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狗报】徐涛阅读了《异国事物的转译》 6500e跑步、跑步和回力球赛的文化翻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涛

《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张宁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桂伟2020年8月出版，第504页，79.00韩元。

卷入全球化浪潮后，异国事物的流通明显加快，世界各地反应不一，固有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往往像中国一样，引进、冲突、融合比其他地方更加激烈。正如张宁所说，“文化的引进和迁移无疑是近代中国的重要课题”，吸引了很多学者对此着迷。1843年开张后，在100年近代史上，上海是世界上少有的异质文化交织的城市，中西文化对决频繁，从各个层面上可以明显看出一个市三治(公租界、法租界、华裔)不同统治模式之间的差异。同样的施政机构下也有多元共存的生活方式，成为探讨中国应对西风的问题。

上海“三跑”:陌生而熟悉的故事

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动”扮演着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重要角色。第四年奥运会(Olympic Games)和国际足联世界杯(FIFA World Cup)往往让全国人民狂热起来。现代世界的人太习惯运动，忽视他们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历史并不太久，与殖民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育不仅像人类从事体育运动、运动比赛一样简单，本身就有文化差异、性别、民族认同、身体认识等多项重要议题，在近代史研究中占有特殊地位。

上海殖民地社会历史上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体育盛行，运动型总是比社交类总会多得多，遍布城市各处。“以租界规模大的19世纪末为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上海已经使用clubland来描述总会排队的情况。这种聚会只能从数量上看，社交型总是数量有限，运动型从赛马、板球、打猎地、斜线、射击、游泳、赛艇等非球类运动到棒球、网球、足球、马球、曲棍球、草地球都惊人地多。重要的英式运动，如板球，甚至两者共同推进。”《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本书选择了上海租界社会曾经出现的西式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三项“观众性运动”——跑、狗跑、回力球(又称“三跑”)作为研究对象。

赛马无疑是上海各项目运动的第一名，其流行得益于上海英人。在19世纪，英国帝国强盛之际，英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希望建立骑马、赛马、跳跃的场所，建立跑道，铺草坪，举行赛马，“模仿母国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使其符合因殖民而新获得的社会地位”。上海也不例外。赛马跑道的开设可以追溯到1848年。开张5年后而已。正式比赛记录是1850年11月上海秋季比赛。比赛结束后，上海的几家洋行共同成立了赛马总会，一直运营到1951年，前后存续了101年。(威廉莎士比亚。)

紧急赛马场及其周围道路

张宁的研究表明，上海赛马文化是英国赛马文化的“平行移植”，而不是完整的拷贝，从一开始就存在很多差异。首先，由于马匹推广不容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与近代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一样，上海转向从进口阿拉伯或澳大利亚大马使用蒙古小马，直接切断了与英国纯马谱系的联系。第二，上海赛马移植了英国的赛马原则，但下注方法大不相同，1888年通过了《胜者分割法》(pari-mutuel)，将赛马总会的赤字改为盈余，以免事业下滑。再比如，中国精英在多次拒绝加入上海赛马会后，在20世纪初动员所有的人脉和资源，另外成立了英式赛马场——万国体育会，完工后自行前往英国寻找“正统”，表明自己比西方人赛马会强。上海法律界从软土开始的清朝大佬们在上海市看到了英式赛马的特殊地位，建立了第三届赛马会3354上海中国赛马会。从此，不仅从秘籍流走向绅士的森林，还从地区性文人晋升为全国性文人。

上海中国赛马会金尊大赛奖杯

这本书的上半部分在讨论“殖民地和运动”主题时，仅以赛马运动为例，但下半部分在解释“运动和娱乐”时，除了赛马外，还增加了跑步狗和回力球两项运动。张宁主张：“从清末到民国，出现了赛马本身从观看转向赌博的情况，这种情况在1928-1930年比赛狗和回力球都引进后更加明显。”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们习惯带着猎犬打猎。传统的比赛方式是兔子

在前，再放猎犬追逐，裁判骑马紧随，依据猎枪的速度、猎杀技巧与灵敏度来做评分。直到1921年，美国出现以电动假兔代替真兔比赛，可以有效控制猎犬行进方向后，跑狗始可作为一项全新的大众娱乐就此展开。跑狗正式传入的第一年，上海一口气建筑了三座跑狗场，分别是公共租界的“明园”“申园”，以及法租界的“逸园”。华人一开始就将跑狗视作一种赌博，而非运动，引发沪上绅商的忧虑。上海总商会、上海特别市参事会以及公共租界华人会等团体对跑狗运动不断挞伐，最终促使公共租界于1931年关闭了界内两座跑狗场。回力球赛与跑狗一样，都是缘起于欧洲、后经美国商业化为一种观众性运动后，引入上海。回力球赛在法租界开幕初期，为了吸引华人观众，不惜改变规则，将单打五人上场改为六人上场，其目的原在藉增加球员人数，扩大观众下注的选择，不料改变规则后，因为暗合中国骰子一至六的点数，反而开启了华人援引传统赌博重新予以解释的契机。在张宁看来，上海“三跑”运动中娱乐与赌博交织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不断拉锯与协商，以致这些运动中的观看成分日少，赌博成分日多，最终华人观众“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博弈传统），将观众性运动重新加以定义和解释。

沪上跑狗场周日下午比赛情景

回力球员飞身救球的情景

“文化转译”理论概念的提出与应用

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史研究积累至今已成“高原”态势，学界早有“上海学”之提议，很难再有前人未曾涉足的空白领域。上海“三跑”的说法当然并不是张宁的发明创作。早在回力球在引入上海之初，法租界的“中央运动场”（Pare des Sports “Auditorium”）曾拟名为“跑人场”，就有人将之与先前引入的跑马、跑狗运动，鼎足而称之为“三跑”。与1930年最晚引入的回力球赛相比，跑狗，尤其是跑马运动，之于上海租界社会存续时间之长，影响力度之深，鲜有其他运动项目可以与之匹敌，是故早已被人注意。但在张宁看来，前人对“三跑”展开历史解读时，受限于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受民族情绪影响”的文史工作者，大略将之工具化，视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诱人赌博的手法；二是欧美研究者，或着眼于英帝国的文化输出，或着眼于其背后所蕴藏的现代性。本书研究的突破在于，认为“三跑”既非体现帝国主义罪恶渊薮的大赌窟，亦非英帝国最好的一种文化输出，而是存在更复杂的社会机理，是运动与殖民盘根错节关系的具体实现。

赛狗起步

个案研究最怕就事论事，尽管也有学术价值，但易流于琐碎，失之“见小不见大，见器不见理”的窘境。跑马、跑狗和回力球引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已断，“就事论事”的学术价值更为有限。张宁撰述本书，显然不满足于只是重塑一个上海“三跑”的精彩故事，更欲尝试的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本书意图走出后殖民的批判与民族主义的羁绊，“改采旁观第三者的态度”，开篇大胆地提出了“文化转译”（Cultural Translation）这一理论概念，统领贯穿整个历史叙事。其所称的“转译”，而不用习见的“翻译”来对应英文中的translation，是因为在张宁看来，“转译”一词能够更准确表达translation原义中所隐含的“背离愿意”。全书分为上、下两部，通过坚实的中英文一手史料，对上海跑马、跑狗、回力球逐一梳理，深入论述了运动与殖民、运动与娱乐之间在近代上海城市的复杂关系，发现“在历史的长轴中，文化与文化之间所不断进行的协商，以及协商下虽不完全背离原意，却又必然出现的扭曲”。“三跑”运动无一例外，都出现了顾此失彼、甚至暗渡陈仓的情况，其原有的运动意义也无可避免地被重新解释。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相同、实则相异”的转变，是因为“文化转译”过程中，不可能忠实或一一对应，其改变发生的动力与文化的强势程度有关。而文化强度“有可能是国家的力量，也可能是文明的厚度”，端视异质文化交锋时的具体情况而定。

化隔绝与陌生为同情之了解

陈寅恪曾在1931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指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无隔阂肤廓之论”。虽然说近代上海历史非“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史料遗存也绝不是“残余断片”，但因为近代以降，各国移民忽而来去，加之政局动荡，国共鼎革，造成今日治上海史者，若只了解一种文字，只囿于上海一地，或只熟悉一国历史，远远做不到陈寅恪所言的同情之了解。本书所重点论述的英式赛马活动，“赛马规则、奖项名称、赛马节目表、赛马成绩等均为英文，就连马匹、马厩、马主的名称，也以英文公布”，“以马主身分为例，英式赛马崇尚低调，骑师虽以真名出赛，马主与马厩名称却多半采用化名”。以上情形，并非只是时刻注意维持“运动精神”的上海跑马总会如此，华人精英创立的万国体育会和上海中国赛马会皆是如此。运动中人尤其享受英式赛马这种文字游戏所造成的阶级隔绝与文化陌生感，但给后世研究者的进入，平添了许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化隔绝与陌生为同情之了解，得益于作者自身一段英国剑桥大学的求学经历，继之不断往返于东西文化之间；更源自于她二十年如一日对同一个专题的不懈钻研。

姚大力认为，历史学家应力求对自己所描述对象有一种“如肌肤触碰般”的踏实具体的了解，而这种感知能力的获得，往往依托于阅读亲历者讲述“往事曾应当如何发生”的各种记录。本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不仅对近代上海殖民社会中叶子衡、徐超侯、刘顺德、马祥生、高鑫宝、叶焯山等华人群像有丰富立体的文字描述；对外侨社群的重要人物，如何爵士（Sir Edmund Hornby）、麦克列昂（Alex McLeod）、斐伦（James S. Fearon）、克拉克（Brodie A. Clarke）、威廉麦边（William R. B. McBain）、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等人，亦花费了大量笔墨描摹画像。以上人物之研究，在先前上海相关研究著述中常常语焉不详，不少属于拓荒填白之作。“三跑”已是逝去的历史，作者本人并非运动健将，更不是好赌之徒，但仍能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做到了对活动于不同时空的社群与人物有“如肌肤触碰般”切身感知。不只是人物，英式绅士型总会（Gentleman’s Club）在上海到底怎么运作，赢家分成法与赌金计算器起了什么效用，赛马的民主化之路与法租界的白相人如何产生关联，源自南欧的回力球与传统中国的“铜宝”“花会”有何相通之处，书中都有剥丝抽茧、力透纸背地深入分析。跑马厅内芸芸众生的“看与被看”，跑狗场中炫目摩登的“光、热、力”，中央运动场中浓郁的异国情调，借助张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文字刻画，读者仍能有身临其境之感。

1936年6月7日马祥生赢得引翔淑女银袋赛，杜月笙代其拉马走大看台

1935年12月叶焯山参加猎纸赛时的情景

仍不免有遗珠之憾与讨论空间

任何历史叙事都习惯于有头有尾的结局。张宁在初涉跑马运动研究时，曾发表专题论文——《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上海跑马厅收回运动，1946-195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8期，2005，第97-136页），分析了在抗日战争胜利到中共建国初期，鼎革前后的上海两届市政府收回跑马厅的过程，展现了在此过程中，华洋双方的拉锯与角力。我们知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采取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自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便有收回跑马厅的想法，并已展开实际操作，只是多有波折，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因对帝国主义全面改采敌对之态度，才克竟其功。但2020年出版本部学术专著时，不知是限于表达“文化转译”这一理论想法的需要，还是囿于“运动与殖民”“运动与娱乐”两大篇章结构的局限，有头无尾，本书对于上海“殖民社会的支柱”——跑马总会如何解散、跑马运动的如何终结，着墨不多。这对于想完整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

近代上海的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与法租界不同，与中国其他通商口岸诸国列强辟设的外国租界亦有不同，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历史“怪物”。一方面，它独立于中国政府，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另一方面，它又并非是哪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工部局由多国寡头统治，遵《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为宪法，执行纳税人会议的决议，时常与他国政府，甚至英国政府，发生激烈的冲突。清末民初之人常常不加注意，在英美租界合并之后，仍惯习将“公共租界”称呼为“英租界”。英国文化的确在公共租界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但并不意味International（在当时中文常被翻译为“万国”）只是个虚饰的修辞，可以实际化约为“不列颠殖民地”（British Concession）。近来研究上海历史者往往不加注意此点，多有借用“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概念，“将上海视为英国广义帝国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因为“非正式帝国”理论的提出，仍基于“帝国”的研究脉络，也许适应于英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但并不适应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过度注意英式文化存在的后果，会蔽障忽略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以本书所论述之“三跑”为例，“非正式帝国”的概念显然无法含括，或用以解读上海回力球运动的历史。公共租界更像是一处由各国殖民势力与华人精英共同经营的“城邦国家”（City-state）。几年前，我与德国Rudolf G. Wagner教授演戏席间闲谈时，他认为寰宇世界历史，似乎只和十四、十五世纪的北大西洋上的汉萨（Hansa）同盟城市与上海公共租界情形相近。而英国新锐学者Isabella Jackson的研究（Shaping Modern Shanghai: Colonialism in China’s Global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将其称之为 “Transnational Colonialism”（跨国殖民主义）。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所体验，有关上海的历史书写已经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程度，以至于有学者上世纪就提出了“Beyond Shanghai”（“上海之外”）的呐喊，但响应者却仍寥寥无几。以上海作为主角的叙事文本，近年来，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仍然一册接一册被敲打、印制出来。同所有被反复记述的历史主题一样，上海研究中良莠不齐是常态，浅尝辄止之作比比皆是。张宁这本《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显然属于“良”者一类，字里行间“心思”颇深，读来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本容易写成的学术专著，值得我们好好对待、仔细品读。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