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 铁凝眼中的贾大山

编者按

贾大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的作品，有着什么样的风格特征与艺术价值？他的为人和为文，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眼中的贾大山是怎样的吧。

大山在我心中

文/铁凝

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当时我正在一家地区级的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曾专程赴正定向贾大山约稿。我记得那时他是正定县文化馆的创作员。

不久大山便做了县文化局局长，以后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依然写小说，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是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他依然重友情，不重视刊物的大小。他写得不多，且一律是短篇小说，大约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小说的作家。贾大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似乎也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写了小说他就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我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犀利”吧。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

1996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他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听。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廿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

与大山最后一次见面，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当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嗓音不再喑哑，他的语气十分柔和。他说：“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自1995年他生病以来，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贾大山，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

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他一生的渴望其实不多，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观其一生，他其实是一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我想说，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

文/铁凝

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当时我正在一家地区级的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曾专程赴正定向贾大山约稿。我记得那时他是正定县文化馆的创作员。

不久大山便做了县文化局局长，以后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依然写小说，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是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他依然重友情，不重视刊物的大小。他写得不多，且一律是短篇小说，大约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小说的作家。贾大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似乎也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写了小说他就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我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犀利”吧。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

1996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他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听。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廿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

与大山最后一次见面，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当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嗓音不再喑哑，他的语气十分柔和。他说：“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自1995年他生病以来，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贾大山，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

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他一生的渴望其实不多，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观其一生，他其实是一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我想说，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

《山不在高——贾大山印象》

文/铁凝

1.

我从来不敢轻易地为别人写印象记，即使面对比较熟悉的朋友也每每觉出：当你以为你特别了解他的时刻恰好是你特别不了解他的时刻，这不了解就导致了你印象的不准确。

在生活中我们不时听见这样的对话：

“认识某某吗？”

“认识，太熟悉了。”

再不然：

“你跟某某的关系怎么样？”

“可是不一般，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又……”

或者：

“我想采访一下某某，替我引荐一下好吗？”

“不必找他本人了，就采访我吧，我最了解他。”

这些铿锵豪迈的回答常常令我气馁又令我起疑：为自己缺乏“识人”的果敢而气馁；为这些识人如圣者的豪迈而起疑。孙犁先生曾对这种识人如圣的来访者作过描写：好比张三这次进门正碰见你喝粥吃咸菜那么你便是朴素；下回李四进门正碰见你嚼红烧肘子那么你便是喜好大吃。

好在贾大山是我的同行又年长于我，那么，我把他写成喝粥吃咸菜者或嚼红烧肘子者，他都不会计较的吧，这已经是我对大山的印象了。

2.

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也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了。

那时我正在保定地区的一个文学刊物任小说编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找贾大山约稿。好像是1981年的早春，我乘长途汽车来到正定县，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见到了他。已近中午，贾大山跟我没说几句话就领我回家吃饭，我没推辞，尽管我与他并不熟。

3.

我被他领着来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静的狭长小院，屋内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但处处整洁。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窗前一张做工精巧的半圆形硬木小桌，与四周的粗木桌椅比较很是醒人眼目。论气质，显然它是这群家具中的“精英”。贾大山说他的小说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我一面注意这张硬木小桌，一面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什么出身，贾大山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家好几代都是贫下中农。然后他就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这道汤之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大山做汤时程序的严格和那成色的精美。做时，他先将打好的鸡蛋泼入滚开的锅内，再把菠菜撒进锅，待汤稍稍沸锅即离火，这样菠菜翠绿，蛋花散得地道。至今我还记得他站在炉前打蛋、撒菜时那种潇洒、细致的手势。

后来他的温和娴静的妻子下班回来了，儿子们也放学回来了。贾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儿吃饭却在外屋。这使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贾大山是家中的绝对权威，还告诉我妻儿与这“权威”配合得是如何的默契。甚至有人把这默契加些演义，说贾大山召唤妻儿时就在里屋敲墙，上茶、送烟、添饭都有特定的敲法。我和贾大山在屋里吃饭没有看见他敲墙，似乎还觉出几分缺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贾大山有一个稳定、安宁的家庭，妻子与他同心同德。

1989 年，贾大山（前右）和家人合影

4.

那一次我没有组到贾大山的稿子，以后也从未组到过他的稿子。这使我越发觉得我初次的正定之行简直就是为了去吃一顿贾大山的饭，而贾大山实在是用了一种友好的方式把我给打发了——可不，那年我才二十岁出头。

但这并没有妨碍贾大山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宽厚、善良，又藏有几分智慧的狡黠和几分谋略，与乡村有着难以分割的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嘴阔眉黑，面若重枣，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跃。

5.

他的外貌也许无法使你相信他有过特别得宠的少年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不仅是历选不败的少先队中队长，他的作文永远是课堂上的范文，而且办墙报、演戏他也是不可少的人物。说到演戏，也许同他过早地接触京剧有关。原来自幼他与戏园子为邻，早就在迷恋京剧中的须生了。有一回贾大山说起京剧忍不住就站起来很帅地踢了一下腿，那脚尖正好踢到鼻梁上，那便是风华少年时的童子功了。他的文学生涯也要追溯到中学时代在地区报纸上发表小说时。如果不是1958年春天在黑板报上写了一首寓言诗，很难预料这个如此多才多艺的男孩子会有怎样的发展。那本是一首慷慨激昂批判右派的小诗，不料这诗一经出现，全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师却一致认为那是为右派鸣冤叫屈、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寓言。十六岁的贾大山蒙了，校长命他在办公室门口的小榆树下站着反省错误。那天下了一夜的雪，他站了一夜。接着便是无穷尽的检查、自我批判、挖反动根源等等，最后学校以警告处分了结了此案。贾大山告诉我，从那时起他便懂得了“敌人”这个概念。用他的话说：“三五个人凑在一块儿一捏鼓你就成了阶级敌人。”

1986年，贾大山（左）和著名作家徐光耀在木兰围场

6.

他辉煌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因病辍学、自卑、孤独，以及为了生计的劳作；在砖瓦厂的石灰窑上当临时工，一直到1964年他响应号召作为知青去农村。也许他是打算终生做一名地道的正定农民的，但农民却很快发现了他有配合各种运动的“歪才”，于是贾大山在顶着太阳下地的业余时间里演起了“乐观的悲剧”。在大队俱乐部里他的快板能出口成章：“南风吹，麦子黄，贫下中农收割忙……”后来沿着这个“快板阶梯”他竟然不用下地了，他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接着又成为入党的培养对象。这次贾大山被吓着了——使贾大山受到惊吓的是当时的极左路线：入党则意味着被反复地、一丝不苟地调查，说不定他十六岁时那点陈年旧账也得被翻腾出来。他的自尊与自卑强烈地主宰着他不愿被人去翻腾。那时的贾大山一边做着民办教师，一边用他的编写才华编写着那个时代，还编出了“好处”。他曾经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由知识青年变成县文化馆的干部么？就因为我们县的粮食‘过了江’。”

据当时报载，正定县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过江”的县。为了庆祝粮食“过江”，县里让贾大山创作大型剧本，他写的剧本参加了全省的汇演，于是他被县文化馆“挖”了上来。“所以，”贾大山停顿片刻告诉我，“你可不能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好，我在这上边是沾了大光的。”说这话时他的眼睛超乎寻常的亮，他那两只狭长的眼睛有时会出现这种超常的光亮的，那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的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犀利”吧。犀利的目光、严肃的神情使你觉得你是在听一个明白人认真地讲着糊涂话。这个讲着糊涂话的明白人说：“干部们就愿意指挥种树，站在你身边一个劲儿叮嘱：‘注意啊注意啊，要根朝下尖朝上，不要尖朝下根朝上啊！’”再比如他向你转达有些村干部的话：“那会儿是党中央让我们给四类分子戴的帽儿，闹得四类分子和我们结了仇；现在党中央要给四类分子摘帽儿，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让我们再把帽儿给人家摘下来，也好解了这个仇。党中央在电台一广播四类分子帽儿就摘了。人家四类分子张口就说：‘看看，你们给我们戴帽儿，现在党中央给我们摘了！’”贾大山的糊涂话讲得庄重透彻而不浮躁，有时你觉得天昏地暗，有时你觉得唯有天昏地暗才是大彻大悟。

贾大山在写作（摄于上世纪80年代末）

7.

1986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这次不是向贾大山约稿，是应贾大山之邀。此时他已是县文化局长——这似乎是我早已料到的，他有被重新发现、重新“挖”的苗头。

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千余年来一直是河北重镇之一。前些年它虽以粮食“过江”而大出过风头，但最为实在的还是它留给当今社会的古代文化。面对城内这“檐牙高啄”、“钩心斗角”的古建筑群，这禅院寺庙，做一名文化局长也并非易事。局长不是导游，也不是只把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就能胜任的讲解员，至少你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专门家。贾大山自如地做着这专门家，他一面在心中完整着使这些古代文化重放光彩的计划，一面接应各路来宾。即使面对再大的学者，专家贾大山也不会露“怯”，因为他的起点不是只了解那些静穆着的砖头瓦块，而是佛家、道家各派的学说和枝蔓。这时我作为贾大山的客人观察着他，觉出他在正定这块古文化的群体里，生活得越来越稳当妥帖，举止行动如鱼得水。那些古寺、古塔仿佛他的心爱之物般被他摩挲着，而谈到他和那些僧人、住持的交往，你在夏日习习的晚风中进一趟临济寺便一目了然了。那时十有八九他正与寺内住持焦师傅躺在澄灵塔下谈天说地，或听焦师傅演讲禅宗祖师的“棒喝”。

然而贾大山仍旧是个作家，兴许还是当代文坛唯一只写短篇的作家，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的作家。在和大山的几次接触中，他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和农民的故事，那些故事与他的获奖小说《取经》已有绝大的不同。如果说《取经》这篇力作由于受着当时文风的羁绊，或许仍有几分图解政策的痕迹，那么这时贾大山的许多故事你再不会漫不经心地去品味了。虽然他的变化是徐缓的，不动声色的，但他已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于是他的故事便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闪烁着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

上世纪80年代贾大山（左一）参加人民文学笔会

8.

贾大山讲给我的故事陆续地变成了小说。比如一位穷了多半辈子终于致富的老汉率领家人进京旅游，当从未坐过火车的他发现慢车票比快车票便宜时居然不可思议地惊叹：“慢车坐的时候长，怎么倒便宜？”比如“社教”运动时，某村在阶级教育展览室抓了一个小偷，原来这小偷是在偷自己的破棉袄。白天他的棉袄被作为展品在那里展览，星夜他还得跳进展览室将这棉袄（他爷爷讨饭时的破袄）偷出防寒。再比如他讲的花生的故事：贾大山当知青时花生是中国的稀有珍品，那些终年不见油星的百姓趁队里播种花生的时机，发了疯似的带着孩子去地里偷花生种子解馋。生产队长恪守着职责搜查每一个从花生地里出来的社员，当他发现他八岁的女儿嘴里也在嚅动时，便一个耳光打了过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儿气管里，女儿死了。死后被抹了一脸锅底黑，又让人在脸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被砍是为了吓唬鬼，让这孩子在阴间不被鬼缠身。

在以后我读贾大山小说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张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脸，我几乎想用这张脸来概括贾大山近期的小说了。我想，许多小说家的成功，大约不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孩子因为偷吃花生种子被卡死了，而在于她死后又被亲人抹的那一脸锅底黑和那一斧子。并不是所有小说家都能注意到锅底黑和那一斧子的。1987年我去香港之前在北京遇到外省一位熟知贾大山的文坛朋友，闲聊中对他讲了贾大山这个故事，他奇怪：文坛为什么对贾大山的短篇缺少应有的注意？

贾大山似乎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他还是贾大山。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说发表时他也不在乎大报名刊，写了小说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这使我想起了不知是谁的一个名句：“请原谅我把信写得这么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又想起仿佛谁讲过，听报告时不做记录，走出会场想想，你记住的都是最主要的。这其中有没有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理论？

写得短的确需要时间需要功夫，需要世故到极点的天真，需要死不改悔地守住你的褥子底下（独守寂寞），需要讲求点“间离效果”。所以我常常觉得最能磨砺作家的是短篇而不是其他。

9.

近日我又见到了贾大山。现在他已是正定县政协副主席，而文化局长则成了兼职。我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娶了一房儿媳妇，张罗着修钟楼，就是开元寺那个唐代钟楼。”娶儿媳妇、修钟楼在贾大山都是那么的普通又那么的重要，他决不向你隐瞒他对世俗生活的向往和满足，他觉得人终归离不开人间烟火。然而你面对这个地道的正定人，却像是面对一个得到大彻大悟后的入乡随俗者。那貌似的木讷神情，那明白的糊涂，那机敏的麻木，就连对终究丢不下的文学他也总显得有几分不那么在意。用他的话说他只是“好这个”。

作为作家的贾大山对文学毕竟是胸有成竹的，你可不要只因听见他说“好这个”而受骗，你没看见他省去了四处窥探打听文学行市、与人竞争高低所受之苦么，这样他写着小说就如同他修开元寺的钟楼和娶房儿媳妇一样轻松和洒脱。这又何乐而不为？

贾大山已发表五十多篇小说，然而至今他没有出版过一本个人小说集，褥边底下依旧压着许多新稿。这也怪，也不怪。

从前有句老话叫做“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贾大山半生只去过三个城市：北京、保定、石家庄。在北京学习半年回单位只报销了七角五分钱汽车票，其中还有五分钱车票是他替一位来看他的编辑买的。有时我也觉得贾大山生活得是不是太闭塞了，秀才不出门果真能知天下事吗？这闭塞究竟会不会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当今的天下又有那么多的事。

假如你把这话告诉贾大山没准儿他会反问你：“天地之间还能有什么事？”倒显得你有些不谙世事。再说不就是个写小说？小说里的事不是你眼前的事就是你道听途说的事。也确有不少自命“知道”天下太多事的人，却把小说变成了一堆吓人呼啦的空话。

十六岁的那个雪天在小榆树下站过一夜的贾大山，肯定早就明白了他该怎样去认识世界。一个人该不该出门自有他自己的选择吧，我愿意这样去想贾大山。

但我终究不会真正明白贾大山。

1989年5月26日

（原载《长城》1990年第1期）

《山不在高——贾大山印象》

文/铁凝

1.

我从来不敢轻易地为别人写印象记，即使面对比较熟悉的朋友也每每觉出：当你以为你特别了解他的时刻恰好是你特别不了解他的时刻，这不了解就导致了你印象的不准确。

在生活中我们不时听见这样的对话：

“认识某某吗？”

“认识，太熟悉了。”

再不然：

“你跟某某的关系怎么样？”

“可是不一般，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又……”

或者：

“我想采访一下某某，替我引荐一下好吗？”

“不必找他本人了，就采访我吧，我最了解他。”

这些铿锵豪迈的回答常常令我气馁又令我起疑：为自己缺乏“识人”的果敢而气馁；为这些识人如圣者的豪迈而起疑。孙犁先生曾对这种识人如圣的来访者作过描写：好比张三这次进门正碰见你喝粥吃咸菜那么你便是朴素；下回李四进门正碰见你嚼红烧肘子那么你便是喜好大吃。

好在贾大山是我的同行又年长于我，那么，我把他写成喝粥吃咸菜者或嚼红烧肘子者，他都不会计较的吧，这已经是我对大山的印象了。

2.

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也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了。

那时我正在保定地区的一个文学刊物任小说编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找贾大山约稿。好像是1981年的早春，我乘长途汽车来到正定县，在他工作的县文化馆见到了他。已近中午，贾大山跟我没说几句话就领我回家吃饭，我没推辞，尽管我与他并不熟。

3.

我被他领着来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静的狭长小院，屋内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见过的许多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样，但处处整洁。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窗前一张做工精巧的半圆形硬木小桌，与四周的粗木桌椅比较很是醒人眼目。论气质，显然它是这群家具中的“精英”。贾大山说他的小说都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我一面注意这张硬木小桌，一面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什么出身，贾大山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家好几代都是贫下中农。然后他就亲自为我操持午饭：烧鸡和油炸馃子都是现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个菠菜鸡蛋汤。这道汤之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大山做汤时程序的严格和那成色的精美。做时，他先将打好的鸡蛋泼入滚开的锅内，再把菠菜撒进锅，待汤稍稍沸锅即离火，这样菠菜翠绿，蛋花散得地道。至今我还记得他站在炉前打蛋、撒菜时那种潇洒、细致的手势。

后来他的温和娴静的妻子下班回来了，儿子们也放学回来了。贾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儿吃饭却在外屋。这使我忽然想起曾经有人告诉我，贾大山是家中的绝对权威，还告诉我妻儿与这“权威”配合得是如何的默契。甚至有人把这默契加些演义，说贾大山召唤妻儿时就在里屋敲墙，上茶、送烟、添饭都有特定的敲法。我和贾大山在屋里吃饭没有看见他敲墙，似乎还觉出几分缺欠。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贾大山有一个稳定、安宁的家庭，妻子与他同心同德。

1989 年，贾大山（前右）和家人合影

4.

那一次我没有组到贾大山的稿子，以后也从未组到过他的稿子。这使我越发觉得我初次的正定之行简直就是为了去吃一顿贾大山的饭，而贾大山实在是用了一种友好的方式把我给打发了——可不，那年我才二十岁出头。

但这并没有妨碍贾大山给我留下的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宽厚、善良，又藏有几分智慧的狡黠和几分谋略，与乡村有着难以分割的气质的知识分子，他嘴阔眉黑，面若重枣，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跃。

5.

他的外貌也许无法使你相信他有过特别得宠的少年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他不仅是历选不败的少先队中队长，他的作文永远是课堂上的范文，而且办墙报、演戏他也是不可少的人物。说到演戏，也许同他过早地接触京剧有关。原来自幼他与戏园子为邻，早就在迷恋京剧中的须生了。有一回贾大山说起京剧忍不住就站起来很帅地踢了一下腿，那脚尖正好踢到鼻梁上，那便是风华少年时的童子功了。他的文学生涯也要追溯到中学时代在地区报纸上发表小说时。如果不是1958年春天在黑板报上写了一首寓言诗，很难预料这个如此多才多艺的男孩子会有怎样的发展。那本是一首慷慨激昂批判右派的小诗，不料这诗一经出现，全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师却一致认为那是为右派鸣冤叫屈、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寓言。十六岁的贾大山蒙了，校长命他在办公室门口的小榆树下站着反省错误。那天下了一夜的雪，他站了一夜。接着便是无穷尽的检查、自我批判、挖反动根源等等，最后学校以警告处分了结了此案。贾大山告诉我，从那时起他便懂得了“敌人”这个概念。用他的话说：“三五个人凑在一块儿一捏鼓你就成了阶级敌人。”

1986年，贾大山（左）和著名作家徐光耀在木兰围场

6.

他辉煌的少年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因病辍学、自卑、孤独，以及为了生计的劳作；在砖瓦厂的石灰窑上当临时工，一直到1964年他响应号召作为知青去农村。也许他是打算终生做一名地道的正定农民的，但农民却很快发现了他有配合各种运动的“歪才”，于是贾大山在顶着太阳下地的业余时间里演起了“乐观的悲剧”。在大队俱乐部里他的快板能出口成章：“南风吹，麦子黄，贫下中农收割忙……”后来沿着这个“快板阶梯”他竟然不用下地了，他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接着又成为入党的培养对象。这次贾大山被吓着了——使贾大山受到惊吓的是当时的极左路线：入党则意味着被反复地、一丝不苟地调查，说不定他十六岁时那点陈年旧账也得被翻腾出来。他的自尊与自卑强烈地主宰着他不愿被人去翻腾。那时的贾大山一边做着民办教师，一边用他的编写才华编写着那个时代，还编出了“好处”。他曾经很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由知识青年变成县文化馆的干部么？就因为我们县的粮食‘过了江’。”

据当时报载，正定县是中国北方第一个粮食“过江”的县。为了庆祝粮食“过江”，县里让贾大山创作大型剧本，他写的剧本参加了全省的汇演，于是他被县文化馆“挖”了上来。“所以，”贾大山停顿片刻告诉我，“你可不能说文艺为政治服务不好，我在这上边是沾了大光的。”说这话时他的眼睛超乎寻常的亮，他那两只狭长的眼睛有时会出现这种超常的光亮的，那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的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犀利”吧。犀利的目光、严肃的神情使你觉得你是在听一个明白人认真地讲着糊涂话。这个讲着糊涂话的明白人说：“干部们就愿意指挥种树，站在你身边一个劲儿叮嘱：‘注意啊注意啊，要根朝下尖朝上，不要尖朝下根朝上啊！’”再比如他向你转达有些村干部的话：“那会儿是党中央让我们给四类分子戴的帽儿，闹得四类分子和我们结了仇；现在党中央要给四类分子摘帽儿，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让我们再把帽儿给人家摘下来，也好解了这个仇。党中央在电台一广播四类分子帽儿就摘了。人家四类分子张口就说：‘看看，你们给我们戴帽儿，现在党中央给我们摘了！’”贾大山的糊涂话讲得庄重透彻而不浮躁，有时你觉得天昏地暗，有时你觉得唯有天昏地暗才是大彻大悟。

贾大山在写作（摄于上世纪80年代末）

7.

1986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这次不是向贾大山约稿，是应贾大山之邀。此时他已是县文化局长——这似乎是我早已料到的，他有被重新发现、重新“挖”的苗头。

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千余年来一直是河北重镇之一。前些年它虽以粮食“过江”而大出过风头，但最为实在的还是它留给当今社会的古代文化。面对城内这“檐牙高啄”、“钩心斗角”的古建筑群，这禅院寺庙，做一名文化局长也并非易事。局长不是导游，也不是只把解说词背得滚瓜烂熟就能胜任的讲解员，至少你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专门家。贾大山自如地做着这专门家，他一面在心中完整着使这些古代文化重放光彩的计划，一面接应各路来宾。即使面对再大的学者，专家贾大山也不会露“怯”，因为他的起点不是只了解那些静穆着的砖头瓦块，而是佛家、道家各派的学说和枝蔓。这时我作为贾大山的客人观察着他，觉出他在正定这块古文化的群体里，生活得越来越稳当妥帖，举止行动如鱼得水。那些古寺、古塔仿佛他的心爱之物般被他摩挲着，而谈到他和那些僧人、住持的交往，你在夏日习习的晚风中进一趟临济寺便一目了然了。那时十有八九他正与寺内住持焦师傅躺在澄灵塔下谈天说地，或听焦师傅演讲禅宗祖师的“棒喝”。

然而贾大山仍旧是个作家，兴许还是当代文坛唯一只写短篇的作家，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的作家。在和大山的几次接触中，他给我讲了许多农村和农民的故事，那些故事与他的获奖小说《取经》已有绝大的不同。如果说《取经》这篇力作由于受着当时文风的羁绊，或许仍有几分图解政策的痕迹，那么这时贾大山的许多故事你再不会漫不经心地去品味了。虽然他的变化是徐缓的，不动声色的，但他已把目光伸向了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于是他的故事便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闪烁着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愚钝的聪慧，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

上世纪80年代贾大山（左一）参加人民文学笔会

8.

贾大山讲给我的故事陆续地变成了小说。比如一位穷了多半辈子终于致富的老汉率领家人进京旅游，当从未坐过火车的他发现慢车票比快车票便宜时居然不可思议地惊叹：“慢车坐的时候长，怎么倒便宜？”比如“社教”运动时，某村在阶级教育展览室抓了一个小偷，原来这小偷是在偷自己的破棉袄。白天他的棉袄被作为展品在那里展览，星夜他还得跳进展览室将这棉袄（他爷爷讨饭时的破袄）偷出防寒。再比如他讲的花生的故事：贾大山当知青时花生是中国的稀有珍品，那些终年不见油星的百姓趁队里播种花生的时机，发了疯似的带着孩子去地里偷花生种子解馋。生产队长恪守着职责搜查每一个从花生地里出来的社员，当他发现他八岁的女儿嘴里也在嚅动时，便一个耳光打了过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儿气管里，女儿死了。死后被抹了一脸锅底黑，又让人在脸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被砍是为了吓唬鬼，让这孩子在阴间不被鬼缠身。

在以后我读贾大山小说的时候，眼前总有一张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脸，我几乎想用这张脸来概括贾大山近期的小说了。我想，许多小说家的成功，大约不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孩子因为偷吃花生种子被卡死了，而在于她死后又被亲人抹的那一脸锅底黑和那一斧子。并不是所有小说家都能注意到锅底黑和那一斧子的。1987年我去香港之前在北京遇到外省一位熟知贾大山的文坛朋友，闲聊中对他讲了贾大山这个故事，他奇怪：文坛为什么对贾大山的短篇缺少应有的注意？

贾大山似乎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他还是贾大山。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说发表时他也不在乎大报名刊，写了小说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这使我想起了不知是谁的一个名句：“请原谅我把信写得这么冗长，因为我没有时间写得简短。”又想起仿佛谁讲过，听报告时不做记录，走出会场想想，你记住的都是最主要的。这其中有没有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理论？

写得短的确需要时间需要功夫，需要世故到极点的天真，需要死不改悔地守住你的褥子底下（独守寂寞），需要讲求点“间离效果”。所以我常常觉得最能磨砺作家的是短篇而不是其他。

9.

近日我又见到了贾大山。现在他已是正定县政协副主席，而文化局长则成了兼职。我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娶了一房儿媳妇，张罗着修钟楼，就是开元寺那个唐代钟楼。”娶儿媳妇、修钟楼在贾大山都是那么的普通又那么的重要，他决不向你隐瞒他对世俗生活的向往和满足，他觉得人终归离不开人间烟火。然而你面对这个地道的正定人，却像是面对一个得到大彻大悟后的入乡随俗者。那貌似的木讷神情，那明白的糊涂，那机敏的麻木，就连对终究丢不下的文学他也总显得有几分不那么在意。用他的话说他只是“好这个”。

作为作家的贾大山对文学毕竟是胸有成竹的，你可不要只因听见他说“好这个”而受骗，你没看见他省去了四处窥探打听文学行市、与人竞争高低所受之苦么，这样他写着小说就如同他修开元寺的钟楼和娶房儿媳妇一样轻松和洒脱。这又何乐而不为？

贾大山已发表五十多篇小说，然而至今他没有出版过一本个人小说集，褥边底下依旧压着许多新稿。这也怪，也不怪。

从前有句老话叫做“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贾大山半生只去过三个城市：北京、保定、石家庄。在北京学习半年回单位只报销了七角五分钱汽车票，其中还有五分钱车票是他替一位来看他的编辑买的。有时我也觉得贾大山生活得是不是太闭塞了，秀才不出门果真能知天下事吗？这闭塞究竟会不会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当今的天下又有那么多的事。

假如你把这话告诉贾大山没准儿他会反问你：“天地之间还能有什么事？”倒显得你有些不谙世事。再说不就是个写小说？小说里的事不是你眼前的事就是你道听途说的事。也确有不少自命“知道”天下太多事的人，却把小说变成了一堆吓人呼啦的空话。

十六岁的那个雪天在小榆树下站过一夜的贾大山，肯定早就明白了他该怎样去认识世界。一个人该不该出门自有他自己的选择吧，我愿意这样去想贾大山。

但我终究不会真正明白贾大山。

1989年5月26日

（原载《长城》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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