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人用政治、军事、科学征服了世界,历史进入了殖民时代。在殖民氛围中,欧洲人陶醉于民族和种族的优越性,鄙视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及其文化和宗教。可想而知,在这个时代,西方不可能像他们一直标榜的那样,对东方各民族的文化做出理性的评价。正是在这一时期,西藏和中国的中原地区被许多欧洲学者和殖民官员视为东方主义的典型。

今天的西方人大概无法相信,他们的前辈曾经用如此鄙夷、苛刻的语言、非理性的风格来看待、描述和描述西藏和西藏文明。每一个有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的人,都应该为前人对西藏文明的不公平、不理智的态度感到羞耻。

在殖民扩张的帮助下,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西藏和藏语文化地区,但很少有人对这一时期的西藏宗教进行客观的了解和研究。殖民者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使他们对宗教对话完全失去了兴趣。在他们眼里,藏族宗教真的不能称之为宗教。

海外收藏的19世纪藏传佛教绘画:地狱之王

引用加拿大女祭司里金哈特的话,可以看作是那一代传教士对西藏文化评价的典型。(注:1895年至1899年在西藏旅行时失去儿子和丈夫的加拿大女医生和传教士SusieRijnhart的游记中有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比一些西方人认为喇嘛是具有非凡身体和精神天赋的高级生物更远离事实的了。相反,他们只是在知识上和孩子相似,被出现在人生顶端的情绪所支配。四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藏族人中间,却从未遇到过一个喇嘛。我们可以和他谈谈一些关于自然的基本事实。绝大多数喇嘛和所有其他从未接触过基督教教育的启蒙和启发性影响的牧师一样无知、迷信、精神不发达。他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但他们如此无知,以至于对这种黑暗一无所知。在过去的十个世纪里,佛教把他们带到了道德和精神停滞的现状。很难相信,除了基督的福音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给他们生命和真正的进步。”同时,欧洲的大学和研究所的佛教研究者也把藏传佛教看作是佛教的变种和堕落,认为它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所谓的喇嘛教。

在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佛教非常流行。佛陀被认为是印度雅利安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教学方法是一种纯粹的哲学和心理学体系,以理性和审慎为基础,反对礼仪、迷信和圣职。佛教没有等级之分,向世人展示了没有传统宗教的象征,个人如何过上道德生活。伟大的英国东方主义者在佛教中看到了理性和人性。当然,这种佛教在今天的印度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汉地和西藏也没有。它已经死了。如果今天还存在,那就是在大英帝国,被帝国最好的东方主义者控制。

正如菲利帕蒙德所指出的,“到1860年,佛教已经不存在于东方,而是存在于西方的东方图书馆和研究所,存在于它的文本和手稿中,存在于解释这些文献的西方学者的书桌上。佛教已经成为一个文本对象,由它自己的文本性来定义、分类和解释。”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欧洲佛教学者选择了他们认为最接近佛陀本意的梵文和巴利文佛经作为研究对象,创造了自己版本的“古典佛教”。这些学者大多一辈子没去过亚洲,因为完全没必要,他们的图书馆里都有佛教。

喇嘛

对他们来说,这些经典佛经宣扬的印度古典佛教已经消亡,再也无法与欧洲知识抗衡。亚洲现有的佛教,无论斯里兰卡、中国还是日本,都是野狐禅,是变种。他们对佛教的解释是不可靠的,他们的信徒没有知识,不足以承担传承佛教真谛的重任。然而,这一重要任务落在欧洲佛教学者的肩上,他们是这一古典传统的真正合法的继承者。

欧洲佛教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对佛教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这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反教皇运动密切相关。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原始佛教”,是他们自己创造和控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存在过,被拿来和东方新教相比较,那么赞美和赞美这个莫须有的“原始佛教”,其实就是在赞美新教本身。同样,为了使他们对罗马天主教的攻击更加强大,他们必须从东方为其找到一个陪衬,于是大乘佛教,尤其是其最可怕的变种——属于密宗体系的藏传佛教,被发现是一种典型的堕落和非理性宗教的命运。藏传佛教,以其狡猾、愚昧的祭司和无生命的祭司制度,被正确地谴责为佛教最堕落的形式。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殖民主义氛围中,藏传佛教有一个侮辱性,至少是贬义的名字——喇嘛教。

几千年来,几代藏族人只知道自己的宗教叫佛教。直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触外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宗教还有一个名字叫喇嘛教。正如被激怒的藏民经常问的,佛教在中国中原叫汉传佛教,在日本叫日传佛教。为什么佛教在西藏不叫藏传佛教或者藏传佛教?为什么汉、日甚至泰国的佛教不叫僧教,西藏的佛教一定要叫喇嘛教?

藏传佛教和喇嘛教有不同的含义。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或泰传佛教一样,都是指佛教的一个地方版本,属于世界宗教之一,而喇嘛教这个名字也带有其他附加的内涵和联想,带有一种褒贬。喇嘛教虽然历史悠久,但却是19世纪殖民主义的产物。在此之前,人们使用喇嘛教的称谓是有一定偶然性的,但那些19世纪的佛教专家们是有意识地使用这个称谓的,因为在他们眼里,西藏宗教是一个极其怪诞的、缺乏任何原始佛教精神的非自然传承体系的大杂烩,是西藏特有的变体。认为自己是原始佛教合法后裔的西方佛教徒,甚至不承认藏传佛教是佛教家族的后裔。所以它不配称为佛教,但它最恰当的名字应该是喇嘛教。

1835年,欧洲杰出的蒙古学者艾萨克森·雅各布·施密特(IsaacJacobSchmidt,1779-1847-1848)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喇嘛教和名字的无意义》(ueberlamismusunddiebedungloigkeitdiesnamens)的文章。施密特尖锐地指出,喇嘛教这个名字纯粹是欧洲人发明的,因为他们假设佛教和所谓的喇嘛教有本质的区别。施密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向世界证明两者之间没有想象中的区别,并表明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佛教历史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可惜的是,与当时欧洲东方学术界的殖民主义合唱相比,施密特先生的呐喊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根据洛佩兹先生的研究,“喇嘛教”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欧洲语言中,1788年由德国博物学家彼得·蒙帕拉斯(PeterSimonPallas)出版,其中记录了他1769年在凯瑟琳女王的土地上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进行的旅行。在这本书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记录了卡尔梅克人的宗教状况,包括“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后来,“喇嘛教”这个名称被西方人断断续续地使用。

第一个自觉使用喇嘛教这个名称,侮辱藏传佛教的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L.AustineWaddell .沃德尔是1885年至1895年英国政府在锡金的殖民官员;1904年,他作为侵略军戎远征军的最高医疗官到达拉萨。在锡金任职期间,出版了《藏传佛教或喇嘛教》一书。沃德尔利用其殖民官员的所有优势,在大吉岭购买了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及其所有收藏品,并付钱让人展示所有宗教仪式并解释其象征意义。这样,沃德尔积累了丰富的藏传佛教知识。为了控制和利用藏族人,在他们中间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故意欺骗他们说自己是阿弥陀佛转世,是来自西方的无量佛;面对他的欧洲听众,他明确告诉他们,他不是佛的转世,而是理性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从而在他们面前确立了他对藏传佛教的权威地位。

沃德尔著作《藏传佛教或喇嘛教:中国龙马》中的插图

尽管沃德尔充其量只是另一个有才华的门外汉,但他非常努力地与英国大学和研究所的教授和成年人保持着同样的语气,这些人自称是原始佛教最合法的后裔,并为当时猖獗的东方主义做出了贡献。在沃德尔看来,“喇嘛教崇拜包含许多根深蒂固的鬼神崇拜”,“喇嘛教中只有薄薄的不均匀的佛教象征主义光泽,背后有许多邪恶滋长的迷信。”沃德尔对诽谤藏传佛教没有任何疑虑。他认为藏传佛教的修行礼仪大部分只是可笑的哑剧,藏传佛教文献“大多是无聊的荒野堆砌的文字,是过时的垃圾。但是喇嘛们自欺欺人地认为,所有的知识都藏在他们发霉的经典里,除了这些经典,没有什么值得他们认真关注的。

在沃德尔解释了藏传佛教的“权威”之后,藏传佛教在被谴责为原始佛教最腐败的后裔的过程中达到了最低点。它被视为西方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复杂博弈中的双重他者:随着梵文和巴利文文献翻译的发现,佛教作为在东方智慧中看到欧洲精神解放的浪漫东方主义他者,被西方创造和控制。这个他者代表理性的所谓原始佛教。藏传佛教被归为这种原始佛教的另一种,它不是理性宗教的产物,而是印度传统的变体,即大乘佛教或金刚乘佛教。藏传佛教是堕落佛教,最贴切的称呼是喇嘛教。对于那些殖民者来说,喇嘛教的存在价值只在于它对原始佛教不可或缺的衬托。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表现出色的高低关系游戏。等级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成员,为了地位和威望,想要消灭从属成员。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的身高是别人自卑表现出来的。沃德尔想把藏传佛教排除在佛教圈之外,并将其描述为喇嘛教,一种他所控制的原始佛教的变体。但他不能把藏传佛教排除在佛教大家庭之外,因为正是藏传佛教的存在,才使得他的原始佛教原始。总之,沃德尔通过贬低藏传佛教和他对喇嘛教的描述,在西藏确立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是英国殖民统治西藏的必要前提。

本文摘自沈伟荣《跨文化视角下的想象西藏:僧侣、活佛、喇嘛和恐怖分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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