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是什么意思专题之日记探微︱日记所见清人书信的编号问题

悠悠妃

[报道]今天，日记逐渐成为一种受欢迎的出版现象，令人兴奋的阅读风景。

清代日记、民国日记因蕴藏丰富的信息，不仅获得学界强烈关注，也深受普通读者喜爱。日记包含的历史细节和生活琐事，往往让读者为之着迷，获得愉悦。人们愈想把过去看得越清楚，就愈发把日记瞧得越仔细。“微观”由此成为考察日记的通常视角，研读日记的基本方法，因而也是本专栏一系列文章的基调。为致敬《清史探微》和《国史探微》，本专栏特命名为“日记探微”，试图让人在享受日记阅读趣味和充分挖掘日记价值之余，寻找有意味的材料，提炼有价值的问题，也一并探讨适合研读中国日记的有效办法。

傅雷家书1955年5月8、9日提到：“为了便于查对有无遗失，来信可编号。截至四月三十日。你寄回来的，一共十三封，照此数目顺着编下去，下回来信写上一个号数。假如在此期间已有一封或两封信寄回家，则以后来信应当写十五或十六号。自己的小簿子上，也该把收发的信及包裹等等登记（月、日及信的号码）。”傅雷提示儿子对书信进行编号，并非偶然的创新，而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中国是书信大国，为书信进行编号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形成于明代、极盛于清代的书信编号技术在民国以后仍有影响。

翁心存《知止斋日记》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所载书信编号

当我们追溯这项技术的起源时，应当将目光聚焦在清代。尽管徐光启的家书揭示书信编号在明代万历年间已经较为成熟，但关于书信编号的大量记载，仍主要保存在清代。阅读清人日记，常常能看到类似“发庚字第三号信”、“得京字一号书”、“接顺字四号书”等等字眼。林则徐、李星沅、翁心存、王文韶、翁同龢、郭嵩焘、顾文彬、孙毓汶、江标、王承传、姚永概、潘钟瑞、廖寿恒、孟森、林一厂、贺葆真、郑孝胥、张元济、王振声、林骏、符璋、邓华熙、翁曾翰、刘绍宽等人日记中，均有相当多此类记载。

这些与书信有关的文字，是清人对书信的有意编号。得益于发达的书信文化，清代人逐渐发展并成熟使用一系列书信编号的规则，以因应日常生活中大规模的书信往来。书信编号有其规则和特殊内涵，本文以日记为材料和手段，关照书信的外部世界，试图揭示书信编号技术的原理和意义，进而在书信视野中凸显日记的特质。

一、清代书信编号的应用场景

书信编号在清代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清代人延续晚明好游之风，仕宦文人往往游踪甚广，而官员频繁迁调，士子、文人大规模的游幕等谋生之旅，催生大量书信，而这种一时一地的出行所产生的书信往往以编号形式呈现。清人对书信的编号往往发生在外出旅行途中，或为官、或处理其他事宜。一方在旅途，一方则在家中，双方书信往来常进行编号。

书信编号往往出于实际需要。大量私人书信的传递往往依赖生熟程度不同的社会关系，以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年底至道光十三年年初前往江西任学政所记五封信件，可见这种书信传递的不稳定性。

翁心存赴江西学政任上的家书传递情况见表：

据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由于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至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日记今不存，仅能统计此五封家书。

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启程，次年正月廿四日抵达南昌。从上表可知，翁心存从京师赴江西南昌任学政，所发五封家书，分别通过五种不同渠道传递。在京郊良乡，家书由打更人陈和尚传递；在涿州，则由舆夫传递；至河北河间，通过房师魏茂林（1773-1842以后）转寄；在邹县，则由翁鲁封（字步初）托寄；至于江西南昌，则通过折差胡秀纲寄送。五封家书的传递，经由五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完成，分别对应初识、雇佣、师生、亲族、职务等关系。可见，对翁心存这样的高级官员而言，家书传递也缺乏稳固的渠道，故而对家书编号，以确保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十分必要。另外，由于旅途写信、寄信条件的限制，书信也无法以稳定的频次寄出，两封书信之间往往可能间隔较久。在《潘德舆家书》中，可见潘德舆家书多由丁晏送达，但信中潘氏多次提及信件寄送延迟、丢失的问题。此时，若给书信编号，并记载于日记中，有利于书信作者回忆起上次写信的时间，从而保证书信写作和传递的连续性。

书信的形制也需要编号予以区分或整合。清代许多信件都是需要“子母封”，即某一封信往往包裹于其他信封内，这些夹带性质的书信，就需要编号加以区分。何绍基日记咸丰二年十月初一日日记云，“并致庄思白书，为桂说文事，封子愚信内。”咸丰十年五月初二日日记云：“得李介生二十七都寓书，中有子愚一纸。”信件中夹带他人信件，还是节约邮资的上上之选。道光二十八年，翁同书赴贵州任学政，其父翁心存所寄“贵字元号”家书就包括三函，分别写于九月十日、九月廿四日、九月廿六日三封信，此贵字号信九月廿八日方与寄送他人信件一道发出。此外，不同字号的书信也可一道寄送，如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翁心存将“贵字第二、第三两号信托子廉转递”给翁同书。其中贵字第二号书作于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廿七日准备经天成信局寄送时，航船停运，故耽搁到次年，与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所作贵字第三号信一起寄送。

书信编号有意为之，但有时并非至一地即开始编号。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至藏地后方才为家书编号，此前则随时为之。恐怕与入藏后交通不便，担心信件遗失有关。

书信编号一般写于信封上，使收件人一目了然，也有写于信件正文落款。如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妻子文佩光绪三十年（1905）写给他的“安字十七号信”落款为“三月初四日二更安字十七号”。

清人书信编号多发生在亲密的家人之间进行，家庭之外的友朋书札乃至家庭中的非核心成员往来，往往并不编号。在林则徐（1785-1850）、曾国藩（1811-1872）等人日记中，记载十分丰富的书札往来信息，但仅仅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件获得编号。这既是古代家文化和五伦亲疏关系的反映，也反映以编号进行书信往来可能需要一定书信的累积。而行旅途中能长期维持通信往来者也通常为家人，长期通信，则书信量大，故须编号整理。一旦整个公干结束，此次书信编号也宣告结束。如苏州人潘钟瑞（1823-1890）《鄂行日记》记载随族兄潘霨（1816-1894）往湖北布政使司衙门任帮办，从四月廿四日给其兄潘茂先（字松生）寄第一封信，日记记载云，“作寄松兄鄂字第一号书”，这种书信编号一直持续到八月十六日，“作致松兄鄂字第十七号书”，数天之后，潘钟瑞乘船返回苏州。八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此时日记仅记“作一书寄苏”，已不再编号。在整个湖北之行期间，对苏州老家来信，潘钟瑞也进行编号处理，如八月十九日日记记载，“接松兄苏字十二号信”，八月十八日接“松兄第十四号信”。在为期四个月湖北之行，潘钟瑞写了17信给家中，收到家中寄来14号信。

利用日记材料，可较为完整揭示书信编号的基本情况，进而分析书信编号的价值和意义。光绪七年（1881）三月至五月，潘钟瑞回歙县展墓，处理百年来歙县大阜潘氏先人棺木安葬事宜，赞助此事的资金来自苏州潘氏家族，而具体举措则发生在数百里以外的歙县，故此信息沟通显得十分重要。在为期两个月的行程中，潘钟瑞来往书信情况都载于日记中，日记在此成为书信的索引与线头，而书信也成为串联起这一时段时间的隐秘线索。将潘钟瑞《歙行日记》往来书信情况制成表格，可见书信频次与编号性质。

潘钟瑞《歙行日记》所载往来书信记录表：

表据尧育飞整理《潘钟瑞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梳理。

从三月初八日发出第一封信，到五月初二日发出最后一封信，在五十四天时间内，潘钟瑞寄往苏州十一封信，平均五天一封，除去四月底他往游黄山外，大体五天左右发出一封。而从苏州所收信件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初一日，40天中收到8封信，大致也是五天一封信。苏州所发信件至歙县平均邮递时间在10天左右，考虑到这种时间差，若潘钟瑞出差时间较久，则来往通信频率可能越发趋于稳定。这种较为稳定的书信收发情况的出现，受益于清代交通运输的便利，各地水路行程十分完善，有利于人员和信息流通。此外，清代书信传递的便捷也得益于发达的邮驿体系。清代邮驿由驿、站、塘、台、所、铺等构成，实现“邮”、“驿”合并，集历朝邮驿体系之大成，尽管原为公务服务，实则诸多官员和文人均由此传递私人信件。

表格中还可见出，潘钟瑞和苏州亲友来信，仅西圃叔（潘遵祁，1808-1892）书信有编号，其他人如潘茂先（松生兄）等并不编号。书信编号与否，支配性的原因何在？如果认识到潘钟瑞此行目的乃是处理家族事务，则这种编号行为就不难理解。潘遵祁是苏州大阜潘氏的尊长，还是潘氏家族松鳞义庄庄正，处理大阜展墓和安葬族人棺木事宜，潘钟瑞是实际执行者，而背后的总指挥则是潘遵祁。由此看来，在诸多家人书信编号中，处理重要事务的书信优先编号，而其他一般的家事书信则不在编号之列。书信编号显示这一组通信关系在编号者之间的诸多信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书信编号也存在不对等情况，即一方编号，而另一方并不编号。光绪十年（1884），潘钟瑞族兄潘霨任江西布政使，在苏州老家的潘钟瑞给潘霨写信，均有编号，至潘霨遭人弹劾下台，已编至第二十号。然而，潘霨写给潘钟瑞的信件从来没有编号，潘钟瑞也没有自行编号。这似乎表明，对在家且居所固定者而言，书信并不必然需要编号。另外，也可能表明，潘钟瑞十分重视与潘霨的关系，但潘霨则并不那么看重潘钟瑞。书信编号的不对等是双方人际关系不对等的直观体现。

二、书信编号的方式和价值

从日记所载清人书信编号情况来看，清人对书信常常采用两种编号模式：一种是文字加数字双重编号，另一种则是单纯的数字编号。在两种书信编号中，数字编号基本是顺序排列，从“第一”开始一直至编号结束，有时则从“一”开始。这种编号方式较为直白，但在有多方通信，或作者为区分时，则常采用文字加数字进行双重编号。

在文字加数字的双重编号中，主要的差别在于文字的选择。这种编号方式的文字差异大略分三种：其一是以收信、发信另一方所在地的简称命名，文字多为地址简写。如上文潘钟瑞编号所用的“鄂”、“苏”等字。道光二十八年，翁同书任贵州学政，与父亲翁心存的往来书信中，编号时均用“贵”字。其二则编号的文字也可从千字文中而来，文字还可以是年号，或是干支纪年中的天干、地支。如林则徐道光十九年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主持禁烟事宜，书信编号就以“己”字编号。这年正月初三日林则徐抵达江西南昌，日记写道，“封己字第三号家书。”“己”字当取自“己亥”，即以干支纪年的天干字号开始。不过，个体对书信的编号也会因时地变化而产生差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谪迁新疆伊犁，所写家信仅以数字编号。再如民国癸丑（1913），藏书家王保譿（1890-1937）《溪山小农日记》中发信以天干命名，收信则以地支纪数。其当年九月部分日记载如下：

（九月）初四日 早起。午后，录自作诗，点《唐》五页，题《牡丹亭》二绝，接惠农子号信。灯下，阅《燕子笺传奇》。

初五日 早起。午后，临帖如常，寄惠农乙号信，点《唐诗》十页。

十三日 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十五页，寄惠农丙号信并诗。灯下，点十八页。

十八日 早起。午后，点《渔洋年谱》，寄惠农丁号信并近作数首。

廿三日 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六页。至玉舅处，接惠农寅号信。灯下，点诗九页。

廿四日 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五页。寄惠农戊号信，至钝舅处。

天干地支的编号在岁末年终，日记备忘统计时十分方便。如广东香山人黄培芳（1778-1859）《北行日记》卷末载有嘉庆己卯（1819）、庚辰（1820）收发信件情况，其中己卯年从二月廿八日“发京卯第一号家信”至十二月廿三日发“十九号信”，首尾完整。次年（庚辰），黄培芳发家信编号即以“辰”字编号。

黄培芳《北行日记》所载书信编号，桑兵主编《清代稿抄本》第1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4-245页。

其三，尚有一些吉祥话语也被广泛使用，用于书信编号。如“平安顺利”等祝福语。如《额勒和布日记》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五日交折差“带顺字三号信及亲友禀信”，这里提及家信编号为“顺字三号”。“平安顺利”这样的字眼寓意旅途平安吉祥，往往在行旅中使用，是旅途不安心态的反应。当额勒和布同治九年较为稳定居于盛京，与在京师的家人通信的编号，往来编号均为数字编号，即“x号”家信。当然，这种编号有时也混用，可见书信编号者在此使用较为随意。另外一些书信编号的可能基于双方默认的编号，如胡林翼《呈岳母及岳父陶澍之妾》信中提及他曾使用“恩”字进行书信编号。此时，陶澍逝世，其家拟将其灵柩由江宁运送回湖南安化。在此，“恩”字寓意并不明确，可能表达胡林翼不忘岳父陶澍之恩的意思。一些对书信的标记并非编号，而仅仅是代称。如光绪十年正月初六日至初九日，江标每天日记都记载“写年信”一项，揣其文意，当为写作拜年信。“年信”即拜年信。

有的书信编号寓意较为明显，如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写给家中信件以“平”字编号，而家中写给凤全的信件则以“安”字编号。在清末西藏事务繁剧而微妙时，凤全往来家书的编号寓意了希望“平安”的祈愿。有的书信编号则表意不明，如江标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寄“喜字第一号家书”，十一月二十四日“寄喜字第二次禀”，光绪十七年二月初一日“上喜字第四次禀”，三月初十日“作喜字第五次禀”，四月初八日“寄喜字第七次禀，并稼秋书”。从日记记载看，此一系列从北京寄往苏州老家的信是写给江标母亲的。江标在光绪十六年十一月，携家眷移居京师，或颇感高兴，故以“喜”字命名此一系列书信。然而初次编号的信件前一天，江标还前往吊唁他的恩师潘祖荫，故而也很难断定江标此时心情愉快。

一些用于书信编号的字眼可能反复使用。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冬任江西学政，本年十二月十三日发“安字第壹号信”，道光十三年正月廿七日“草安字第五号家书”。次年十一月，江西学政由许乃普（1787-1866）接任，十一月是日翁心存由南昌启行，十一月廿六日晚在安徽灵璧“草安字第一号家信寄两儿童”。可见，“安”字是翁心存为家书编号时较常使用的字眼。

此外，在书信编号中，文字加数字进行双重编号，并非毫无意义的累赘之举。至少就目前情况看，凡是采用文字加数字进行双重编号者，往往频繁公干，信件收发量甚大，且多具有文献保存意识。如此一来，这种编号中的文字就具有显著标记作用，方便使用者在复查或整理信件时迅速找出信件，也利于书信归档。在这方面，清代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大量运用编号规则。从唐宋以来，对私人物品进行编号已屡见不鲜，清代的书、字画、拓片、书箱等等物品均有各种各样的编号。这种对物品的编号传统可能影响到书信的编号。此外，私人信件之外，机构对信件管理更为规范。山西晋商票号的经营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书信经营”。何庄《晋商票号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初探》“编号格式一般为：“×月×日由××致××第××次信”或者“×月×日××带（转）去第××次信”。编号含发文时间、发文者、受文者及书信次数等信息，类似于今天公文的发文字号，具有排序和备查功能，也为后续管理工作提供了条件。”不仅进行编号，也对书信进行录副编号。清代文人对书信的编号，是个体面对大量书信的必然措施。处理繁富的书信，使许多清代文人机构化，须独自承担类似商号处理信件的功能。

对书信编号表现为是一种有意识的文献制作行为。尽管南宋开始，文人自编书信集即已出现，但清代不少文人自编书信集的普遍性和规模，却是前代所不及。如谭献自编的《复堂师友手札》，袁昶也曾“手辑友朋来函, 装潢成册，题曰《停云留迹》”。为书信编号能给编检书信集提供方便，这或许也是书信编号被广泛使用的缘由。有意识 为书信编号者，往往都有大批书信存世，可能并非偶然。在谭献等人日记中，还有自己整理书信的记录。善于保存文献的胡适，更是清楚标记每一封书信的文字数量，以为将来书信整理出版作铺垫。

胡适自编书信目录抄本，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258页。

给书信编号，不仅有助于书信归档整理，也便于查检是否失收信件。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七日，收到弟弟郭仑焘（字志城）三月初四日发出的信件，小注云：“正月初四日一信。至此为第二信,信面亦编第二号。而云正月廿八虎宣尚有带上海一信,何也?”这封信郭仑焘自编为第二号，却在信中说其子郭虎宣正月廿八日还带有一封信。郭嵩焘由此怀疑这封信的下落。由此也可见，书信的编号有时并不遵循写信者的编号，而是作者对所收书信的重新编号。这种情况类似当前快递站对快递单号进行重新编码。对远渡重洋的郭嵩焘而言，书信编号十分关键。根据日记记载，五月初九日，郭嵩焘收到文报局寄来三月廿二日发递的廿三号包裹，中间包括家信二号。五月廿三日接文报局三月廿九日第廿四号包封。六月初五日，收到文报局四月十四日第廿六次包封（由英公司果利治船递到。其廿五号由眉江船递寄，已沦大洋海矣），中附郭仑焘第三号信。七月初四日，得第六号家信，“其四号（四月十三）、五号（四月廿五）两信至今未收到。”对郭嵩焘而言，家信失收仍是大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当时中国和欧洲之间邮政传递的不确定性，促使郭嵩焘对书信和包裹不厌其烦进行编号。郭嵩焘遭遇的信件丢失在晚清并非个案，即便在国内，信件丢失也是常事。如身在北京的苏州探花吴荫培1901年十月初六日日记记载：“是日，得三号家书，知二号邮信未到。”这种情况到民国年间可能仍未有大的改善，故梁启超、胡适等人所作大量家书也常使用数字编号。

为保证信件的准确传达，清人的书信编号不仅针对书信信封，也针对书信正文。这种对书信正文与信封的双重编号有其意义，如林则徐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致郑夫人、林汝舟第十六号》信指出第十一号家书四十六天就收到，十分快捷，“惟信封全行拆破，直将家信红纸及抄件显露在外，有目共睹，虽极可恨，而无如之何。驿站中毫无顾忌，一至于此。”驿站寄送信件，可能丢失信封，故信封编号并不保险。又如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与伯芝书》：“忆六月曾发六号、又六号两信，此月所发信内列第七号，而兰瑞不知，乃外列不列号，可见其粗心。此次我乃仍列第七号也。”这封信并没有落款时间，但从有限的信息中仍可推测。陈用光在写给侄子陈兰祥（字伯芝）的这封信中批评儿子陈兰瑞（1789-1823）做事粗心。陈用光在给陈兰祥的信中编号，六月份写了两封信，编号分别为六号、又六号。此月（当是七月）又写了第七号信，但陈兰瑞在寄送第七号信时，在信封上没有标号，以至于陈兰祥对此生疑，故而陈用光才在信中予以解释。这则材料表明信件内外均有编号，此为双重保险，但登记常以信封编号为准，故陈用光新写信件仍然编为第七号。同时也揭示书信编号可能发生错误。当然，也有信封编号，而书信正文不提及编号信息者。如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二十七日,翁心存“得三儿正月廿五日所发庚字元号书,并外十件”，但此信在翁心存书信正文中并未编号。

对清人书信而言，编号可能比书信写作日期更为真实。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一日记载，“发庚字第一号家书。（外签正月廿九日）”，实则此信作于正月三十日。二月初二日日记，“又作致扬州守岱青同年书。（内签正月十九日）”。这表明，参与编号的书信，若编号存在于书信内容中，则具体日期填在信封上。若书信无编号，则具体日期信息体现在书信文本中。清人写信的实际时间、落款时间、发寄时间、差局等地实际发寄时间多数时候并不一致，仅仅从某一日期信息判断一些书信的前后顺序，并不可靠。况且还有一些书信不写日期。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三日，“薄暮得汪小珊书，（不书月日，但云旬日晴炎，水势未退，大约是六月十日左右书也。”此时，若依照书信编号，倒可厘清书信写作时间的前后关系。

三、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编号

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再度出山，春间从常熟出发抵达京师。此后，他长期与常熟老家和担任贵州学政的儿子翁同书保持密切的通信往来。针对这两条稳定通讯线路上的书信，翁心存均加以编号。这为研究书信编号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提供鲜活的个案。

道光二十九年是翁心存书信往来较为频密的一年。根据《翁心存日记》所载书信收发情况，初步统计每月书信往来次数为：一月27封，二月10封，三月8封，四月15封，闰四月18封，五月30封，六月25封、七月14封、八月30封，九月24封，十月11封，十一月32封，十二月38封，本年总计收发信件283封。其中与至亲家人的书信往来达76封，占比24.7％。这其中多数又加以编号，可见家人在翁心存心目中的分量。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为翁心存生日，在当日日记最后，翁心存写道：“夜，对月感怀，念儿孙辈皆离膝前，或近在数百里内，或远在数千里外，不禁怃然。”家书成为翁心存面对亲人各在天涯境况的精神慰藉，故他于此精心经营。

这一年，翁心存应付家书76封，若不通过编号等方式进行管理，整个通信联系可能混乱。即便翁心存以“贵”字、“己字”两个序列对最为重要的两个地域之间的家族通信进行管理，书信编号仍然发生一些问题。好在，这些小问题多是误签编号所致。随着庚戌新年的到来，翁心存给家中所发信件编号随即改变，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三日，“发庚字第一号书”。家中的书信编号也随之变化，如二月三日，“得五儿正月望日庚字第一号书”。然而对身处贵州的翁同书的信件，翁心存编号仍然采用贵字编号，顺序继承下去，如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日发贵字十八号书。但翁同书从贵州发来的信件，编号已经采用天干编号，道光三十年二月廿七日，翁心存“得三儿正月廿五日所发庚字元号书”。这表明，对翁心存而言，与常熟老家的联系是相当稳定，故随着新年到来，编号因之改变。但远在贵州的翁同书，令翁心存十分挂念，他选择继续以“贵”字编排这一系列信件。这一编号方式起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廿八日，至咸丰三年（1853）正月初八日，编号至第六十二号。前后跨越五年，书信62封，痕迹俱见翁心存日记，足证父子情深。咸丰三年正月，翁同书贵州学政两届任满，拟回京述职。得知这一消息，翁心存始将与翁同书的书信编号改为“平”字。咸丰三年正月十日，翁心存发给翁同书的信件即在日记中标为“平字第一号”。翁心存将书信编号由“贵”字改为“平”字，从此贵州悬望一变为对儿子回京的期待，“平安二字值千金”，一位父亲的心愿于此昭然跃于纸面。

书信编号成为日记中令人瞩目的文字景观，提醒人们注意日记作者在某一时空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人们通过通信实现与他人的连接，这其中家族成员无疑是最为密切的另一端。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收发的283封书信，与家人通信占据76封，远超其他各类人际关系。事实上，还有许多书信都通过家庭通信这一管道传递，象征其他人际关系对家族关系的附着。如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载，“发己字第十一号书，内致倪观察、二侄、少湘各一函，曾源寄乃兄一函。”家书在个人通信网络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再度表明家族的确是清代文化生态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家书的编号则是这种稳固而持续的关系的宣示。并非所有的书信编号都发发生在亲人之间，一些亲密的朋友其他较稳定的关系，也促成书信编号的产生。如谭献同治三年、四年与周星诒就有紧密的书信往来，同治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日记载，“补作与季况七十五号书”，显示本年度谭献写给周星诒的书信已高达75封。连续性的书信编号是人际之间强联系的体现，那些并未纳入编号的书信，可能也蕴藏十分重要的内容，但通信双方并非亲密而稳定的关系，而表现为弱联系。

并非所有的家书都被加以编号。从上表可见，翁心存与孙儿翁曾文的书信没有编号，翁同龢在旅途中往来的信件也没有编号。这种情况可能因为翁心存与翁曾文的通信往来只是大家族与个人通信之间偶发的分支，是偶然性行为，缺乏连续性。至于本年翁同龢与翁心存书信往来，同样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这年春天，翁同龢随侍父亲北上，不必通信。五月十一日翁同龢南归赴乡试，至六月六日抵家，中途翁同龢所写信件，据翁心存日记记载，有四封：分别为五月十四日河间二十里铺、五月二十日中山店、五月廿八日袁浦舟次、六月初一日扬州所发，但在翁同龢日记中，仅仅记载前两次作家书。可见，在旅途中的翁同龢对此并不特别在意。毕竟，这次旅途仅仅一个多月时间。回到家中以后，翁同龢与父亲的通信管道重又加入常熟整个大家族的通信联系中，故无须编号。

即便翁心存和贵州的翁同书、常熟的翁同爵两位儿子的紧密通信多采取编号，但其中一些书信仍有意识地“不列号”。以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日记所载为例，可见有如下数通信均不列号。

五月八日 夜，作不列号书与五儿，交六儿携去。

五月十二日 是日三儿之妇四十初度，为作汤饼犒家人。草不列号一函与三儿，又衣包、靴包各一。

八月一日 得三儿六月廿一日所发第五号并不列号信两函，又诸葛碑一纸。

十月四日 发贵字不列号家书并衣包一个、靴包一个，托阮侯庭携去。

十月五日 发贵字不列号家书，内附少湘两函。外棕包、口蘑、绿蒲桃二匣交何荔珊携去。

在双方连续性编号的书信往来中，忽然有意插入一些不列号的书信，背后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这些信件可能涉及一些秘密，关于人情、请托等事务，故此类信件往往附带一些物品；二是，不列号书有着可靠的送信人，能够保证信件安全送达，故无须编号 。

尽管清朝的邮驿系统较为完善，但不稳定的风险依然存在。翁心存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日日记，“得五儿四月四日第四号书，前两号殆浮沉矣，闻局差途中被劫。”道光三十年四月廿三日，“得五儿三月五日第三号书，从天成来，五十日乃达，可谓迟矣。”书信传递途中的种种风险，令编号以保存信息传递有效性，变得十分迫切。

此外，尽管翁心存用心为书信编号，但是他需要处理日常事务实在过于繁忙，故误签编号在书信中时常发生。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得五、六两儿十月廿六日第十一号书（实第十二号，误签）”。翁心存日记常常据实记载，然过后看到其他信件，方明白早期可能 误会签序号，故后来常常在日记原文处旁注加以说明。这也从侧面反映清人日常处理书信工作量之大。对翁心存而言，日记保存书信的连续编号，相当于收发信件的登记簿。在此，日记为书信的收发提供了直观的备忘录，而书信的收发，也因此得以堂而皇之进入日记，成为日记必载的事项。由此，承担备忘录功能的日记最终成为清人重要的著述形式，日常不可或缺的写作样态。在这一过程中，书信起到勾连共生的作用。书信进入日记，日记也必然记载书信，随着清人书信写作和日记写作的愈发普遍，书信与日记彼此提升了对于对方的依存度。

四、连续性：公与私、学者社会与人伦天地

前文讨论书信编号主要利用私人书信的材料，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转向公共学术、思想和舆论舞台，书信编号是否仍然有效运转，发挥的作用有何区别。清代不仅存在一个学者社会，也存在一个书信社会。清代“文人共和国”轮廓初具，书信发挥巨大重要。诚如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所言，清代有许多学者像钱大昕一样，“借助这种方式（书信）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中肯评价、认可和广泛注意。”这种学术交流的信件，往往具有公开性质，编号方式上与私人信件也有差异。

公开性书信的编号往往高标内容。就相关学术问题、思想命题、文学问题等进行往复讨论，这种论学、论文等书札，最终呈现在清人文集中，往往也标为“与（答）某某论某某第几书”等形式，如章学诚探讨方志学问题的书札即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等等。此类论学书信的编号，主要围绕内容产生，故其编号信息主要聚焦于人物、内容，再加以数序命名。与前述私人书信相比，不难发现，此类书信的编号往往忽略时间和地点信息，更多强调书信写作的对象及聚焦的内容，尤其是内容，往往拈出几个关键字，对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加以概括。故而，与私人信件缘日常事务而编号不同，此类书信的编号是因学术、思想等问题的讨论而产生，而其编号的发展，也随着问题的深入而增加，问题讨论结束，编号即告终止。由于论学书信的编号是根据内容而产生，未必是书信往来次序的真实反映。论学书信的尽管编号清晰，书信关涉的问题也呈现连续性，然多数书信编号是书信编纂时的产物，并非书信传递的实际状况。

从许多方面而言，清代社会存在一个书籍编织的世界，也存在一个书信编织的世界。以学术世界的书信编织而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指出清代学者“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种风气，他时代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以乾嘉时期著名算学家李锐为例，嘉庆十一年（1806）李锐家居苏州，未曾外出，然据其《观妙居日记》统计，本年李锐往来信件仍高达92封，绝大部分都是与阮元、焦循等人的论学书札。嘉庆十五年（1810）春间三个月，李锐在江西南昌府署，据说日记统计，所作书信即达30封，除去“庚字”4封家书外，其余24封书信都主要与友朋书札，其中与恽敬等人的信札明显以论文、论学为主。以家庭人伦世界的书信编织而言，个体与五伦关系中另一方几乎都有书信往来。即以性别视角而言，17世纪以来女性书信的广泛流通，构成数语“才女的书信世界”（相关论述见魏爱莲《晚明以降才女的书写、阅读与旅行》），各种女性尺牍也屡见不鲜。

清人以书信编织世界这一现象，有实在的影响，即往往通过连续性的书信编号造成集群效应。凸显事务的连续性有助于提升事务的价值，使其成为更令人瞩目的“景观”。就私人书信而言，连续性编号凸显这一时期对书信作者生命的重要意义，是家庭生活或友谊写照的专题展演，或是一种阶段性的总结。对公共性书信而言，连续性编号意味着对相关问题的专题讨论。这种专题既可以是理学命题，政治见解，某一类思想问题，也可以是时世的意见表达。通过编号，公共性讨论被限定在特定的区间中，编号之外，这种讨论无法造成整体性的影响。总之，编号令这些书信集中起来，使它们呈现相对的独立性，从而获得完整性的意义。有时，这些编号的书信还产生“互文”效果。精心标记书信，是对日常生活的有意区隔，是对公共话题的有效划分。与家人通信的编号，表明这一系列书信在家庭生活中有独特意义；而公共性的论学书札的编号，则表明这一系列书信所讨论的是跟我给重要的问题，值得反复切磋。以旅行目的地命名的书信编号方式，不妨被视作对一段旅途的纪念。通过编号，书信成为清人标记日常生活的有效手段，成为清代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的物理区分手段。通过编号造成的书信的集群效应，书信更好地参与了公共性事务，也为私人关系和交游提供了内在而稳固的情感纽带。

对书信编号的作各类解读，有助于认识清代文人社会及具体的某一文人的个性。首先，书信编号可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何绍基日记六十余万言，记载书信内容不少，但并极少以数字为书信编号，偶或编号，也断断续续。何绍基更多采用日期加姓名或地点加姓名的方式命名信件。看来，他在日记中记载收发信件，多为备忘，并非有意看重书信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何绍基身后，所藏大量书画、遗稿均未能完整保留，或与此有关。与何绍基不同，常熟翁同龢、苏州潘祖荫等人似乎对书信编号情有独钟，他们的相关文献能在身后大量整体性保存或也与他们生前的文献处理方式有关。

此外，连续性的书信编号强化认识清人日常互动的地域视角。书信编号中呈现的时间信息、空间信息，随着书信编号的行进，而不断变化和转移，令人注意到整个帝国地域之间的信息流。凭直观印象可初步推断，在清代有关书信的编号中，出现“京”、江南等地的字眼无疑最多，这表明北京和江南是清代文人学者通信的中心，再度表明这两个区域是清代文化的高地。京师、江南及其他地方的通信联系，在书信编号的地域简称的频率上有直观的呈现。如利用清代日记中书信编号的地域简称作大数据统计，当可勾勒较大范围内清人书信交流的地域分布图。此外，嘉庆、道光以后，随着识字率的提升，一些女性书信也使用编号。这种情况载于男性日记中，显示夫妻关系在此期发生变化，或可看作晚明才女文化的复归。书信连续性的编号使得这一批书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最终成为令人瞩目的时代风会的表征。

五、日记：记录书信的生命史

日记部分再现了书信活跃的场景，最大限度保存了书信外部世界的信息。与纯粹的书信集，或文集中的书信文本相比，日记提供了书信在日常生活流动的轨迹，勾勒了书信如何共同参与创建文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联系。因为日记的存在，有关书信在日常生活中跳动的信息可望大体勾勒。书信在何种环境下被写作，在日记中往往有直接揭示，可能无须通过书信内容及其他材料加以推测。换言之，日记为书信的流转提供了直接的注释。书信的写作时间内可以精确到某一个时辰，写作的地点某一个具体的空间，写作书信的心境也有着直接的表露。这种时间、地点和心境的信息并非来自书信内容本身，而是来源于书信写作者的外部生活的记载（即日记）。不仅写作书信的时空能清楚地被认知，写作书信的频次，也可以得到精确的推测。相当一部分文人将所有的书信痕迹都记录在日记中，故据以推测文人收发信件的频次，从而对书信在文人生活中的占据何等位置做出直观的判断。

不仅书信写作的场景被保留在日记中，书信的传递过程中的复杂情况，也在日记中有清楚反映。一封书信通过何种途径被传递，如邮驿系统、私人代捎等，均在日记中有揭示。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对一些重要的信件或存在接收风险的信件，日记作者往往将传递信件的人标记而出，他们或是某地的折差，或是故乡亲朋好友，或是商号的伙计，或是家中的仆人，这些有名的、无名的信使出现，令书信的传递成为具有温度感的信息接力、有人间故事的情感传递。书信在传递过程中的顺利与否，也成为一件令人关心的事务。当灾害等自然因素或战乱等非自然因素造成书信传递存在问题时，对于书信传递的关心更溢于日记的言表。书信的传递不再是写信人到收信人之间的距离和时间差的计算，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关于书信主旨内容的注脚，它应当被感知，被重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日记，不难从中发现书信的生命史。

如果将书信视作有生命之物，则日记最大限度记录了书信的生命史。书信诞生于写信人（同时也是日记作者）的生活世界，经由一人或多人之手，最终抵达它生命的一个终点——收信人处。在这一过程中，书信是否可以成功“长大”，取决于传递的过程。书信传递是书信物理生命成长的漫漫征程，其间或平淡如水，如崎岖密布，或妙趣横生，或枯燥无味，然不管怎样，这段征程是书信最终能否“长成”的关键。抵达收信人，并不意味着书信生命的终结，它可以被传观，被转送，从而获得下一阶段的意义，但书信生命的二次、三次乃至多次“生命之旅”的开启，其基本历程与初次历程大体相似，故不再专门论述。

为了保证或测定这段征程的完成度，写信人和收信人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保障手段。这种保障性手段存在于书信文本中，直接影响了清代书信的体裁和风貌。尽管在清代以前，书信编号已经出现，但清代的书信编号技术较之以往更为复杂和成熟。前代许多信札的编号还可能是整理者所为，而清人对自编信札有更为普遍的自觉。前代为书信编号多注重从整合思想与内容入手，而清代的书信编号似乎还更为强调传递信息的可靠性。换言之，清代书信编号更为注重完整性，且不拘于日常琐细性质的书信。这种情况，有相当部分原因是为了保证书信传递的安全性。在许多书信的开头，往往开篇就须几句话交代上一封或几封信件的收发情况，为此还必须简要复述前几封信件的内容 。如潘祖荫致吴大澂一信开篇即云：“清卿仁弟大人阁下：前连奉三函，并烦为代购王子剌公鼎敦事，想已先此达，或竟未达。兹奉学使之便，再以奉恳。”（引自李军整理《潘文勤公致吴愙斋手札》，《历史文献》第二十三辑）书信内容中的反复述说，意在保证书信传递信息的连续性。而在书信之外，日记既记载了这些保障手段，同时也是书信的一种保障手段。被写入日记的书信，成为写作者的备忘，用以检测书信的制造、传递和抵达情况。而日记中记载书信的收发情况，书信传递的具体途径和责任人，都是为了确保书信的有效流转。在这一过程中，给书信编号成为收信人、发信人共同使用的书信保障技术。书信编号保证了书信传递的连续性，同时可以测定书信的收发情况，从而使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信息流不至于断续或造成误会。书信编号的存在，因而也对书信传递者起到监督作用，被委托传递信件的人似因此始终处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下。因书信编号的存在，书信的流转得以更为顺畅。也因为这一技术的存在，日记写作者（即书信写作者）也得以减省繁重的书信记录。正因书信编号的存在，日记作者不必记载每一封编号信件，因断续记载这类信件的收发情况，并不影响他对整个书信收发情况的判断。

利用日记所载书信编号所提供的的时空信息，可为书札进行准确的系年、系地，从而提升书信整理的深度。在这方面，《翁同书手札系年考》《俞樾函札辑证》等整理本都做了积极探索。反向言之，通过对书信编号规则的理解，也有助于识读稿本日记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并对一些缺略文字理校。例如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日记中记载与其孙儿翁曾源的书信往来：四月廿七日，“发巳字第一号家书”，四月廿六日，“得源孙三月十九日所发巳字第四号书”。从影印本字迹看，不容易断定究竟为“己”还是“巳”，不过该年为己酉年，按照翁心存对书信编号的规则，此字识读为“己”似更妥当。

又如，翁心存道光三十年九月廿七日日记，“廿二日得三儿厶月所发第厶号书。……又得五儿厶月所发第厶号书”，若根据书信编号规则，可知前后两句的“厶”字指代的分别为八和十。

尽管相对简单，但书信编号不妨被视作书信文本之外，围绕书信流转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保障性技术。这种保障技术的使用有其限度和一般适用规则，具体而言，可概括为：在特定时期，通信双方距离较为遥远，为保证连续而稳定的信息往来，一方或双方均采取的信件标记方式。对通信双方而言，书信编号技术的运用既能测定信件的传递情况，保证信息沟通的连续性，同时，也是一种私人档案的管理技术，可最大限度将私人信件归类，现存不少大规模书信集即是书信编号技术影响下的产物。

有关书信编号技术的一系列实践和具体操作手段大体保存在日记中，而非存在于书信文本内部。这提醒我们注意，就书信而言书信，可能忽略书信的外部信息。对书信的物理特征、流动过程及书信所活跃的外部世界的勾勒，有待综合运用各方材料立体勾勒。日记保存书信诞生、成长的各种场景，也包括书信内容本身，因而成为研究书信及其外部世界极具价值的材料。日记不仅可以将书信的世界描绘得更为清晰，而且可以揭示从前不为人注意的一些技术性因子，书信编号或即其中一种。这种微末技术对于书信研究并非毫无意义。它揭示在书信繁荣的时代，文人们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展示了他们的智慧。若将书信和日记对读，还不难发现，对写信人而言，编号书信或是更为重要的信件，从而对书信的重要程度做出判断。此外，这种技术的运用，对完整书信档案的建立、流传，对后世书信集的编纂，都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

日记在此不仅是研究书信的辅助文献，还应当是书信研究的必备文献。日记不仅是研究书信的材料，也是研究书信的手段。经由书信编号技术，有关书信的研究被“转场”到日记领域，与此同时，日记研究也由此“延展”至书信范畴。如此，既可丰富对书信的认知，也使人对日记的功能增添新的理解。针对不同文献的研究的“转场”和“延展”，或有助于凸显传统类别文献研究少为人关注的一些边缘性技术。日记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几乎无所不包的文献容量，决定它成为揭示类别文献诸多特质最具价值的参考系统。也许人们在利用日记时，不应该仅仅“凝视”他们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而应该反顾回去，看看这种“凝视”令他们缺失了什么。以某种类别文献和日记互参，从而深度描绘类别文献的轮廓，抉择深层次的特点，是观照类别文献的一种可行且值得期待的研究路径。对日记而言，如果几乎所有学科从中都能收获一点什么，那么日记本身的开放性就值得研究者敬畏，日记的这种开放性可能蕴含了某些相当有价值的东西，人们不应该致力于从日记中寻找什么，而过滤掉他人“凝视”之所在。日记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如果我们给予它足够的主体性，如果我们对日记传统有足够的尊重，也许能走出真正属于日记的研究道路。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