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白酒十年www.js178.com】魏德明档案的分布及徐道年书信的发现

这封信是该馆“庇护权”内“Nachlass Hellmut Wilhelm”的一部分，藏品编号0121，文件编号EB 97/284。《庇护文件》的全称是《德国庇护记录(1933-1945年)》(Deutsches exil archiv 1933-1945年)。德国国道开始了这个项目，为历史研究者，特别是对德国知识分子迁移史感兴趣的学者提供资料便利。熟悉德国史的人都知道，大规模流亡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希特勒1933年4月7日(在兴登堡元帅被任命为总理两个月后)颁布的所谓《职业公务员队伍重建法》(Geset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R)，从那以后，数量惊人。(威廉莎士比亚，维多利亚，读本)。1932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外交部，同年晚些时候被派往北京。他本人的“血统”是没问题的，但新婚妻子玛丽亚伊尔希(Maria Illch)是犹太人——，夫妻不久成为了流亡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大部分流亡者在战后没有返回德国，20世纪后期的全球科学和学术发展格局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例如，笔者的导师罗梅军教授认为，魏德明移居美国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将二战前德国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学科概念带到了战后的美国。(威廉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战争)戴德华(George . Taylor，1905-2000)德国知识分子迁移史和现代学术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是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主要原因。德国国道招募和扩大《流亡记录》的主要方法是直接与流亡学者本人或其后续人联系，请求他们捐赠手稿、信件、照片等。因此，法兰克福分馆藏品是所有已经公布和未公布的资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美国电视剧》，读本)后来，国图在莱比锡设立了“流亡文献馆”，专门收集相关二手文献。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庇护文件”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贷款政策。文件必须预约，只能官列，还没有建立公开的在线搜索系统。如果文件主人还在世界上，文件阅览申请人必须得到那个书面许可。

1939年左右在北京的外国人、中德学会会员和工作人员照片。从左边开始：方志刚、普奥康、埃里希沃尔特斯、亨利威治、未知、杨宗翰、科利夫(Francis Cleaves)

威礼县(R ichard W ilhelm，1873-1930)20世纪20年代肖像(资料来源：德国联邦档案馆(Bundesarchiv Bild 146-2006-002年)

魏德明刘璋写给徐氏和德裔妻子徐碧君(Barbara B.E.J.Schuchardt，1913-2006)的德语信共有18封。我们可以在1928年10月，徐某转到柏林大学的第一学期到1930年4月，结束父亲的葬礼，放弃律师事业，决心继承副业的“学生时代”的标签贴在第十三章上。(威廉莎士比亚，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学生时代，学生时代，学生时代，学生时代，学生时代，学生时代，学生时代，学生时代)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两人有必要朝夕相处，失去通信。因此，最后五封标签应该是“前后”。他们全部从上海寄往北京，从1946年3月持续到1947年12月末。两者之间有十多年的空白期。说起来，这封信的不完全性和不一致性似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1932年，徐某和魏德明从柏林回到中国后，从两地分离出来，前者先在南京呆了几年，1938年夏天被派到罗马，被任命为意大利驻国民政府大使馆的代理人，1941年回国后住在重庆高乐山，办公室设立。后者于1933年至1937年担任北京大学德语系讲师(1935年前也是中德学会负责人)，沦陷时期留在北京从事汉学研究，北京大学复校后被聘为德语系教授，1948年被邀请为华大教授。徐某曾多次辗转通信，但

地址数次变易，但卫德明的住址却相对固定——1939年前他与玛莉亚住在东城的遂安伯胡同，之后则与母亲和二哥曼弗雷德（Manfred Wilhelm，1902—1985）等一大家子同住在鼓楼附近的一处四合院里——收信并非难事。考虑到两家人之间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徐、卫夫妇和曼弗雷德都是“柏林朋友圈”的核心成员，笔者将在另文对信件内容进行释读），徐氏与卫德明天各一方，却故意不通音信，完全不符合常理。事实上，徐氏在战后所写的信件揭示，只有在抗战的最后四年里，由于沙坪坝通信条件恶劣，加上他囿于公务，才一度与卫德明失去联系。但是，除去1941—1945年，其他年份的通信却也并未出现在“流亡档案”里。它们到哪里去了？

可以肯定地说，法兰克福“流亡档案”并未获得卫德明的全部遗藏。卫德明作为北美汉学界的祖师级人物，桃李满天下，但从他在西雅图逝世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三十年，却仍未有一部书信集或专传问世，原因之一就是其档案的去向比较分散，搜集整理的工作量和难度较大。卫德明在华大担任了23年的汉学教授，1971年因眼疾退休后又在西雅图从事了近二十年的研究和著述，所以笔者一开始猜想，他的大部分遗藏应该都留在了彼处。西雅图是二战前后德裔知识分子的重要流亡目的地之一，华大图书馆 的 特 藏 部 （Special Collections）占有的相关文献数量巨大。谁料，在华大校图编制的近七百页《个人档案及手稿收藏目录》（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Manuscripts Collection and to the Personal Papers in the University Archives）里，笔者却未能查到卫德明的名字。详询了特藏部的工作人员之后，得到的回复为：在所有的目录和数据库里，都没有以“卫德明”为名的文件夹；在华大亨利·杰克森国际研究学院（Henry M.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俄国与远东研究所是它的前身）的档案里，可能会有卫德明的材料，但未经过系统的整理（minimally processed），调阅起来会很麻烦。馆员所说的这批1923—2004年的学院档案共有68大箱，内容极为庞杂，包括该系师生的名册、讲义、通信、手稿、项目申请书、年度工作报告、新闻报道等等。根据其发来的一份非常粗略的目录，笔者判定，编号为83-036和88-089的两批卷宗（共计31箱）中一定有卫德明的书信和其他重要材料。有两则间接的证据：（1）1950年代，有“植物猎人”之称的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922年起在中国西南、印度东北部、泰国和缅甸等地度过了长达30余年的探险考察岁月）受托为华大远东与俄国研究系购买文献，经常需要就版本、书价、运输等细节问题与专业人士对接、商讨，因此与该系的多名学者都保持着直接通信。这批保存在华大的洛克来信于2007年被整理出版，其中6封的收信人是卫德明，通信时间为1951年3月至10月。（2）1990年卫德明去世后，悼念文章层出不穷，仅仅在1992年的《远东杂志》（Oriens Extremus，1954年由傅吾康创刊于汉堡大学）第35卷上，就集中刊登了6篇由他在华大的同事和学生们撰写的追思之作。巧合的是，“辈分”最高的三名作者——戴德华、屈莱果（Donald W.Treadgold，1922—1994）和 牟 复 礼（F.W.Mote，1922—2005）——与卫德 明的初次会面都发生在民国北京城内。从他们的文字中，可以提炼出两则与本文有关的信息：第一，居留北京的16年时光在卫德明一生的事业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第二，卫德明为华大远东与俄国研究所的创办和早期发展付出了许多心血，有关档案清晰地记录了他的贡献。这两则例子说明，华大的卫德明档案没有被单独整理过，而是与同系其他学者的材料堆在一起。此外，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Gest）东亚图书馆内的“卫德 明 藏 书”（The Wilhelm Colletion）也值得我们的注意。顾德曼（Howard L.Goodman）在1987年专门撰文讲述了这批书籍的来龙去脉。据其称，1948年卫德明离开北京，打算经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时，得知国民政府下有禁令，包括书籍、文件在内的许多物品都不得以托运的方式离开中国，但邮寄方式所受的限制要少得多。因此，他选择在上船前为大概1500箱书籍办理邮寄手续，好在它们随后都顺利抵达了西雅图。这些书构成了华大东亚图书馆的基础。1982年，卫德明又将2258种图书和报刊捐献给了葛思德东亚图书馆。这批文献的内容较为庞杂，以卫德明驻京时期收集的外文资料为主，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民国时期驻华的各类德国团体、协会与个人发行的刊物，如中德学会主办的 《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在 上海销量很大的 《中国服务》（China-Dienst）——该 刊 以 促进中德两国交流为目的，但也为纳粹党的政治宣传服务；汉学家、北大德文系教授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在其杨树岛出版社印刷的 文 学 刊 物 《帆 船》（Die Dschunke）；等等。综上，笔者认为，1932年至1941年间（以及1948年后）的徐道邻来信如果存在，最有可能还保存在华大的校档案馆。此外，“流亡档案”里并没有卫德明寄给徐氏的书信底稿。徐氏遵循了20世纪初期德国知识阶层的习惯，使用打字机写信，卫德明的回信应当也是打字件。有的学者在写信或复信前喜欢先在纸上打草稿，并将底稿与来信一起留存，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保存的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觕l-Holstein，1877—1937）档 案 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卫德明留有底稿，应该也保存在西雅图。若能找到，将令这批信件变得更具史料价值。

柏林自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卫德明《中国历史述要》（北京，1942）。北京沦陷以后，卫德明虽未随北大内迁，但也主动断绝了与有纳粹背景的德国人社群的联系。1941年冬天，他受邀在威廉·哈斯（W ilhelm Haas，原魏玛德国外交官，因妻子是犹太人，在纳粹上台后被解职，滞留北京）家里为一群“同样不受德国政府欢迎的人”讲中国历史，本书即为讲义，有杨宗翰的题词，右图是卫德明赠书给别人时写的寄语。出版者为亨利·魏智。

这批信件入藏“流亡档案”的时间不详。最早将其公布于世的是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教授。在1986至2007年间，魏氏长期担任德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编目部负责人，同时也先后在汉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等地兼任教职。他一直对离散至世界各地的德裔学者（特别是汉学家和日本学家）群体非常感兴趣，在对德国国图保存的各类档案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至少一百多部书信集、日记、回忆录、访谈记录、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传记性材料，其中比较知名的人物有郭实腊（Karl Gützlaff，1803—1851）、卫礼贤、洪涛生、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1979）、艾 伯 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雷 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 伊 利 亚 斯 贝 格（Alexander Eliasberg，1878—1924）、尼古拉·鲍培（Nikolaus Poppe，1897—1991）等 等——遗憾的是，卫德明并不在内。

2015年笔者动笔写作博士论文之初，至法兰克福查阅卫德明档案，无意间见到了这批书信；谁知只翻阅了前几封就到了闭馆时间，次日一早又匆匆登机返程，此后一直心念念之。去年在柏林国图发现，魏氏已经将这些书信刊登在了2005年的《东亚博物学与民俗学协会通讯》上[Hartmut Walravens，“HsüDau-lin(1906—1973)im Briefwechsel mit Hellmut Wilhelm”，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觟lkerkunde Ostasiens E.V.,Jg.2005,Heft 177—178,S.151—174]。该文在照录原信的同时，还加了一些简短的脚注，大多是对人名的解释。在笔者看来，魏氏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就信中涉及的一些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询问了马 维 立 先 生（Wilhelm Matzat，1930—2016），并得到了后者的回复。众所周知，马维立可能是对出生在青岛的德侨群体最为了解的人之一，他不仅与卫礼贤的后人相熟，而且阅读过曼弗雷德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因此最有发言权。不得不说的是，由于马维立先生提供的信息并非完全准确，导致魏氏的注释中也出现了几处错误，笔者一一进行了纠正和说明。限于篇幅，关于这批信件的具体情况，笔者将单独撰文予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