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悯之心 余华：作家必须要有同情和怜悯之心

黑T恤、黑外套、黑裤、黑袜、黑鞋子。几次见到余华，他都是一身黑，就像其早期作品的色调。选择黑色和人生态度有关吗？余华回答《环球时报》记者，他的深色衣服确实多，但穿黑色衣服跟人生态度没什么必然关系，只是因为黑色衣服禁脏，“我80年代末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时候，一条黑色牛仔裤穿了一个学期都没洗，看上去还是很干净。现在年纪大一点，爱干净了，但穿黑色衣服的习惯没有改变。”余华用微信语音回复这段话，是十天前在广州开往贵阳的高铁上。此前一天，他在广州“南国书香节”出席全新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首发式。两天前，他现身北京书展，参加中图集团举办的“余华对话30国汉学家”活动，其中不少汉学家是余华作品的海外译者。一名汉学家问余华，为什么转向非小说写作了？余华坦言，他现在的时间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不能长时间安静下来写作，只能写一些短文章，甚至不是写短篇小说，只能写一些散文随笔。“当一个作家年龄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大以后，应酬的时间就越来越多，读书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下定决心，今年11月从意大利回来就着手写自己的长篇小说。

再写出一部比《活着》更受欢迎的小说完全不可能

环球时报：您的新书《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想表达什么？书名有什么含义？

余华：简单地说，就是我个人和文学的关系。我这两三年来在国外跑得太多了。只要到一个国家，他们就希望你给一个演讲稿。那段时间我感觉我不是个作家，是某首长的秘书，写了不少演讲稿。后来就整理成这本书。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2010年我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去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二战期间600多万犹太人被纳粹杀害了。纪念馆里有一处国际义人区，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无论你救过一千个人，还是一个人，对他们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其中一些“义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有些还是名人。但一个波兰农民的话对我的震动最大。这个波兰农民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地窖里，直到二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名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辉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

环球时报：近年为什么很少看到您的新小说了？大量社会活动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余华：肯定是很不好的影响。写作经常会被打断。打断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不断出国，另一方面在国内有不少和朋友之间的活动。我有好几部小说开了头都没有写下去。我曾经试过谁也不见，哪个国家也不去。没两个月以后又见了。现在交流那么方便，甚至能用手机定位你在哪里，我说谎都不能说了。没办法。

环球时报：到目前为止，您最受欢迎的小说还是《活着》，后面的作品似乎很难超越它，您是否会感到沮丧、失落？

余华：反正在中国，我想再写出一部比《活着》更受欢迎的小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我早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所以只要写出我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就行。超越自我，不一定是指小说受欢迎的程度。有时候作家最喜欢的书未必是他最受欢迎的。比如巴金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并不是《家》，而是《寒夜》，但是《家》的销售量远远高于《寒夜》。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后面写的几部小说，自己都挺喜欢的。

不断工作，灵感才能源源不断地来

环球时报：有评论家认为，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过于悲惨，并不是真实中国的写照。您对此怎么看？

余华：《活着》的背景是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许三观卖血记》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请看着时代背景再说。那时，福贵不知道世界上会出现冰柜、电视、洗衣机。许三观可能知道，但是他家里没有。

环球时报：回到现在，您对当下中国社会最大的关切是什么？

余华：最大的关切有时跟当下的写作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许和以后的写作有关。我比较关切的社会问题，第一是那些P 2 P平台爆掉以后怎么办。第二是ME TOO运动。文学方面，我主要在读和我同时代的外国作家的作品。

环球时报：您曾在一本书中分析道，自己后来的作品没有之前那么血腥暴力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自我救赎。您小时候在“文革”期间看到了一些血腥画面，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您的早期创作，但后来您总是噩梦连连，再写血腥暴力，就得进精神病院了。除了这个原因，您对人性的理解是否真的有所改变？您如何看人性的黑暗与光明？

余华：文学作品中的光明也好，黑暗也好，并非是绝对的，它也是一种相互转换的过程。有的作家可能用一种光明的方式在写黑暗，有的作家在用黑暗的方式写光明。我觉得，不管你写的是光明还是黑暗，作家必须要有同情和怜悯之心。我们读到一些作家写社会的阴暗面，但你能感受到那个作家并不阴暗。假如你读到一些作品，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你感觉到作家心里是阴暗的话，这样的作品是我不喜欢的。

环球时报：无论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吗？

余华：命运确实很重要，命好跟命不好差距太大了。首先，一个人和他终身从事的工作相遇，这是一个命运的安排。我成为一个作家就是命运的安排，谢谢老天，谢谢命运，让我从事起码比做牙医更适合我的工作。同时，写作的时候又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当一个作家在最应该写一部什么作品的时候，写了这部作品，肯定会写得非常好。和马尔克斯同时代的拉美作家如科塔萨尔、略萨、富恩特斯相比，马尔克斯的伟大就在于他有了一部《百年孤独》。他本来并没有计划写《百年孤独》，准备开车和老婆孩子去旅行。车开到乡村公路上，突然，《百年孤独》第一段的语言出来了。他赶紧把车停下来，说我要回去写小说了。接下来的两年，马尔克斯完全沉浸在写作中，他经常和太太说，我哪是在写小说，我简直是在发明小说。他进入了一种上帝才能给予他的状态。命运已经很喜欢这四位作家了，但命运更喜欢马尔克斯。当然，灵感很神秘，跟灵魂一样神秘，灵感来到的时候，你得紧紧抓住它，写完以后才能放走。根据我的经验，不断工作灵感才能源源不断地来，坐那抽烟喝茶不会来的。

一定要读伟大的作品

环球时报：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处于怎样的水准？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力有限，是因为这些作品过于“土特产”，缺少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和心理共鸣。您认为是这样吗？

余华：现在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越来越受到关注，虽然跟日本文学的世界影响力比还是不够，但比过去还是好起来了。日本在20世纪初就已经融入世界了，中国文学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渐被翻译到西方世界的。我去年9月在意大利看到书店里有阿乙的书，今年7月去法国，在书店里又看到阿乙的书。这就意味着，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也逐渐受到西方关注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环球时报：国人越来越依赖从手机获取信息，阅读经典的人很少。这是否会导致人们眼光格局的短浅？关于阅读、写作，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余华：手机上的阅读肯定越来越多，书本阅读相对少一点。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每个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韩国有一个文化财团，专门推广阅读。我去年到韩国参加一个文学论坛，在几个城市都碰到他们，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推广阅读。中国更不用说了，很多书展、书香节都是在推广阅读。我儿子前段时间跟我说，觉得自己读书太少，他已经预感到过了30岁就不怎么会读书了。我说那你赶紧读吧。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读伟大的作品。要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伟大作家的作品。尽量把写作和阅读的时间分配好，宁愿牺牲一些写作的时间也要多阅读。另外，刚写作的作家，各种各样的写作风格都应该去尝试，不要急于认为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尝试很多风格后，你会集中多种不同的风格，然后转换成自己的风格。

环球时报：您和莫言是多年好友，在未被世人认可前，二位互相鼓励，您还亲自帮莫言给文学杂志投送纸质书稿。现在二位的关系如何？

余华：我和莫言是很好的朋友，当年在鲁迅文学院，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宿舍里住了两年。后来虽然都有微信，但联系少了，我跟苏童也没什么联系。即便见面没有过去多，但我们的友谊还是会一直保持下去。年轻时见面，我们都在一起谈文学。现在年纪大了，见面的时候都在谈往事了，说一些朋友的近况，现在基本是这样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