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www.c)记者徐润时见习记者长期北京报道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其中提到我国特大、特大城市数量已经达到21个。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按城区常住人口数排序,我国有7个超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特大城市有14个,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中科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陈明星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秋季论坛上表示,我国21个超大特大城市中,常住人口为2.9亿,约占全国人口比例20.7%;所属市辖区面积为16.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市辖区面积比例7.5%;地区GDP总值为33.6万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3.1%。
即使目前来看数据并不是很紧张,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预计,到2035年,超大城市或将增加5座总计达到12座,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将成为新晋超大城市。据了解,目前武汉、东莞和西安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已超900万,接近超大城市标准。
可见,超大特大城市的名单已扩容,但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土地等生存资源将变得越来越紧张,交通问、住房、环境污染等关乎群众衣食住行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寻找超大特大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关键。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表示:“超大特大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则表示:“当前中心任务是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城镇规模结构。”
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
在侯永志看来,寻找超大特大中心城市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
而高水平的产业体系有三个特点:首先,在全球化时代,高水平的产业体系肯定是个开放的体系;再者,高水平的产业体系在区域经济、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都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大城市、超大城市更有地位,更有影响力,更有话语权。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产业体系一定是多元的城市综合体,而不是一枝独秀。比如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不可能体系中都是高精尖的,但一定是要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或者是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是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的高质量经济活动。
侯永志指出,高质量经济活动和低质量经济活动的经济和技术特性是不一样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技术更进步、更快,研发含量更高,它是垄断竞争格局下的,而不是充分竞争格局下的。在这样的前提下,高质量经济才有能力提供高水平的收入,也才能有进一步创新的能力。
此外,侯永志还表示:“特大超大城市要建立高水平的产业体系,更离不开前瞻性的规划。”首先站位要高。要与国家战略安排相契合,体现时代发展特色,要跟上时代步伐,服务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要充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其次思虑要密。要坚持系统观念,想的要周全点,要坚持系统观念,确保战略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工具的一致性;三是谋划要细。要深入到产业链、价值链内部来观察精准确定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第一条重大举措是科技创新,第二条就是突破产业瓶颈。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为了防止‘大城市病’,要打造‘反磁力中心’,在周边地区建设产业化的平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科学学会理事长肖金成也表示,大都市一定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把产业链条向周边延伸,这样周边地区也才能获得发展机会。
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城镇规模结构
魏后凯认为,当前中心任务,是构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城镇规模结构。
魏后凯指出,“问题在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要实现难度较大”。根据七普的数据,2020年我国超大城市一共有7个,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成都、重庆、广州、天津,这些城市城区人口都超过了1000万,预计到2035年超大城市有可能会增加5到12个,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将成为新晋超大城市。据了解,目前武汉、东莞和西安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已超900万,接近超大城市标准。
因此,在魏后凯看来,未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应该走向现代化都市圈。“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要优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根据我们的研究,未来要建设30多个高品质的国家级都市圈,一是要严格控制县改区;二是推进中心区功能和产业扩散;三是要大力发展现代城郊经济。下一步,促进大都市圈共同发展应把握三个着力点,一是要做好产业的选择;二是要做好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扶持;三是要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多省市的发展共同体。”
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一定要加快推进县城的发展。对此,魏后凯指出,目前县城存在诸多的短板,但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短板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差距大、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缺乏、农民落户的意愿低等方面。
“因此,撤县设市的步伐更要加快,按照现代小城市的标准来推进县城的建设,同时赋予县城更多的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并且防止资源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虹吸’效应,不能把资源都投到一个县里,其他的建制镇不发展也不行。”魏后凯表示。
除此之外,魏后凯还提出,应增强产业支撑能力,建立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及提高人口吸纳能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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