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敬泽、李陀、吴良、张宁、李雷云、柯循等评论家纷纷发表他们的新小说。去年,洪亮和方巍也出版了小说。这种不再满足于“光说不练”,宁愿掐着脖子跳进河里游泳的文学批评家精神,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毕竟,与大多数热衷于埋头写作、较少关注文学理论研究的作家不同,批评家长期从事文学批评,积累了大量的阅读研究,这使得他们往往会储存一张格局广阔、绘制精确的文学地图。基于这张文学地图,批评家不仅可以相对容易地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而且可以在我们面前呈现一张清晰的创作路线图,知道一部好作品应该向哪个方向更有效。他们的专业素养对扮演“啄木鸟”角色,促进新时期文学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所谓“短脚”,文学批评家是文学作品鉴赏的鉴赏家,可能伴随着高人一等的眼光。就过去而言,有相当多的批评家不发表言论,不评论别人的作品,却不能拿出自己像样的作品给人看。对此,有人解读为“艺术上有专精”,文学批评家专精于批评。至于文学创作,那是作家应该做的。这种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仍不完全令人信服。所以有些作家对批评家的批评嗤之以鼻,觉得站着说话容易。
现在这样,文学批评家自然最好不仅在文学批评上有所建树,还要有意识地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批评家通过现场投身文学创作,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现实,从而检验文学观念是否有偏差或疏漏;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我们可以充分体会作家创作的艰辛,体验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困惑。这将有助于避免他们的文学批评变得虚荣空,使他们的批评之脚始终踩在坚实的地面上。同时,实际创作也可以反馈文学批评,促使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更加敏锐,更准确地把握相关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从而使他们的评论更具说服力。
必须注意的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同于专业作家的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创作理念和思维方式领域。一些批评家努力追求高标准。他们不喜欢走寻常路,有意识地想逆作家的创作潮流而行。比如评论家李陀写《无名指》的时候,处处违背现代主义的写作习惯。他想回到19世纪,像托尔斯泰一样生动地写现实生活,让日常生活充满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质感,努力恢复小说中“写人物”的传统。在谈到他的小说《再见,牛》时,李提到,许多作家在描写家乡和童年时,更多地表达了对家乡的怨恨,但他“自然地写了爱与美”。还有方巍,他在写历史小说方面也有自己明确的要求。面对这几年,作家圈深受新历史写作的影响,很多作品只靠想象,有的甚至是瞎编。他注重历史题材的深度挖掘,力求历史小说严谨美观。
诚然,评论家写小说没有“免疫力”。他们的作品是好是坏,在世界上是否受欢迎,最终的判断权必须交给读者和市场。但也要看到,他们“以法为上”的创作理念不同于一般的创作思维,无论是对专业作家的学习,还是对当代文坛新成果的孕育,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家写小说,同行和作家都应该抱着宽容的态度,从作品中寻找亮点,这样才有利于古为今用,让文学之树常青。
《文心雕龙》里有一句话:“弹千首歌,听声,看万剑,知兵器。”批评家看多了,想多了,忍不住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国色、香、味做了一道文学菜。是自然的事,不仅有很好的示范效果,还能给文坛带来新气象。其实,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能跨界提升各自的积累,就可能孕育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花朵,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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