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金祥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1996年)创作了很多诗歌,而《悲伤与理智》则是继《小于一》《水印》之后,一部加持提升其声望的优秀散文集。这部将诗的散文性与散文的诗性高度融汇的散文集,是洞悉布罗茨基诗歌观、文学观和美学观的一把钥匙。

今年1月28日是布罗茨基逝世23周年纪念日,重读《悲伤与理智》,重新感受这位“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热力。

以诗歌为标尺检测世界

法国19世纪著名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在总结同时代欧美作家创作经验时曾有过一句深刻表述:“艺术家之为艺术家,最根本的就在于他对美好事物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精妙感觉”,而布罗茨基就是这样一位有着“精妙感觉”的诗人、散文家。

收录在《悲伤与理智》中的22篇散文,大致分为回忆录、旅行随笔、演讲稿、公开信、悼文和诗歌评论等体裁,这些散文将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探讨与对诗歌本体的美学揭橥相糅合,呈现出布氏散文特有的醒豁、精细与深透。特别是关于哈代成名诗《黑暗中的画眉》的评论,使读者听到了一种似乎不属于人类的天籁,听到了“原非人类真理”的语言流入心际的响动;对里尔克代表作的评论,在貌似平和、淡定的分析表象下,实则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引导着作者的分析笔触,赋予文本解读以独到个体经验和浓郁理性色彩,并在隔空唱和中与原作碰撞出灵感火花。

尽管文集中的散文形式多样且长短不一,但它们诉诸的是同一主题,即“诗和诗人”,诗歌在这部文集中无疑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摒弃跨界与多栖,拒绝成为其他文种的牺牲品——这是布罗茨基作为一名伟大诗人的艺术操守。

纵笔风云变幻,放言世间万象,显然不是布罗茨基的长处,在被迫回答类似问题时,他甚至感到窘迫和难堪,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布罗茨基传》的作者、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谢洛夫曾将布罗茨基与流亡时期的索尔仁尼琴作过比较后得出如下结论:与正襟危坐的索尔仁尼琴相较,西方文学界更喜欢布罗茨基,原因在于与其说两人活动内容有别,不如说两人文学方式迥异,布罗茨基无论在形体状貌,还是在创作风格上,看起来都更像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诗人,他不传播意识形态,也不想介入文艺话语权的争夺,他只是恰如其分地用诗歌来表达个人观点,更何况他几乎终其一生与诗歌为伴,以诗歌为唯一标尺检测整个世界。

布罗茨基的诗歌价值标准大体是恒常稳定、连贯一致的,他也从这个意义上赢得了更佳声誉。《悲伤与理智》中的每篇散文,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观照和鉴赏诗人诗作,既彼此呼应又相互抱合,构成了一阙以诗歌为主旋律的多频变奏曲,表现了这位“第一俄语诗人”对诗歌的恭奉,对纯文学力量的虔诚。布罗茨基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一文中写到“诗歌就是人类保存个性的最佳手段,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在《一个不温和的建议》一文中倡导“诗歌不是娱乐方式,是我们的语言学和进化论的灯塔”;在《表情独特的脸庞》一文中主张“语言比国家更古老,格律总是比历史更耐久”。他在《悲伤与理智》中的诸多抒发和阐释,均是以诗歌至上为基调和统摄的美学观的自觉流露,均是一代文学大师诗歌至尊理念的充分表达。

混浊尘世中推介文学优雅

俄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托尔斯泰小说之所以充满“优美迷人的特殊魅力”,是由于其在创作时“始终保持着十足的高洁和优雅”,“心理生活隐秘变化的深刻知识和天真未凿的道德情感的纯洁——这是现在赋予托尔斯泰作品以特殊面貌的两个特点”。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阐述和揭示的,乃是古今中外几乎所有伟大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品质。

布罗茨基这本具有一种萨义德所谓“晚期风格”的《悲伤与理智》,既是其文艺思想与审美观念得以集大成式呈现的散文著述,也是一部掘发优雅、遴选优雅、厘定优雅和推介优雅的美学著作。的确,优雅这个标签可用来形容布罗茨基的文学创作。在他作为作家表率的一生中,存在一种普希金在密茨凯维奇身上发现的高傲思想和优雅行文:“他始终从高处看人生。”

研读文集里那些悉心编织和精心打磨的字句,不难发现精致取代了粗俗,精美覆盖了粗陋,精巧解构了粗鄙,留下来的只有优雅与美感。全书起笔于最不优雅的物象——作为二战战利品的牛肉罐头,“高高的方形铁盒,一侧附有一个钥匙的开罐器,这些罐头显示出某些不同的机械原理,某种不同的整体感受”,“那把开罐钥匙卷起一圈细细的金属铁皮”,这些物理学层面的专业术语,无疑是布罗茨基的美学符号和诗性概念,正是这些注重形式结构的艺术话语,使这盒牛肉罐头退去了粗鄙、粗俗的物质属性,进入了优雅的诗学领地和诗性界域,成为一种审美客体和抒情对象。借助这个情节及其后的诸多细节,布罗茨基似乎在告诫或提醒人们,要成为一个不受物欲驱使的优雅诗人,捷径和奥秘就在于关注形式甚于关注内容,关注声音甚于关注语义。

尽管布罗茨基始终拒斥庞大的文学理论“体系”,但读者能时刻感受到他对艺术形而上的思考与迷恋,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艺术与生活二者关系的洞悉与创见上,而这也一直是西方艺术本体论、认识论的枢机所在。

在《悲伤与理智》中,布罗茨基颠覆了欧美艺术模仿论、反映论两大主流话语体系,坚持认为“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始终倡导艺术本身就是现实的浓缩形式,它不仅为生活确立了一种更完美的模式,而且为生活树立了更理想的典范。

具有诗人和评论家双重身份的布罗茨基,其诗学见解显然高出众多平庸之辈。在梳理和评价欧美同行作品时,他更像一位挑剔的食客兼厨师,于娴熟舞动餐具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又从容地对食材、刀功、火候、烹调技术进行精彩点评。布罗茨基熟知并深谙,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分泌出来的悲伤和理智,是“永不褪色的诗歌墨水”。如果调试得体和运用得法,就能将粗俗和粗鄙转化为高洁与优雅,进而达到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作品的神奇效果。在他看来,诗人漫不经心撷取日常生活材料的能力,往往是通过一些精微细节加以表现出来的,它昭示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超然”。

《悲伤与理智》因为超然,所以优雅,而超然的优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对于诗人布罗茨基来说意味着取精用宏,即从浩大西方语言谱系中选择最适合的词语,将其镶嵌在每篇散文最恰当的位置上;对于评论家布罗茨基而言则意味着见微知著,即从分析哈代诗行排列和韵律互动的关系中,让读者谛听马车颠簸起伏的声响与节奏,使人们领悟作者蓄意为之的情感穿透力和审美渗透力,体味高贵与优雅书中所占据的重要美学位置。俄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下一句普通却深邃的话:“社会政治生活磨砺着每个人的性格和意志,也铸塑着人们的心魂和思想。”

也许布罗茨基参透了其前辈的人生感悟,在自己创作实践中确立了独特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他在《悲伤与理智》中,多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将拯救世界”的著名论断,并在作品中以抒情语言和诗性叙事,践行他视之为艺术生命的优雅、高贵的人文品性。

将诗艺恰切融入散文文本

有论者指出:“散文体文学批评是布罗茨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布罗茨基本人视诗歌为人类的最高成就,但他的诗歌美学和诗歌批评,如同他在归纳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所说,是他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的继续发展和逻辑延伸。”诚然,对诗歌语言的本质特征和诗人与语言内在关系的思考与理解,构成了布罗茨基诗歌“理论”的重要方面。

从《悲伤与理智》一书对于一些享誉世界的诗人诗作的解读和评价中,不难推断布罗茨基对诗人及其诗作葆有理性审视的非凡热情和强烈信心。

在书中布罗茨基用心追忆和精心论述的诗人共有五位,即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贺拉斯和斯彭德,荣登这份名单的诗人也许就是布罗茨基所认可和服膺的卓越前辈了,甚至可以说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诗歌史。布罗茨基对弗罗斯特、哈代和里尔克三位著名诗人不吝笔墨地进行了纵论畅谈,三篇文章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桑塔格曾经说优秀的文学评论家须有良好的艺术感受力、强大的批评力度和浓郁的文体意识,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布罗茨基,他在本书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因为诗歌给了他热情的支持,美学为他提供了形而上的帮助,散文则给了他表达的自由。于是,他的诗歌评论就成了兼具诗、美学与散文三者优长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很多读者可能会止于这些评论文字,而不再去阅读诗歌原作。比如他对弗罗斯特、哈代、里尔克三位诗人展开的文本细读,既是他诗学观点的集中展示,也是他传授给读者阅读诗歌的秘籍,其绵密、细腻、规整、丰厚,是很多诗学大家难以比肩的。布罗茨基在《求爱于无生命者》一文中写道:“我们将逐行分析这些诗,目的不仅是激起你们对这位诗人的兴趣,同时也为了让你们看清在写作中出现的一个选择过程,这一过程堪比《物种起源》里描述的那个相似过程。”

其实,布罗茨基不仅仅是“逐行”地分析与解读,他在很多时候是在“逐字地”甚至“逐字母地”地剖解和阐发原作,力求细致准确地捕捉和传递原作蕴含的精微声音和深邃要义,其中关于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奥登和弗罗斯特等人诗作的评论,正如南非著名文学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克斯韦尔·库切所披露的那样,几乎篇篇都是精雕细琢、呕心沥血之作。尽管布罗茨基热衷于对上述伟大诗人的作品进行抽丝剥茧的细读和品评,但这些评论文章绝非呆板枯燥的学术论文,也绝非满篇术语的理论阐述,而是处处显示出散文的灵动与机敏。高傲优雅的俄罗斯诗歌传统的继承人、诗歌至上主义者,与其说布罗茨基是以英语散文为其诗歌创作加冕增辉,不如说他撰写的“诗性评论”是对其诗歌创作的另一种扩延和拓展,甚至“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和自在意义的新的文学体裁”。

经典人文著作作为一种高超智慧的载体,构成了每一时代文化发展的原点和标杆;而阅读经典人文著作,则是提高人们人文素养的不二法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启发我们,阅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阅读本身,而是为了掌握一种简洁、压缩与融合的智慧方式,获得一种探求情感与心性的思维渠道,正如布罗茨基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终将受到惩罚;如果这个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的,这一民族就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诚然,当今时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庸俗化、快餐化,散文创作尤甚。布罗茨基的散文集《悲伤与理智》则截然不同,它更像一种智力体操和审美瑜伽,读者只有时刻保持精神投入并进行深度思考,才能臻入吸纳深湛思想和诗化语言的境地。(刘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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