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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承帝

(一组三国战场图片)

【作者简介】王承帝,字右虞,内蒙古赤峰市人。出版有《鬼谷子的心理操控术》《民国风范》 《FBI都在玩的侦探推理游戏》《项羽:中国第一勇将》《终极预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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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对魏晋士林的印象基本限定于“风度”与“风骨”这两个词,主流观点以为,细致区分的话,则魏得风骨而晋得风度。

自竹林七贤以降,率性、放诞、疏简、厚自奉养,逐渐占据晋朝士林风气的主流,即使西晋开国元勋中最具德望才器的羊祜,其在镇守荆州与东吴对阵的前线,也是“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而颇以畋渔废政”(《晋书》),但他在西晋开国之初就精准的预见到从甥王衍“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晋书》)。

到了东晋,作为士族领袖的谢安,无论是面对桓温的强势逼宫,轻身直入桓温军营生死系于一线之时,还是面对前秦八十万大军兵临肥水之际,所展现出的也都是雍容豁如的谈笑自若。到了南朝刘宋时,谢灵运在遭受宋文帝及朝中权贵放逐之际,仍毫不敛迹,放任性情,“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晋书》)。

自西晋开国及刘宋之时,这些士林主流们,无论在多么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自身困促中,皆能一如既往的悠游不羁,像王衍那种面对石勒胆怯乞生之辈,着实不多。

晋朝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学式微,晋武帝要与已位列三公之位的卫瓘联姻时,出身累世儒门的卫瓘竟“自以诸生之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辞”(《晋书》),其自卑如此。两汉以经学取士,儒学昌盛,曹魏时,乱世取士以才,实际上曹魏前期所使用的人才,基本都是东汉所培养起来的。三国战事频仍,地方州郡大权率多握在武将手中,魏明帝时期出现了一种情况:无论武将还是文臣治郡,大多都不喜欢亲理民政,而是将大多事务委任给僚吏,到了曹魏后期,地方州郡上贤能的僚属已少之又少,才学门第卑劣的群吏成为辅佐州郡宰守处理具体政务的人。

到了魏晋禅代时,这一风气又进一步演变成地方州郡长官莫不以亲理政事为俗务,概以追求自身情性之欲为高雅。而此时,朝中公卿在司马氏的利刃之威与富贵相赂下,已形成崇尚奢靡,及时行乐,鄙谈世务的风气。汉宣帝有句治国名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即与皇帝能共同治理好国家的就是这些循良的郡守,因为郡守是代表国家和皇帝来亲民,是维系民心的基石。

东吴灭亡后,晋武帝并没有想要改变业已形成的门阀政治架构,也不想深入改革吏治,建立新的选拔人才之制度,仍继续沿用乱世中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权宜制度,并不为长治久安做深远谋虑,所以作为曹魏变节的三公何曾对其子预言“‘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亡也’”(《晋书》)。这些居位的士族们,无论在生活态度上,还是在精神追求上,皆已背离儒家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谐理王道的精神。如此世风既然形成,主流士族莫不以此相尚,竟以标示虚名取得进入仕途谋取富贵的手段,羊祜所说的败坏天下风俗,即谓此也。

可以说晋武帝时期,国家最大的危机并不在于五胡深入,封建诸王,而是统治集团上下莫不以慕虚求名为务,几乎没人勤于理政,为国家长治久安而思谋。为后人所熟知的,出身东吴的潘岳、陆机、陆云等人,虽然皆有建立功名的志向,都因急于进取而所附非人,英年早陨。

那么,晋朝门阀之外的中下层士族又是怎样的精神状态呢?

史书上说永嘉衣冠南渡,意思是说永嘉之祸时,衣冠士族皆渡往江南避难。实际上,这里所谓的衣冠,主要指的是门阀家族及政治上的中上层士族。从《晋书》的载记上可以看出,众多中下层士族并没有选择东渡,而是选择避往辽东、幽代、凉州或周游中原、安卧乡里。其时,辽东慕容氏及凉州张氏皆厚遇衣冠,致力招揽英才,而幽燕为天下诸州中雄强者,彼时战事少,故衣冠愿投之以观风云。云中、代郡及塞下为鲜卑所居,拓跋鲜卑能收用汉人,所以部分衣冠士族也愿意归之。晋元帝在建邺未称帝时,晋怀帝尚守洛阳,怀帝被俘,晋愍帝又守长安,愍帝投降匈奴汉国后,西晋才彻底灭亡,在怀帝、愍帝与匈奴汉国相攻战之时,底层士族并没有选择为西晋效力——实际也不存在这样的政治机遇,而是纷纷入仕汉国。

匈奴汉国为刘宣辅佐刘渊所建立,刘氏祖上娶大汉公主,世代自称为汉氏甥,因而冒姓刘氏。刘宣为刘渊祖叔,宣年长,两人俱历仕魏晋。刘氏皆好学,刘渊虽然久在京师洛阳成长、居处,交接门阀,但并没有染上晋人崇尚奢靡、清谈务虚的习气,刘渊之子刘聪也在洛阳生活很长时间,同样没有学习晋人的尚清谈习气,以刘氏父子的聪明才度,如果用心研思清谈之技,也定然会赢得晋人嗟叹。刘氏虽是匈奴人,但却始终传承汉朝风气,重视儒学,子弟皆爱经史,能文能书,并不追随晋人的风尚。

刘渊称帝,国号“汉”,主要目的虽然是为迎合人民思慕汉朝厚德,以此收揽民心。但众多汉族士人选择辅佐刘氏,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部分士人同样是以儒学立身,渴望建立功名,因为与门阀和上流士族是两种精神特质,他们基本不可能在大晋朝廷立足,更不会得到尽展才用的机会,而新兴的汉国则提供了他们再造乾坤的机会。史书上确实没有明书这部分士人是否出身儒生,可是只要翻开《晋书》刘聪载记,从这些人对刘聪的众多谏言中就能清楚的看示出他们的儒生身份。

刘聪在位九年,只是前二三年中比较贤明,其后纵酒好色,信用奸佞,挥霍享乐,沦为昏君。令人震撼的是,以陈元达为领袖的这些儒生出身的士人,纵然在刘聪一日斩杀七位诤臣的淫威下,仍毫不畏死前赴后继的向刘聪进谏,即便最终选择忿恚自杀,也未避难退身,忠直敢谏之士远远超过两晋,朝中正直之气几乎可与汉朝比拟。

刘氏汉国覆灭后,中原士族分仕刘曜建立的前赵及石勒建立的后赵,其后又分仕前秦、前燕、代国,大部分士族始终以儒学辅佐各国,在追求个人功名的同时,这些士人共同政治目标都是尽快平定中原战乱,还天下太平,五胡十六国时期虽然各族人民在战乱、天灾中死亡者不可胜计,但矢志匡扶明主的这些寒门士人同样也拯救了千千万万幸存的百姓,而且为保护和延续中原文明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而南渡的衣冠士族们,直到南朝灭亡,主流士林也没有恢复士人应有的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南北朝对峙时期,南北即便文化交往紧密,南朝文学更是为北朝所膜拜,但北周以尊儒而发起的改革与兼并战争,还是完全源自中原士族的进取,长安之所以能够代表北方重新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南朝那些衣冠后代们所做的贡献,实在少之又少。

故以此而言,风骨不惟只在曹魏,只是晋朝的士族呈现两极分化,上层士族有的是风度,而下层士族拥有的是风骨。风度的延续,造就了南朝文学的兴盛,风骨的延绵,奠定了北朝民族融合和华夏大一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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