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开国元勋的他却在陕北肃反中差点杀了刘志丹高岗

戴季英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曾领导了黄麻起义，开创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鄂豫陕战功显赫，长征时牵敌20万……戴季英表现得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百折不挠。尤其在抗日战争中，其表现更是可圈可点。抗战爆发后，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 1939年6月高敬亭被错误处决后，戴季英曾任代理司令员。其后的两年中，戴季英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重创日军。

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再立新功。1946年7月，中原突围战役开始，戴季英、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等粉碎了国民党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

在战争年代，戴季英曾犯过“肃反”过火的错误，错杀了不少红军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戴季英在陕北肃反中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据李维汉《初到陕北（征求意见稿）》一文说：“当时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原鄂豫皖搞错误肃反的审讯科长）沿用鄂豫皖错误肃反的那一套逼供信办法，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逼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张慕陶右派’‘反革命’等”。这里所指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实际上也不点名的道出了戴季英。

按照屈打成招人员的口供，一场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党政军的肃反大逮捕开始了。据《习仲勋传》记载：“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华、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区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另外，也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等两百多名优秀干部。从而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得知陕北肃反的具体情况后，立即派遣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并传达停止肃反命令。王首道等人经过仔细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的“罪名”，并且很快释放了被捕的刘志丹等人。

毛泽东随后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不服进行了辩解。周恩来忍无可忍，怒斥戴季英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随后，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1942年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高干会议，全面否定了1935年所作的陕北肃反“必要性”的结论，重新定性陕北肃反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的产物。作出了《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认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决定虽然将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归结到朱理治、郭洪涛的身上，但在四项决定中的第二项中：“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即对戴季英在肃反中的错误仍然维持原判。

解放后，戴季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无视党组织的纪律，居然伸手向毛主席要官。

1951年底，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毛泽东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的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

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失去了工作岗位，回家反省。从此，戴季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56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郭洪涛的申诉下，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于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陕北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于是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再一次落到了戴季英的头上。此时，离戴季英的党籍、公职被开除已八年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