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一个女孩出生在北京时嘉胡同的一座豪宅里。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她以自己的才华成为一代名人;90年后,在战争中流离失所,在异乡漂泊多年后,这位妇女回到了她出生的房子,在这里平静地生活着。
这座宅邸是时嘉胡同24号,是凌叔华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现在,它已经翻新,成为北京第一家胡同博物馆。走在院子里,虽然事情有所不同,但还是能感受到凌叔华的气息,因为这个房子在她的小说和绘画中不断被描绘,她在这里二十多年的生活影响了她一生的文学创作和婚姻生活。
这座房子与凌叔华一生的命运纠缠在一起。祸福难评。走进时嘉胡同24号,让我们试着解读一下这个从北京胡同走出来的才女。
凌叔华并不是民国才女才女中最耀眼的人物。相反,她的作品长期被忽视。直到她去世,她才逐渐出名。她不仅被誉为“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她的画也成为收藏家的珍品。随着凌叔华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她与徐志摩的恋情,她与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都被一个个挖掘出来,成为八卦。
富婆,闺蜜作家,还是八卦女主角?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凌叔华,她似乎下定决心要埋葬自己所有的秘密。女儿说她“一辈子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甚至临死前处理掉了所有私人信件,什么都没留给亲人。她的离去揭开了故事的许多秘密。
阅读这位民国才女,或许可以在北京胡同深处的房子里找到一些线索,这是她人生的起点和终点,也是她在作品中提及最多的地方。于是,我走进时嘉胡同凌叔华的故居,寻找她在北京的人生印记。
故居是当年豪宅的后花园。时嘉胡同位于东城区,现在是著名的小学。其实这条胡同聚集了近百年来的名人,在那座封闭的房子里埋葬着许多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故事。时嘉胡同24号就是其中之一。
院子不难找到,宏伟的红门是新刷的,上面挂着时嘉胡同博物馆的牌匾。三年前成为北京首家胡同博物馆,每周二至周日免费开放。
红漆大门里有一个宽敞的庭院,中间是月门的过道相连。几棵高高的梧桐据说是老树,房子已经装修好,建成了陈列室。后院有一株紫藤,是一片草地,似乎和凌叔华自传体小说《古韵》中的描写颇为吻合。
这是凌叔华的故居,也是她出生的贾玲府后花园。贾玲大厦是一座拥有99栋房屋的豪华庭院,前门朝向干面胡同,后院连接时嘉胡同。凌叔华26岁结婚时,父亲把女儿嫁到了有28套房子的后花园。
凌叔华在《古韵》中描写了贾玲府,有99间房屋,四合院,甚至房屋。每个四合院都有一个小门,与院子左侧的一条窄路相连,通向后花园。后花园是孩子们愉快的天堂。没事就跑去捉迷藏,用竹竿打枣子,抓各种奇怪的虫子,和佣人过家家。这是一个超级家庭,有一个父亲、几个妻子、十多个兄弟姐妹、文案、会计、教师、仆人、女仆、管家、园丁、厨师和门房。
凌叔华的父亲凌,1895年随康有为进士,名字被列入北京夫子庙石碑。这一资格使他得以进入翰林院,并担任清朝的国师、军部的张静、天津知府、舜天的知府。凌叔华是凌和他的第三任妻子李的第三个孩子。她家有15个孩子,她排第十。
从凌叔华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房子里有很多她童年的美好回忆。我的父亲充满了诗歌和书籍,热爱绘画。我家文人画家很多。七岁时,凌叔华开始向他的老师王和苗学习绘画。他的父亲邀请了被称为“晚清怪英雄”的学者辜鸿铭教授凌叔华古诗和英语。
凌叔华在后花园的闺房被父亲装修成精致的画室。《古韵》描述“我的房间装修的像真的画室,家具都是爸爸选的...面对紫藤的窗户前有一张黑漆桌案,光滑半透明,能反射出美丽的紫藤花...一张红色的控制台桌子放在窗户前面,面对着紫丁香。这种红漆是北平最好的,鲜红,看起来很长。
现在闺房已经不见了,只有一株紫藤,不知道是不是小女孩在窗外看到的那株。
凌叔华观音像
文化沙龙曾接待泰戈尔如果时光流逝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可能会看到时嘉胡同24号院门口有很多游客,其中许多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美术史上的名人。因为有一个叫“大小姐自习室”的沙龙晚会,汇聚了北京的名人,晚会的女主是凌叔华。
凌叔华很早就表现出了写作和绘画的天赋,这使她成为她的掌上明珠。翟凌一直是北京著名文化人物的聚集地,20岁出头的凌叔华很快成为此次聚集地最引人注目的女孩。
1923年,空名画家大聚会前,在胡同24号后花园书房举行,“大小姐家学”在京华成名,成为北平的文化沙龙,比后来林的“太太客厅”早了近10年。
当时凌叔华在燕京大学读书,大部分时间都在书画上。她父亲把她介绍给收藏家吴静安的妻子蒋南平,并在蒋南平的工作室里结识了陈半丁、齐白石等著名艺术家。1923年,凌叔华和蒋南平以苏东坡886年出生为借口,在贾玲府组织了一次聚会。齐白石、、、王、等中国著名画家参加了晚会,并邀请了美国女画家玛丽·奥古斯塔·玛丽金。同一天,大师们合作了一部《九秋图》,成为凌叔华的瑰宝。
后来,玛丽金把党写进了文章《中国的一个艺术家党》。她提到了晚会的主人凌叔华。”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画家。她贤惠文静,不骄不躁,自以为是。客人需要的时候,她就出现了,说话的时候让人感觉像春风。"
凌叔华在《忆画社与几位老画家》一文中,也提到了安排这次聚会的场景。“北窗玻璃打磨得像水一样清澈,窗下一张大楠木书桌打磨得像镜子一样。墙角花架上有几盆水仙花,一盆朱砂梅,一盆玉兰花。房间中央的火温暖而芬芳……”
包括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内的许多名人都参观了“大小姐书房”。1924年,泰戈尔来到北京,住在时嘉胡同的西部公寓里。徐志摩和陈西滢在北大负责招待诗人,几个人应邀参加了在书房举行的“北京书展”。
凌叔华形容来书房的诗人是“仰头看他银白色的长胡子,长长的鼻管,充满神秘思想的眼睛,宽大的袍袖,垂到地上的下裙。”她突然觉得自己“在宋明画中徘徊”,差点忘了说“久仰大名”。她称诗人为“一首低韵诗,既不使人生疲惫,又使人有饮酒喝水的感觉。”
在绘画会上,年轻的凌叔华唐突地问泰戈尔:“今天是绘画会。会画画吗?”泰戈尔不在乎。他在桌子上的檀香木上即兴创作了荷叶和佛像。
那一天,凌叔华和泰戈尔谈了很久,谈诗谈画。她还得到了诗人的建议“多去看看风景,发现自然界的真善美,发现生命的意义,发现宇宙的秘密。”
这几天似乎是凌叔华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回忆里充满了闲适和少女的活泼可爱,也让人领略到民国时期的文化氛围和名人的浪漫情怀。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她开始创作和出版小说,并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新月派”最重要的小说家。
然而,正是从这些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窥探到这个看似幸福却不能告诉别人的女孩背后隐藏的痛苦。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5年初版道林纸质精装凌叔华《小兄弟》
用小说展现高墙内女性的凄凉站在现在改造过的时嘉胡同24号院,再想想凌叔华很多小说里对这个地方的描写,仿佛百年前的场景重现。这座房子是凌叔华小说创作的源泉,因为它是她成长的环境,是她最熟悉的人生活的地方。她在这里记录着幸福与美好,但在高墙里更多的是无奈与悲伤。
1921年,凌叔华考上燕京大学后,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当时她给在燕京大学教《新文学》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发誓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未来的女作家,所以我努力学习语文、英语和日语。我有很大的勇气。老公会接受我做学生吗?中国女作家太少,所以中国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从未为世人所知,对人类的贡献太不负责任了。”
1924年,凌叔华在《晨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我女儿的生活是悲伤的》,之后又写了《花坛》、《妇人》、《小兄弟》、《古韵》等多部小说。从这些小说中,习惯于“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凌叔华,很少流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凌叔华的创作源泉是她自己独特的经历,那就是北京大宅里不为人知的生活。作为父亲第三任妻子和大家族众多姐妹中的“十姑娘”所生的第三个女儿,由于大家族妻儿之间的诸多纠葛,以及闺绣中风云变幻,她从小就有着深刻的体会。
在自传体小说《古韵》中,人们可以知道她的母亲是如何嫁给父亲并成为妾的,每个房间的“母亲”是如何与仆人战斗的,年轻的一个是如何在自己的院子里“粉刷墙壁”的...
在凌叔华的小说里,即使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也能看到旧家庭的忧愁和欢乐,天真无邪的孩子不自觉地模仿父母和姐妹。甚至是她父亲最喜欢的掌上明珠,她居然从母亲和身边女人的经历中体会到了高墙中的新老女人难以言喻的苍凉和孤独。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系列》中对凌叔华小说的评价,非常细致恰当地描写了老家庭中的婉约型女性...是世界的一隅,是高门豪门的灵魂。”
沈从文作为一个朋友,认为凌叔华的小说是“在他生活的一个安静的世界里,他看到的悲剧是生活的琐碎纠缠,是平凡现象中的运动。这个悲剧不哭,不呻吟,只是沉默。”
小说中描绘的这些生活画面,是凌叔华成长过程中隐藏的痛苦。多年后,她的女儿陈小英在《回忆母亲凌叔华》一文中写道:“我看着母亲留下的文字,看着她的家人,看着她打架的阿姨,看着这么多孩子互相竞争。我在努力理解她,却越来越难过。”
她认为,“那个时代的年轻女性正在寻找摆脱传统女性的方法,写作,成为母亲的选择。“然而,通过写作,凌叔华真的找到了这种方式吗?
1924年的一天,嫁给陈西滢后,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如约来到时嘉胡同贾玲府看望凌叔华。他就是陈西滢,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北京大学的博士和教授。
在此期间,凌叔华因其文学创作与陈西滢、徐志摩等人关系密切。表面上看,她和徐志摩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半年间有70-80封信,引发了关于两人的绯闻。
回忆起母亲的文章说:“徐志摩正处在与林失恋的痛苦中,也许是以母亲为倾诉对象。妈妈从来不承认和徐志摩有过感情。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说,“说实话,我对墨池从来没有感觉,他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撒谎,尤其是对我,他的私事就像兄妹一样坦率。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习惯了这种情绪。空徐志摩曾经说过,‘我的女朋友李书华是我的一个战友。"
事实上,当时凌叔华与陈西滢有着“秘密”关系。有趣的是,起初,陈西滢并不知道凌叔华是一个生活在豪华豪宅里的好家庭。
陈小英听了父亲的话,首先看到了母亲的经历。“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相识似乎更有活性成分。当时我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几部小说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我爸是《晨报》的编辑。母亲写信给父亲,请他回家喝茶。父亲后来向我回忆说,他带着好奇去赴约,想看看写小说的女孩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结果他绕着巷子走了很久才找到。当时他很纳闷,这个女孩怎么会住这么大的房子。可能和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我父亲敲门进去了。第一,门房带了他一段时间。然后一个老太太出来接他去了一个院子。然后一个丫环出来说‘小姐在里面’,把我爸吓了一跳。”
1926年,陈西滢和凌叔华在时嘉胡同24号院结婚。这个后花园成了凌叔华真正的家,作为嫁妆。北大教授和女小说家的婚姻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不是幸福的婚姻。
“我相信他们结婚的时候还是有感情的。当时女作家不多,父亲对母亲有爱;另一方面,我父亲是一名在英国学习的医生。26岁时,他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他的母亲自然会被这些“光环”所吸引。陈小英对他父母的婚姻发表了评论。
由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众所周知的争论,陈西滢似乎有点无法留在北京。婚后,凌叔华随陈西滢去日本留学。1930年,陈西滢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叔华随丈夫来到罗家山。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迁居重庆、成都,50年代后定居英国。
越走越远,凌叔华从小就远离北京,远离她在时嘉胡同住过的院子。
1990年,凌叔华在去世前回到时嘉胡同的老房子里
临终前坐着担架回大院旧居1953年,凌叔华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在英国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她被称为“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时代文学副刊》评论说“华叔从容不迫,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带进了隐藏着古代文明的庭院。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充满中国情感的新世界。高音消失后,古韵犹存,无穷无尽。”
但对于凌叔华来说,这并没有让她很开心,因为西方人真正好奇的是拥有众多妻妾的东方式家庭,这恰恰是她的悲哀。
凌叔华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华和才华在国内并没有获得更大的认可。陈小英认为这是她“不合时宜”造成的。“在一个需要救国,另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这似乎不合适。她的写作,太生活化,太女性化,不符合当时的潮流,所以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时嘉胡同20多年的庭院生活似乎对凌叔华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写作还是婚姻,幸福还是不幸都很难评论。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母亲显然不愿意扮演传统的爱丈夫教孩子的女性角色。女人不应该结婚。这句话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我觉得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后悔,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负担,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为了探究其背后的原因,陈小英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母亲更倾向于自我保护,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的父亲。”
凌叔华与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婚外情传闻在陈西滢去世前两年得到了父亲的亲自证实。她在《回忆我的父亲陈西滢》中写道,“他在书中所说的是真的。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离婚。他说当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再问他,他说你妈很有才,然后就不说了。”
《古韵》最后一篇的最后,凌叔华写道:“但愿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我是多么幸运!”时嘉胡同的豪宅有喜有悲,但它一直是她梦寐以求的地方。
1989年的冬天,凌叔华意识到自己漫长的一生所剩无几。这时,她几乎走不动了,但她决定出发去北京。1990年春天,奄奄一息的凌叔华被担架抬回了时嘉胡同的故居,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综合体和幼儿园。她看着天空空小声说:“妈妈在等我吃饭。”
当她来到这里时,她似乎在寻找什么,寻找她过去生活的痕迹。还是在寻找自己的身心归属和归宿?“母亲一生都在寻找解放自己的方法,但最终没有找到。”我女儿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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