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谈杂交水稻成功 “他们没有像我们那样饥饿过”

5月22日13点07分，“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1岁。

袁隆平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直到今年年初，他还坚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工作。

为纪念袁隆平院士，纪事君推送一篇旧文，与您分享袁隆平当初研究杂交水稻的曲折历程。

共和国诞生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预言：同历届中国政府一样，共产党政权也将因无力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

70年过去，艾奇逊的预言没有实现。梦魇一样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饥馑问题，在新中国得到了最终解决。

中国不但成功地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为全人类解决粮食问题带来了福音。近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有20%以上来自中国。这其中，最大的贡献来自被称为“东方魔稻”的杂交水稻。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所创造的这份科技成果，被视为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从1976年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推广至今，中国累计种植60多亿亩，增产稻谷6亿多吨，全世界播种面积共计1.5亿公顷，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供养7000万人口。

1966年，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偏居湘西一隅的安江农校，原本静谧得有些与世隔绝，这时，却像全国一样陷入了躁动和喧哗。

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贴满校园，各种各样的“檄文”、“宣言书”、“战斗口号”在校园里不断回响，一个又一个的“革命组织”粉墨登场。

“文革”洪流袭来时，安江农校遗传育种教研组教师袁隆平就是一个“预备黑帮”，几乎注定了被批斗的命运。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做一名中专教师。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授课。

还在大学时，袁隆平就被同学定性为“爱好自由，特长散漫”。当上了老师，他一如既往的“自由散漫”，对任何政治活动都不热心，只对实验田中的各种作物感兴趣，早就被划为“中右”。他的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又添了一条“黑五类”出身。

而袁隆平正在悄悄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成了一条罪状。这项研究依据的是西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在当时被攻击为“资产阶级异端邪说”。

运动一开始，袁隆平就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

一天中午，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通知袁隆平去谈话。袁隆平琢磨该对自己“宣判”了，惴惴不安地走进了工作组负责人办公室。

没想到，这位负责人客客气气，让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随后鼓励他“抓革命促生产”，把研究和实验搞好。同时，还把安江农校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分给了他。

出乎意料的峰回路转让袁隆平摸不着头脑。直到第二年，“文革”风云变幻，那位负责人被赶下了台，谜底才被揭开。

原来，工作组确实准备揪斗袁隆平来着，牛棚里的床位都给他准备好了。但在查阅袁隆平档案准备批斗材料时，意外发现了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公函。这封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看着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安江农校“文革”工作组不敢自专，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孙旭涛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看完公函，他明确答复：“袁隆平当然是保护对象！”

可惜的是，这位拍板保护了袁隆平的领导却没能在“文革”中保护自己，两年后因不堪迫害而自杀。

而那封神秘的“北京公函”，却给“预备黑帮”袁隆平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让他避过了“文革”的疾风骤雨。

这封公函缘自袁隆平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上的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水稻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并且指明了这一特性的巨大利用价值和通过杂交培育高产水稻的设想。

论文甫一发表，就被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发现，意识到袁隆平所进行研究的重大意义。他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汇报了此事。这才有了国家科委下发的公函。

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科学通报》1966年2月第17卷第4期上。这期之后，《科学通报》因“文革”被迫停刊。袁隆平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

《科学通报》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后来被视作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端。而这篇论文实际上是袁隆平4年的研究成果。

当时的袁隆平还只是一位中专教师，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源自一次意外的发现。

1962年，袁隆平申请了安江农校门口西侧的一块早稻试验田，每天课后都要去遛上一圈，观察那些他亲手栽下、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禾苗。

这是一片越长越让他懊恼的禾苗。

上一年7月，早稻抽穗的时节，袁隆平在这块实验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植株高大，穗大粒多，一蔸稻秧分出10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照这样的长法，一亩水稻的产量能超过600公斤，超过普通品种的一倍多。袁隆平如获至宝地把这些成熟的谷子一粒粒收好，冀望着这些金灿灿的谷子能够繁殖、培育出同样出色的水稻。

1961年春天，他把这些种子发育出的秧苗插进试验田，满以为播下的是龙种，没想到收获的却是跳蚤。

秧苗长高了，但参差不齐，高的高，矮的矮，接着抽穗、扬花、灌浆了，但成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上一代的优势荡然无存。为什么会这样？

袁隆平开始对实验田中的水稻仔细调查、统计。总计1000多株稻秧，看上去参差不齐，其实根据不同性状归纳起来只有两类，一类的数量有700多株，另一类有200多株，比例恰好三比一。

这个统计过程，几乎就是孟德尔“分离法则”的精确演示。根据这一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仍会和上一代一样，只有杂种水稻的第二代才会有这样比例的分化。

统计数据证实了袁隆平猜测：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水稻的天然杂交在自然界中概率极低，那株天然杂交稻能够被袁隆平发现非常偶然。但在当时，也只有被袁隆平发现，才能认出它杂交稻的身份。只能说，机遇垂青了有准备的头脑。

那时的中国，奉前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学说为“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理论”，而且像李森科一样，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为“资产阶级异端邪说”。

当时只是一名中专教师的袁隆平，也曾对李森科学说深信不疑，不但按照教学大纲向学生传授这样的理论，而且还虔诚地按照这一学说“无性杂交育种”的理论进行了自己的研究。他给红薯嫁接上月光花——一种当地随处可见的野花，期望能培育出用月光花籽繁殖的红薯；他给马铃薯嫁接上西红柿，期望能培育出地下长马铃薯、地上结西红柿的新物种……

1958年，袁隆平的实验田里，“月光花红薯”不但开花结籽，而且地下还长出了一蔸重达27斤的“红薯王”。这个“成果”搬进了全国“跃进”成果展览，袁隆平还受邀参加了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现场会。

但这种成功只是园艺嫁接的成功，培育新物种的目标要到第二年“月光花红薯”的种子播下去之后才能验证。

真理和谬误，往往只差一步。

第二年，“月光花红薯”的种子只长出了月光花。“无性杂交”的制种试验以失败告终。

从那时起，袁隆平就不再相信李森科学说，他转而研究起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研究自然不能“见光”。袁隆平重新翻开了大学时购买的一本英文原版的《遗传学研究》。他还用《人民日报》给这本书包了书皮，私下里偷偷阅读。

一些外文杂志偶尔会透露些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也给袁隆平开了一扇小窗。一次，袁隆平出差到长沙，在书店的一本英文杂志上看到了国外学者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DNA。他立即把这本杂志买了下来。

1962年，袁隆平在《参考消息》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DNA发现者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袁隆平说：“幸亏我猛醒得早，西方的生物学研究已经到分子水平了，我们还抓着李森科学说不放的话，没有前途！”

袁隆平在观察杂交水稻。

袁隆平发现天然杂交稻，对李森科学说是“离经叛道”；而他随后展开的杂交水稻研究，对经典遗传学也是挑战。当时的遗传育种有一个定论：自花授粉的水稻“自交无退化，杂交无优势”。

袁隆平并非第一个认识到水稻杂交优势的研究者。早在1926年，美国农学家琼斯就提出了这一观点。美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育种专家，都在水稻杂交方面做过研究，却无一取得成功。杂交水稻研究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从头开始。

想让水稻这种自花授粉植物进行杂交，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但这种方法没有实际利用价值。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几十、上百粒种子结成一穗，几穗乃至十几穗合成一株……人工去雄的工作量是无限大的。

另一条路，就是“三系”配套。这是一套复杂繁琐的育种工程，即便是现在，袁隆平的学生、助手尹华奇在向记者这个外行解释“三系”配套时还面露难色：“我是学育种的，第一次听袁老师讲‘三系’配套都没明白。给你打几个比方吧，能把大致原理讲明白就行。

“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好比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想让它出现杂交，就要找到天生的‘寡妇’，这就是不育系。水稻每年都要种，不断地需要不育系，所以，要让‘寡妇’只能生‘女儿’，这就要给她找一个特定的‘丈夫’，就是保持系。

“到‘女儿’这一辈，就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再和保持系杂交，仍旧只生‘女儿’，继续做不育系。另一部分则要找到特定的‘丈夫’，也就是恢复系，他们的后代要恢复成天生的夫妻成双，也就是杂交水稻的种子。这样‘三系’配套完成，才能循环往复地制造出杂交水稻的种子。”

走通这条路的先决条件，就是找到天生的“水稻寡妇”。

天然的水稻雄性不育株什么样？袁隆平没有见过，中外资料上也未见报道。没有任何捷径可循，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寻找。那份大海捞针的辛劳，如今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体会。

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江地区水稻扬花的时节，也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节。这时，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和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总能看到袁隆平的身体躬成90度以上，脸贴着层层叠叠稻浪，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寻找着那万里未必出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终于在寻找到第6400穗稻穗时，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跟在他身边为他做助手的夫人邓哲，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随后的一年，在14000个稻穗中，袁隆平又找到了5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

1965年年底，袁隆平对获得的材料和实验数据进行了梳理，完成了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奠定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理论基础。

“文革”刚一开始，各种大字报上，袁隆平屡屡被点名批判：“不准贩卖资产阶级反动学说”“打倒白专分子”……

针对袁隆平的“革命”很快由笔头发展到了实际行动。一天，宣传栏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学说的盆盆钵钵！”

袁隆平心里“咯噔”一下。他对波诡云谲的“文化大革命”并不上心，心思全在那些“盆盆钵钵”上。

在安江农校试验园的一个水池边，摆放着袁隆平的60个瓦盆。从1964年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他就在这些瓦盆里开展着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实验。

袁隆平跑到实验园，眼前的情景让他欲哭无泪：栽种着杂交稻秧苗的瓦盆已经全部被砸碎，试验秧苗也被砸了个稀烂，丢得满地皆是。

几年的研究成果就此付之东流。袁隆平痛心不已却徒呼奈何。可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两个学生悄悄地来到了袁隆平的家，带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有三盆实验苗被他们事先藏到了学校果园的一条臭水沟里，躲过了这一劫。

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尹华奇，一个是李必湖。两个人平时就常和袁老师一起侍弄那些盆盆钵钵，深知这项研究的意义。

听到造反派要砸烂这些盆盆钵钵的风声，两人提前行动，前一天晚上就偷偷进了实验园。想要保住所有的实验苗是不可能的，造反派一旦发现这些盆盆钵钵不见了，更会下力气寻找，一旦被发现就是灭顶之灾。两个人很有“策略”地只偷出了三盆，而且根据袁老师平时对这项研究的介绍，他们把水稻雄性不育三种类型的实验苗各选了一盆。

随后，国家科委的公函被发现，袁隆平幸运地躲过一劫，而且“因祸得福”。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能得到600元的科研经费。

尹华奇、李必湖两人是“社来社去”的学生，这一年面临毕业。所谓“社来社去”，是安江农校曾经特招的农民学员，他们毕业时要“哪个公社来，回哪个公社去”。而袁隆平看中了这两个在关键时刻保住水稻雄性不育株“血脉”的弟子，留他们做了自己的助手。

一切似乎变得“顺风顺水”了。到1968年，那三盆在臭水沟中躲过一劫的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几次繁育，已经发展到可以插满两分试验田了。但就在这时，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却遭到了更为严重的一次打击。

5月19日一早，袁隆平师生三人像往常一样去实验田里观察禾苗长势。然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被践踏得狼藉满地的烂泥塘。昨天傍晚还好端端的实验田，一夜之间，禾苗被拔得精光，不知去向。

李必湖形容当时的心情，就像“五雷轰顶”。这个明显的人为破坏几乎断送了全部的研究成果。他们翻遍了实验田，才找到了5株被掩埋在烂泥中的残存禾苗。

这次秧苗被毁后来被称作“5·18事件”，是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遭受的最大打击。然而这次事件是何人所为？出于什么目的？至今仍是悬案。

“5·18事件”疑案未破，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又遭遇到被中断的危险。

6月份，袁隆平接到安江农校委派的新任务，去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座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劳动锻炼。随后，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小组的科研经费被取消，尹华奇和李必湖的微薄工资被停发，实验实际上被中止了。

尹华奇给记者回忆说，那时候他们两个人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调走了袁老师，他们搞不成研究；停发了工资，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又委屈又气愤，让这两个人做出了大胆的决定——给国家科委、湖南省科委、农业厅发电报、写信，越级告状。

“我们两个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又年轻气盛，再加上被逼得没办法，什么顾忌也不讲了。”尹华奇说。

不久，国家科委和湖南省科委、农业厅联合派人赶到了安江农校，找尹华奇、李必湖了解情况。

尹华奇说：“当时我们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了，怎么招待上级的领导？我们俩凑了一块钱，买了几个西瓜，可西瓜不能当饭啊。李必湖就一挽袖子，跟我说‘抓田鸡去’。”

好在两个人都是农村长大的，不多时就在田里抓了几十只青蛙，凑了一盘菜。守着一盘炒田鸡，尹华奇和李必湖把满腹的委屈向有关领导说了一夜。

一个多月后，袁隆平被从煤矿调回，带着两个学生借调到湖南省农科院。水稻雄性不育科研课题从安江农校收上来，交给湖南省农科院主管。同时从有关单位抽调业务骨干，充实到科研协作组，以求加快科研进度。

近乎绝境时，杂交水稻研究柳暗花明。

遭遇两次毁苗、毁秧的打击之后，数年的杂交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袁隆平急切地需要加快研究速度，抢回时间。

1968年的冬季，袁隆平一行三人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水稻的生长期是100天左右。在湖南，一年只能种一到两季。到了海南岛，则可以在冬天多繁殖出一代稻子。

海南岛南部地区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热量丰富，是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和加代繁殖、引种繁殖的天然基地。最早发现这块宝地的是四川省农科院，1962年他们首次在海南岛崖城良种场冬繁玉米获得成功，引起了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兴趣和国家的重视。

国家南繁育种基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林永平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用镰刀锄头在海南岛开展南繁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很多都成为了现在各领域的泰斗级专家。袁隆平自不必说，还有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启发，中国‘转基因抗虫棉’创始人、棉花育种专家郭三堆，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西瓜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数不过来！”

而南繁培育出的优良品种更是不胜枚举。几乎我们现在吃到的所有粮食、蔬菜、水果，都经过了在海南南繁选育。

南繁是艰辛的。那时海南岛还隶属于广东省，三亚这个今天的旅游胜地也不叫三亚，它还只是中国最南端的一个小县，叫崖县，远没有今日之繁华，甚至在当时，也算得上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袁隆平这些北来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多数都没有固定的基地，只是租用当地生产队或是农场的土地。更别提他们自己的住所了。

李必湖回忆，如果是在农场就比较幸运，可以借宿会议室或是仓库打地铺，如果在生产队，他们的住宿就惨了，往往要住在窝棚之中，自己砍几片巨大的棕榈叶子就当床了。

三亚的一年四季都是酷夏，“头上烈日晒，地上湿气蒸。”李必湖说，“在太阳底下站上三分钟，准能把人烤出一身大汗。正午时分，一天最热的时候，恰好是农作物扬花授粉的最佳时期。那时候的南繁队员都有被热晕的经历。”

不过，在他和尹华奇的回忆中，南繁更是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

在水稻生长的100多天里，除了播种、授粉和收获，多数的日子是不算繁忙的，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袁隆平就会恢复他“孩子王”的本色，带着自己的助手下海游泳，上树摘椰子，下象棋，打扑克。有时，还会邀上相近的其他南繁小组来场比赛。“袁老师的游泳和象棋，那是打遍崖县无敌手。”李必湖笑着说。

更为难得的是，天涯海角之地的崖县，给了他们一个远离世事的世外桃源。

席卷全国的“文革”中，崖县也并非净土一块。尹华奇说，他们第一次找到的是个农场。刚刚住下，正赶上两派“武斗”，“乖乖，连机关枪都用上了，吓得我们连夜转移。”

但“文革”中当地的各派力量，都对这些候鸟一样的外来户没有要求。他们当真成了自由自在的“逍遥派”，可以专心致志地搞他们的南繁。

除了适宜的气候和自由的空间，海南岛丰富的天然基因库也给各种作物的南繁提供了独特条件。大自然就给杂交水稻准备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

这份礼物，就是“野败”。

由于“野败”的发现，杂交水稻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后来很多人听音辨字，把“野败”传成了“野稗”。在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报道此事的报纸都接到过读者的来电来信，反映“野败”是个错别字，这其实是个误读。

李必湖给记者解释说：“‘野稗’是一种稻田中常有的杂草，而我们的‘野败’是一种野生稻，全称叫野生雄性败育稻。”

“野败”的发现者就是李必湖。机遇再一次眷顾了有准备的头脑。

谈到发现“野败”的功绩，袁隆平对记者说：“有人讲李必湖发现‘野败’是靠运气，这话不对。一是李必湖是有心人，当时就是在找野生稻。二是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比较长的就是我们三个，这个宝贝只要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认出。别的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识宝。”

李必湖则告诉记者，他当时不但是在找野生稻，而且找的就是野生的雄性不育稻，这也是根据袁老师的安排。

在“野败”之前，袁隆平师生三人已经进行了6年的水稻雄性不育性研究。6年来，他们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次的测定和回交实验。实验最好的结果是后代产生了70%的雄性不育株率，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使后代保持100%不育株率的理想组合。

几年来的实验都在栽培水稻的圈子里进行，从地理环境到生物学特性，亲缘关系比较近，袁隆平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实验没有突破的症结。“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要尽可能地进行远缘杂交。”利用野生雄性不育株就是他的设想之一。

1969年，他们把产自云南的野生稻种子带回湖南种植，但因为气候和地理条件的变化，这些野生稻没有开花，实验自然无法进行。

1970年9月，师生三人再一次来到海南岛南红农场进行南繁，李必湖就常向人打听当地是否有野生稻。结果却无人知晓。

其实，海南岛一带的野生稻资源十分丰富，但当地人视其为杂草，土名“假禾”。李必湖的湘西口音和当地的粤语交流，本来就像“鸡同鸭讲”，更何况野生稻和假禾这两个不搭界的称呼。

直到有一天，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来到他们的驻地闲聊。李必湖又打听起野生稻来。没想到冯克珊听了连连说：“野生稻嘛，我们这里有的，好找好找。”

1970年11月23日的上午，冯克珊赶着牛车，把李必湖载到南红农场中间的一块沼泽地。丛生的杂草之中，成片的野生稻正在扬花吐蕊。

只用了20分钟，李必湖就在野生稻中发现了三个不育稻穗。它们花药细瘦，色泽浅黄，雄蕊不开裂散粉。这是典型的败育型雄性不育。

三个稻穗同属一株。李必湖小心翼翼地把这株野生稻连根带泥挖了出来，用衣服包着捧回试验田。

此时，袁隆平正在从北京返回海南的路上。多年研究始终没有突破，袁隆平心底也很焦急。南繁的秧苗插下后，他就带着多年得到的数据到北京向中国农科院的专家求教。

结果那一次北京之行，让袁隆平更生紧迫感。在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的一本外文杂志上，他看到了一条震惊不已的消息：日本研究者于1968年完成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但由于杂交一代的优势不明显，迟迟不能投入生产。

袁隆平带着焦虑的心情回到了南红农场，刚一进门，却得到了李必湖送上的大惊喜。他顾不上休息，直接赶到试验田去看望那株野生雄性不育稻。

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番，袁隆平忽然一拍李必湖的后背：“高级，高级啊！”

“高级”是指材料高级，袁隆平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雄性不育材料。“三系”配套中至关重要的不育系就要靠它打开突破口。

“野败”让袁隆平的“三系”配套一锤定音。

时至今日，杂交水稻的品种已经数不胜数，但每个品种的植株里，都蕴含着这株“野败”的基因。

还在“野败”发现前不久，1970年6月，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怀化地区送去参展的就是“杂交水稻雄性不育研究”。

这次展览，让项目负责人袁隆平心怀忐忑。研究已经进行了6年，除了《科学通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可以说还没有成果。数千次的杂交试验，结果都不理想，产生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待解谜团。他能有什么经验拿出去交流呢？

也正因于此，“水稻杂交无优势”的论断越来越被人们相信，对袁隆平的质疑不绝于耳。

没想到，那次会上，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把袁隆平请上主席台就座和发言，公开表示了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

会后，华国锋还专门找袁隆平谈话，鼓励他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另一方面，华国锋向湖南省有关部门吹风，要求他们对杂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决定组织杂交水稻的全国性协作攻关，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袁隆平的研究升级成为了国家行动。

这一年早春3月，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水稻育种专业人员齐聚海南南红农场。从第一株“野败”分蘖扦插得来的46株野生雄性不育稻，此时正在南红农场张开了它们病态的稻花，通过杂交，结出了第一代的“野败”种子。袁隆平将这200多粒种子无偿贡献出来，形成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大会战。

100多名科研工作者用分到手中的“野败”种子，与全国各地的上千个稻谷品种进行了上万个组合的回交转育。很快，捷报频传，“三系”中的不育系和保持系，在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分别通过不同品种育成。

1973年春，袁隆平又率先找到了一批优势明显的恢复系。这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上，袁隆平宣告了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基本成功。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杂交水稻“增草不增谷”的插曲。原来，袁隆平的助手罗孝和，在湖南省农科院的试验田里试种了四分地的杂交一代水稻。禾苗的长势非常旺盛，罗孝和得意地逢人就说，这会是一片超父本、超母本、超对照品种的“三超稻”。

结果到收获时一统计，稻谷的产量只有二三百斤，和普通水稻没什么分别，倒是稻草增产了近七成。

罗孝和被湖南省农科院军代表叫去狠批了一通，而且讽刺说：“杂交水稻搞来搞去，增产的原来是草。可惜人不是牛！”

袁隆平却从这里看出了更大的希望。稻草的增产恰恰证明了杂交水稻的优势，没有增产稻谷，只是恢复系的选择并不正确。他给军代表立下军令状：一年之内，拿出高产杂交水稻。

到此时，袁隆平已经建立起杂交水稻的全部技术规程，他有这个自信。

第二年春，袁隆平把他在海南育成的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播种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里。这个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肇始之地，又成了杂交水稻的强大增产优势的见证地。那一亩试验田产量高达628公斤，几乎超过了常规水稻的一倍。

在科技成果的推广史上，杂交水稻的推广速度和广度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1975年10月，在长沙召开了全国杂交水稻第四次科研协作会，杂交水稻的增产效果已经摆在眼前。湖南省农科院提出了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种植。

那时，湖南、广西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种植杂交水稻有4000多亩。但这样的面积已经让杂交稻种供应不上。要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必须有足够的杂交稻种作保证。

在“文革”尚未结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中央的重视和支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12月中旬，主管杂交水稻研究的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进京找农业部领导汇报。结果在农业部招待所住了三天，等到的回答都是“领导很忙，请等候”。

陈洪新心急如焚。见不到农业部领导，他干脆直接上报国务院。陈洪新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南下”干部，曾任郴州地委书记。“文革”中受冲击，降职到当时的农科院任用。凭着自己和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华国锋的战友、同事关系，陈洪新写了一封满满四页的汇报信，信封上写明“华国锋同志亲收”，寄了出去。

两天后，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打到了招待所陈洪新的房间：下午三点华副总理听汇报。当天下午，一辆小车把陈洪新接进了中南海。

听完汇报，华国锋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这一年冬，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发动人海战术大规模南繁制种，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3.3万亩。

第二年，杂交水稻绿遍神州。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一次飞跃。此时，据杂交水稻研究发端整整十年。

从1976年大面积推广至今，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60亿亩，累计增产6000亿公斤，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万人。

而时至今日，日本于1968年完成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也没有应用于生产。

同是杂交水稻“三系”配套，为什么日本没有搞成高产杂交水稻？袁隆平在向记者解释了地理、气候、品种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之后，看记者似懂非懂，他沉吟了一下说：“可能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过像我们那样饥饿过。”

袁隆平对饥饿的记忆，来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共同记忆。

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浮夸风”之后，全国各地争相放出的“高产卫星”被现实轻易戳破，那些数字中高产的粮食只是不能充饥的画饼。紧随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更把全国带入了难以承受的饥馑之中。

时隔50年，现在的袁隆平回忆当年时还说，那时候为了哄饱肚子，食堂都是做“双蒸饭”，米少水多，刚吃完饭就饿了。为了能多吃一点，饭里放上糠，但粗纤维反而让人消化得更快。那时的他，经常饿得睡不着觉、走不动路，一生酷爱的游泳，也因为饿得没有力气而中断了三年。

全永明是那时袁隆平任班主任的农学20班班长，他回忆，那时候自己好像就没有吃饱过，一天到晚都饿得心里慌慌的。一天，他到袁隆平的宿舍去请教问题，正赶上袁隆平和另外一位老师在“打牙祭”。

因为粮食供应不上，安江农校给部分学生放了长假，又给每位老师分了一小块田，自己打理以补粮食定量的不足。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袁隆平把自己田里还未长成的萝卜拔了，邀朋友“打牙祭”——清水煮萝卜。

全永明赶得巧，被请上了桌。结果请教的问题忘到了脑后，他一个人就吃掉了一脸盆的煮萝卜，吃得两位老师目瞪口呆：“这伢仔真是饿得狠了。”

这三年中，袁隆平曾经亲眼看到5具倒毙路边的饿殍。他说，那三年的饥饿让他明白了“民以食为天”，刺激他下决心研究高产粮食作物育种。

他的梦想通过杂交水稻实现了，饥饿不再是中华民族的威胁。

在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大厅里，有这样一幅壁画，金灿灿、沉甸甸的稻穗垂着头，围拢着禾下的一位老人。这幅画取材自袁隆平的一个梦。

“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人能在稻穗下乘凉……”关于水稻的梦，他一做就是40多年。今天说起，年届八旬的他依然激情满怀。

当记者称呼他“杂交水稻之父”时，袁隆平却说：“我只是个领头人，杂交水稻是全国科技工作者克服各种困难，共同搞成的。”

当记者像很多人一样赞其伟大时，袁隆平又笑着说：“我又没有尾巴，哪里‘尾大’。不过尾巴大了倒是好事，不会‘翘尾巴’，还是要踏踏实实到田里去。”

这位年届八旬的老者，时至今日仍坚持每日下田，而且仍像候鸟一样，每年还要到海南南繁。

“三系”配套法杂交水稻成功后，1995年，袁隆平主持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再获成功，杂交水稻平均亩产再增10%。1997年，袁隆平再次发起研究超级杂交稻。

就在前几天，袁隆平研究的“超级稻”平均亩产达到1149公斤，其中一块最高产量达到1181公斤每亩，再次刷新了世界单产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