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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

几天前，笔者曾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个言论，那就是：

在北齐人魏收撰写的《魏书》和唐朝人杜佑编撰的《通典》中，都提到了明朝的严嵩父子，《魏书》、《通典》中竟然写了明朝的事儿？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了《魏书》是北齐人魏收撰写的，《通典》是唐朝人杜佑编撰的，北齐是在北魏之后的朝代，唐朝是隋朝之后的朝代。朝代的先后顺序很重要，这也为接下来的这桩“悬案”埋下了伏笔。

《魏书》在《通典》之前，所以，我们先来着重看一下《魏书》。都知道，《魏书》中书写的都是南北朝时期、北魏以及东、西两魏的历史故事，就算是书中说到了其他朝代的故事，魏收书写之时的朝代是北齐，因此，所有朝代故事最晚应该就到北齐。但是，这两本明朝之前的巨著中却都说到了“明朝那些事”，这不禁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在《魏书·乐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京房准定六十律，后虽有器存，晓知者少。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又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 …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如若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声清浊，可以意推耳。

其意思就是说：根据西汉京房制定的六十律，通过音阶和音准是可以创造出美妙的音乐的，但是，像明朝大奸臣严嵩那样的卑鄙小人，是无法领略其音乐的美妙的。无独有偶，《通典》也有这段描述，除部分晦涩难懂的字外，其他内容基本一致。

杜佑编撰的《通典》并未提及引用《魏书》典籍，也就是说：唐朝人与北齐人都提到了严嵩的事。

这里就有人问了：会不会此严嵩非彼严嵩，两人只是同名而已？因为，这两本书都引用了严嵩人名，想必他是个名人。但是，在查询诸多典籍后，却发现：后魏和唐朝以前都没有一个叫严嵩的人，也就是说，只有明朝的严嵩在史料中有记载。

就算是严嵩确有其人，最终，因名气不足没有被记录在典籍里，可是，北魏和唐朝同时出现一个叫严嵩的名人，这个概率几乎为零。而且，这两本书里不仅提到了“严嵩”，甚至，还描述的有“严嵩父子”之事，那么，这就是一件更不可能的事了。

如果，两本书里描绘的严嵩不是明朝的严嵩，那么，他们又是谁呢？

这一定是历史上的一桩奇案，但是，也有网友曾寻向过一位史学专家，但直到这位老师去世，也没给出答案。

之后，智慧满满的网友们给出很多备选，其中，可能性最大的两个解释：

可能一：工作人员后续整理历史资料的时候，抄错行了。

严嵩生于公元1480年，而魏收受命撰写《魏书》是公元551年，前距严嵩出生要早八九百年，怎么可能预测到后世会有个严嵩呢？必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所以，有网友找到了有中华书局于“文革”后出版的二十四史，找出《魏书·乐志》仔细捉摸。

他们发现，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第2834至2835页之间的自然段里，该段第一句写的是“案后汉顺帝... ...”然而，这一自然段不是《魏书·乐志》的原文，也就是说，这一段出现了题不对意的情况，所以，这就不是魏收当年所写的内容，而是后世读者在读的时候，自己做的笔记被工作人员错误的收录了。

具体情况应该是，有人在看《魏书·乐志》的时候，在书上写的旁注，被误入了正文。或许是中华书局在典校时没注意，当作本文收录进入了。更可能是中华书局校核的早先版本就已经犯了这个错误。因为，在《魏书》的出版说明里有《乐志》内容，清代卢文弨就依据《通典》补了几十字，这更说明《魏书·乐志》与《通典》出现了相同问题的根本原因。

可能二：错把严崇当严嵩。在东汉章帝时，有一位音乐家严崇，其子名严宣，从其父学习音律。因古文中崇、嵩通假，严崇又被称为严嵩。

《后汉书·律历志》有一段记载：“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为能传崇学耳。’”

所以，在《魏书》和《通典》中所书写的内容，也许是对音乐家严崇进行的说明。

参考资料：

【《明史》、《魏书》、《通典》、《后汉书·律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