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扑】五四100年④

很少有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把历史如此明确地划分为两个时代。那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也是没落时代的终局。

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杨晦——沉默的斗士。

不久，起了火，火怎么起的，始终不知道。在场的警官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原来他们不敢动手的，这时才叫：捕几个吧。但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结果捕走了三十二个。那时大家可没有斗争经验，一听说捕人，有的跑掉了鞋的，有跑掉了眼镜的……蔡校长联合各高等学校校长等去保释被捕去的同学。但听说，本来是要当天放的，因为这一保释的活动，引起政治上派系的猜疑暗斗，反倒不放了。三天后，是5 月7 日，是个国耻纪念日。到这一天，北洋政府害怕再闹别的事，就把人放了。

—— 杨晦《五四杂忆》，1957 年5 月4 日

姓名：杨晦（杨兴栋）

时年：20岁

身份：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地点：北京

对于1919 年5 月4日那天的事件细节，杨晦始终很少谈起。只是在多年后的两篇回忆文章（1957 年《五四杂忆》、1959 年《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他才简单记叙了一下事情经过，但也没有对自己有太多描述。根据许多运动参与者的回忆，当年冲在队伍前头，越墙跳进曹公馆，火烧赵家楼的七八个热血青年中，就有杨晦。那时，他还叫杨兴栋。

但认识杨晦的人几乎从未听他提过这件事。臧克家说：“我与杨先生相识这多年，未曾从他口中听到这消息。”杨晦的学生吴泰昌说：“杨晦老师不愿谈起自己。我是从一位北大老校工那里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勇士之一。”不愿提起自己，或许很大程度上是杨晦的性格所致。很多人都对他的“沉默”印象深刻。杨晦的多年好友冯至评价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若是遇见他所憎恶的人，往往神情枯冷，甚至厌形于色。但是在朋友与青年学生中间，他内心里则是一团火。”

还有一层原因，或许和杨晦对五四运动本身的思考有关。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那场运动的领导者，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个参与者罢了，而且是懵懵懂懂的参与者。每次说到五四运动，他总是谈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谈北大，却避而谈自己。他的理由是：“那会儿，思想也不是怎样明确，别人说去，我也跟着去了。那个运动，当时也不觉怎么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伟大。”

的确，对于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一系列行动的学生们来说，当天所为似乎更多是被一种激情所驱使，只是在时间的发酵中，人们才逐渐认清5 月4 日那一天的意义。而对杨晦个人而言，这影响也更多地显现在他以后的人生中。

冲进赵家楼

1919 年的5 月4 日，是个星期天。杨晦回忆时格外提到了这一点。陈平原在相关的研究中也谈到，这点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运动组织者事先并无“火烧赵家楼”及后续的许多计划。杨晦写道：“到达天安门前，在那里停了好久，有人演说，喊口号。事前，还准备了一份英文说贴，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投递，请他们支持我们的正义要求。当时对于英美，特别是对美国还存有一种幻想。谁知道，那天是星期天，他们不办公，也找不到人，只好把说贴丢在那里，就回来了。”（《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这是当天遇到的第一重阻碍。原本，在5 月3 日晚上北大三院礼堂的集会中，他们只是想效法留日学生给章宗祥送白旗的先例，给曹、章、陆三人来个猛烈的威慑。这天夜里，杨晦彻夜未眠，在西斋宿舍里和同学们一起写标语、做旗子。他把仅有的一条旧床单剪开，做了几面小旗子。想到明天的游行活动，想到留日学生把小白旗扔了满满一车厢，将章宗祥的日本小老婆吓哭了的情景，杨晦感到很兴奋。5 月4 日上午，杨晦早早吃过午饭，拿了一面旗子，和同学们一起到红楼后面的空场集合。他遇到了许多相熟或者不相熟的面孔：傅斯年正在那儿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英文系的罗家伦，国文系的许德珩、邓康、张国焘，还有黄日葵、段锡朋、江绍原、孙伏园、周炳琳、周长宪等人也都在。临出发时，校长蔡元培走过来进行劝说，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但大家非常激动，一定要去当面惩罚卖国贼。蔡元培没有再坚持，让开了。

出了学校，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行进。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找到曹汝霖，当面斥责几句，把白旗丢到他的府邸里就算不虚此行了。但到了东交民巷，大家遇到了第二重阻碍：巡捕对学生进行了围堵。据说是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人不能成群结队通过公使馆所在地。学生们很愤怒，自己的国土竟然不让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在许多参与者的回忆中，几乎都对东交民巷受阻、而后转向赵家楼这一经过有着强烈的印象。那日，他们在东交民巷口被阻长达两三个小时，无论怎么交涉都没有结果。而那天据说也是个大热天。当日被捕的杨振声后来撰文：“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冰心四十年后追忆，“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无风抑或有风，于当事者而言可能存在着记忆的主观变形，但气温的持续升高和人流拥堵所造成的空气凝滞无疑在所有人的胸中积起了更大的怒火。青年们“气炸了肺”，杨晦如此形容。

于是有人高呼去曹汝霖家，众人齐声附和。担任总指挥的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只是根本阻止不了。大概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队伍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但曹宅大门紧闭，曹汝霖怎么都不肯出来。怒火无处发泄，大家就把白旗抛进墙内，用旗杆把沿街一排房屋上的瓦揭了下来，并把碎瓦隔着墙抛进了院子里。正当大家准备返回学校时，忽然有人爬上了围墙头，把一扇铁窗砸毁了。

究竟是谁第一个爬进曹宅的，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紧接着，有几人也效法他们往墙上爬。杨晦也不甘落后，因为个子小，同学们就扶他踏上了前面一个魁梧学生的肩头。很快，那扇紧闭的大铁门便被拉开了，游行的队伍一哄而入。找不到人，大家就砸东西，有的砸破了自己的手指，有的人撕床上的绸被群情激愤。

不久，赵家楼突然起了火。杨晦后来回忆，这个火怎么起的，始终没有弄清楚。有人说是北大学生黄坚点的火，匡互生说是他放的火，也有人认为是曹家自己放的，以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到时候可以有理由逮捕法办。赵家楼这场骚乱，是整个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从事发当天到今日出现了无数版本，耐人寻味。但在杨晦看来，这些似乎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次游行从此扭转了历史的走向，并深深地烙刻在了每个人的命运中。

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游行队伍。

沈阳星火

火烧赵家楼事件后，蔡元培辞去了北大校长之职，收回青岛之事似乎也遥遥无期。1920 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杨晦带着失望的情绪回到了家乡，到沈阳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哲学教员。

作为日本侵占中国的第一站，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东北的斗争情绪也在慢慢地发酵中。杨晦似乎也嗅到了某种气息。到达沈阳后，他很快和沈阳一师的校长栗绍文、东北大学的校长宁思成等人建立了联系，筹划在沈阳开展新文化启蒙运动。杨晦还认识了当时的沈阳爱国青年阎宝航。

阎宝航是个很有抱负、也很有能力的人。他早杨晦一年从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受聘于基督教奉天青年会，任学生部干事。1918 年4 月，年仅23 岁的阎宝航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并得到了程砚秋、张学良、郭松龄等各界人士的支持。1921 年，阎宝航又被基督教奉天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先后组织了“星期三会”、“启明学社”等新文学团体，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在阎宝航的帮助和配合下，杨晦积极组织读书会，带领沈阳各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宣传新文化运动。

杨晦还把现代文明戏带到了沈阳。五四前后，杨晦阅读各种书刊，既读介绍各种学说、理论、思潮的文章，也读鲁迅的小说、胡适的白话诗和易卜生的戏剧，受到新文学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戏剧，杨晦倾心悲剧，很欣赏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剧作家约翰·沁孤。在他看来，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戏剧在宣传新文化、推动新文学、影响社会和民众方面起着尤为直接的作用。

授课之余，杨晦常组织学生排演新剧，比如《一元钱》，就受到不少人的欢迎。1920 年3 月17 日，《盛京日报》上曾出现一篇题为《新文化与戏剧》的文章，文章主张：如今这个时代，民众已经开化，文明戏应为男女同戏。在当时的沈阳，这无异于一篇公开挑战传统的叛逆宣言。傅淞岩认为，文章的作者便是杨晦，并提到杨晦还创作了剧本《劝戒烟》。但据杨晦自己介绍，他是1921 年在河北定县教书时才开始的文学创作，且杨晦年谱中也没有这部作品，不知傅淞岩本于何处。不过，也可由此看出杨晦确实对沈阳的文化启蒙影响颇深。

但张作霖对沈阳的控制日益加重。当时，奉天当局不仅禁止学生干预国事，而且因为没有经费给老师发工资，竟强行要求学校停课放假。杨晦不仅对此进行强烈批评，还鼓动老师们罢课、请愿，把北大清华等八大高校的学生代表们请过来，壮大声威。随着全国性五四运动浪潮和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沈阳的学生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抗议示威的浪潮。在阎宝航等人的配合下，杨晦参与了沈阳的学生运动，引起强烈反响。

奉天当局为杨晦的举动感到不安。学生运动开始后，张作霖派兵到各高校进行镇压，大力通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并以鼓动学潮的罪名将杨晦、阎宝航等人驱逐出沈阳。离开沈阳后，杨晦去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担任哲学教员。但没过多久，杨晦又被迫辞职返京，转到河北定县省立第九中学教书。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杨晦没有细说，但可以想见，一身硬骨头的杨晦并不招太原当地官员待见。在从太原去北京的路上，杨晦再次陷入深深的忧郁中，他痛感这个社会的晦暗无明，遂将名字由兴栋改为晦，以示愤慨和自励。

寂寞“沉钟”

接下来的几年，杨晦始终处于被驱逐和到处漂泊的境地。1923 年初，杨晦再次离开河北省定县省立第九中学，远赴厦门集美学校任教。没待几个月，又背上行囊，踏上了北上列车。命运似乎以北京为圆心画了个圆弧，杨晦绕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年秋天，他在北京孔德学校中学部谋了一个教职。也正是在这一年，杨晦在北大国文系教授张凤举的家里遇见了冯至，二人相识后，成了推心置腹的终生挚友。

通过冯至，杨晦又认识了陈炜谟、陈翔鹤，这三人当时都是浅草社的成员。不久，浅草社难以为继、被迫停刊，杨晦四人也各奔东西、流落四方。似乎是被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所牵扯，1925 年秋天，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北京。于是像那个时代所有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一样，杨晦也最终投身到了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创办中。在北海公园的一棵参天古树下，“沉钟社”成立了。

“沉钟”之名，取自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童话象征剧《沉钟》，意在以剧中铸钟师亨利坚韧不拔的精神自勉。他们约定，陈炜谟和陈翔鹤写小说，冯至写诗，杨晦写剧本，此外还翻译一些外国文学，共同为新文学做点切实的工作。当时，俄国的安德烈夫、契诃夫，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国的莱辛、歌德、霍夫曼，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伏尔泰、古尔蒙、法朗士，英国的吉辛，瑞典的斯特林堡，美国的爱伦·坡，都被沉钟社大量译介进来。仅杨晦就翻译了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贝多芬传》）、埃斯库罗斯的《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剧作。

杨晦尤其喜爱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和希伯来传说中的约伯。他说：“这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教科书。”普罗米修斯因反对宙斯暴行被终身囚禁但永不屈服的意志，约伯遭遇各种无端苦难却没有丧失信仰的坚定使杨晦在晦暗中感受到了光明。从五四一路走过来，他愈来愈感到文学的力量，虽然他学的是哲学，但他更向往文学中的超越与激情。

杨晦、冯至等创办的《沉钟》创刊号版面。

在主持《沉钟》期间，杨晦创作了不少戏剧。他的剧作大多以底层社会为背景，风格独特，意蕴深厚，尤其是有着强烈的悲剧感染力，但在上世纪20 年代社会庸俗剧余风未泯时反响寥寥。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杨晦的创作。其实不仅是杨晦，在当时荒野般的社会环境下，整个《沉钟》都处在湮没无闻的孤寂状态中，很快从周刊减为了半月刊。但杨晦一直坚持到最后。连鲁迅也感叹，沉钟社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在《野草》最后一篇《一觉》中，鲁迅动情地写道：“《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李欧梵曾在论及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时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五四”对于中国影响最深的不是科学，而是文学。当五四思潮鼎盛之时，不少人都通过小说、杂文、戏剧、诗歌等形式介绍西方的新潮流，变革中国社会。杨晦便是其中的一员。但与冯至等人不同的是，杨晦没有一直走创作道路，而是渐渐沉入了理论思考中。

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杨晦长期处在北京，对五四之后京派与海派文化分野的思考有关。杨晦认为，人们一般把五四运动叫作新文化运动，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社会运动。虽然五四运动爆发在北京，但是它的来路和基础是在上海。因为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一带文化活动也扩展到了北京，同时南方的社会运动也随文化活动扩展到了北方，“五四运动正是海派势力伸张到北京去，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

但五四后不久，文学阵营内部就掀起了激烈论争，讨论的正是文艺运动和社会运动“是否要分家”的问题。反对参加社会运动的，大都“抱住文化不放”，以北京为根据地，形成所谓的“京派”。主张参加社会运动的，大都从此南下，以上海为大本营，形成所谓的“海派”。“在京派挟着五四运动的余威，吓唬海派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对于京派的学者作家已经失去五四运动的内容，对于他们已经空虚，只剩下一个空壳供他们玩弄，或者用他们最爱用的术语，供他们‘欣赏’的时候……他们已经差不多回到了旧日士大夫的路上，捧出旧日士大夫的传统，当作他们新油漆过的招牌了”。

杨晦接下来的理论思考，便是建立在对五四后的精神状态和文学走向，对文艺与社会关系更为深入的考察之上。这是他多年来辗转各处的经验使然，也是5月4日那一天的精神遗存。随着社会的变动，各种意识形态的侵入，杨晦的理论有时也不免走入偏颇，但他不曾去强迫什么，不曾去附会什么。他大多时候都是沉默的。对于解放后的历次文艺思想斗争，他都选择“沉默不语”，只是在必要时呐喊几声，为受难的人说几句话，就像他所热爱的普罗米修斯和约伯一样。

1926 年1 月，在《沉钟》刚刚艰难地兴办起来的时候，杨晦给友人写了一封信：“人为理想受苦，这是高洁的。我们要不为理想，何至于受苦？所以你既然要殉理想，就要能以忍受一切的痛苦才行。我们每天都要受许多无可奈何的过去的，当前的，和预想将来的痛苦的袭击。然而我只是咬牙的忍受。”这不禁使人再次想起杨晦改名的那个时刻，想起五四之时万千怀着理想的青年们涌向赵家楼的那个时刻。

作者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编辑

：李妍 榕小崧、覃旦思；校对：付春愔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