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蕴藉可谓诗歌的“中国特色”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说：“中国诗用疑问语气结束的，比我所知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人寻味的事实”。 （《钱钟书散文.谈中国诗》534页）他举了两首诗，一首是李白的《怨情》：

美人卷朱帘，深坐频蛾眉。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另一首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他又举了许多疑问式的诗句：“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人谁在” ；“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 ；“春去也，人何处；人去也，春何处” 。这种“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 。（同上535页）正如古诗人所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诗若是“矫揉造作的肯定和鲜明” ，就“剥夺了读者们玩索想象的奢侈” 。（同上536页）他在另一本书上说：“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 。（《谈艺录》42页）可见诗的神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含蓄蕴藉方能体现出来。

诗词中常常出现什么“当今盛世” 、“改革开放” ……等标语口号式的词汇，这就没有诗词的传统韵味了。宋朝理学盛行，理学家爱用诗来阐明理学，有一本诗集，叫《濂洛风雅》“所载理学家诗，意境既庸，词句尤不讲究”。 （《谈艺录》234页）正如南宋诗人刘克庄所说：“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 。难怪毛主席说宋人诗“ 味同嚼蜡” 。（《致陈毅》）清人纪晓岗批点《瀛奎髓》上写道：“诗宜参禅味，不宜作禅语” 。“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取，不贵下理语”。 （清《国朝诗别裁凡例》）

艺术夸张要说过头话，而含蓄蕴藉则又藏而不露，这不矛盾吗？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充分发挥夸张艺术的效果，才能扩展诗歌的包容量，显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正是这样吗？诗歌的一句、一字包涵的思想内容越丰富，越能发挥夸张艺术的感染力。“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到凌云始道高”。 不正是这样吗！二者都要用形象思维体现出来，离开形象思维，也就没有艺术夸张和含蓄蕴藉。

鲁迅曾表示：革命文学不在于有没有革命的口号、标语，而在于内容是不是革命的，有没有革命的感情，诗词尤其如此。你的炽热革命感情，应该通过生动的形象，运用艺术夸张表达出来，还不能说白了，要留给读者以想象的余地。

大白话、大实话是与中国诗词艺术传统不相符的。作品一看就懂，往往不俱诗词艺术要素；想一想，觉得有意思，这才象诗词；越想越有意思，那才是好作品。

毛主席说的“诗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 ，主要是指写诗要运用形象思维、艺术夸张和含蓄蕴藉。这三者有机的结合，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特征。我们看一首诗，一首词，有没有诗意、词韵，或者诗意、词韵浓不浓，主要看三者结合的程度，发挥的水平如何。关于写诗的要求，历代诗闻评家著作很多，流派纷呈，条目纷繁，上面所强调的形象思维，艺术夸张，含蓄蕴藉三条，仅是根据毛泽东作品及其诗论，针对当前所谓“老干部体” 的现状提出的粗浅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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