼渔业
反观俄罗斯,不仅可以在鄂霍次克海及其他北太平海域捕获大量三文鱼,每年三文鱼的铁油季节也可以将大部分三文鱼做成“进口口袋”,可以说是尝到了甜头。(莎士比亚,《北方新闻》)。
中国的鲑鱼灾害,俄罗斯是否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研究表明,游到黑龙江的三文鱼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生态类型:夏季游型和秋季游型。夏季游型每年7月至8月末开始游泳,但这些三文鱼的产卵地离河口很近,很少有人能回到中国。
候鸟繁殖的鲑鱼鱼群
值得一提的是秋游型。这些三文鱼从每年9月末开始游泳,10月20日达到最高峰,数量众多,是我国的主要捕捞对象,因此我国的三文鱼也被称为秋鲑鱼。
历史上,我国的乌苏里河、黑龙江、图们江都可以捕获大量鲑鱼。如今黑龙江的三文鱼越来越罕见,目前只有在武元江才能看到三文鱼的踪迹,在乌苏里江的老河和黑龙江上游的乌马尔河,三文鱼已经绝迹多年了。
国内专家表示,如果不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中国的大马哈鱼资源很快就会濒临枯竭。这种观点并非耸人听闻——客观来看,国内外确实存在很多不利于大马哈鱼资源恢复的环境因素。不可否认,价格因素是导致大马哈鱼被过度捕捞的直接原因。据抚远县乌苏镇的渔民反映,在2006年大马哈鱼的渔汛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会赶到乌苏里江收购大马哈鱼,每斤的收购价格都在100元以上,至于市场价格那就更高了。
大马哈鱼的“身价”常年居高不下,这对传统渔民产生了很高的诱惑力,大马哈鱼的繁殖群体因此就遭到了过度捕捞,资源量逐年下降。再加上产卵场环境的破坏以及日益严重的水质污染,大马哈鱼的生存危机就更加严峻了。
和中国渔民相比,俄罗斯渔民对大马哈鱼资源的影响更大也更直接。前面已经提到,洄游到中国的大马哈鱼早在黑龙江下游以及河流入海口处就“元气大伤”,数百公里江段的“围追堵截”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俄罗斯渔民捕捞大马哈鱼
资料显示,俄罗斯的大马哈鱼捕捞量一度达到了55万吨(每尾按3.75公斤的平均体重来算,捕捞数量就是1.4亿尾),主要的渔获品种是细鳞大马哈鱼和秋大马哈鱼,产量远远高于阿拉斯加的32.93万吨。尤其是近年来,远东地区成为了俄罗斯渔业的重点发展对象,大马哈鱼的重要地位将会进一步被凸显出来。
拯救大马哈鱼,不仅仅是放流那么简单
为了保护大马哈鱼资源,我国早在1956年就建在乌苏里江沿岸建立了国内第一个人工孵化放流站(当时被称为哈尔滨水产试验场),在80年代后期又先后建立了抚远和东宁的大马哈鱼放流站。
为了进一步提高幼苗的成活率,各个增殖站点所选用的大马哈鱼亲鱼都是成熟度好、体质强健、无病无伤的个体。在绥芬河流域,放流的苗种长度一般在6~7公分左右,而同一时期的野生鱼苗则只有3~4公分,因此人工增殖的苗种更具有生存优势。
大马哈鱼的人工授精
在放流数量上,从1987年到2007年,抚远站点的放流数量已经达到了860万尾,东宁站点的放流数量为823万尾。另外,美国、日本、俄罗斯等鱼源国平均每年也会放流49亿尾鲑鱼幼苗(1993~2004年)。相比之下,中国的放流数量并不算多,一是因为亲本数量不足,二是因为放流资金不够。
从1956年算起,我国已放流了60多年的大马哈鱼鱼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然而放流的效果却并不明显。要想从根本上解除大马哈鱼的“无鱼之困”,还是要从国际合作入手,通过与俄罗斯进行协商,双方共同保护这一物种。
人工繁育出的大马哈鱼幼苗
大马哈鱼是典型的流动资源,只有科学的、有限制的捕捞,才能维持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中国与俄罗斯应该对黑龙江、乌苏里江等边境水域的大马哈鱼进行资源评估,考虑到双方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共同制定出合理的捕捞配额方案。
中国的“海捕”时代能否来临?
大马哈鱼和南极磷虾、帝王蟹、大西洋鲑等渔业资源一样,商业开发和利用都受到相关国际组织的严格管理。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中国作为大马哈鱼的鱼源国之一,对大马哈鱼等溯河性鱼类资源享有第一利益并担负有主要责任。
西北太平洋鲑鱼组织成员国的渔民瓜分渔业“蛋糕”
然而,中国目前还不是西北太平洋鲑鱼组织的成员国,为了进一步提高渔业话语权,我国有必要积极加入这一组织,争取将捕捞范围从内河扩大到北太平洋。届时,中国的放流数量将有望突破亿尾大关,这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无鱼之困”,还实现了渔业资源的“公平分配”,可谓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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