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情书 老章又投了降——读新发现的二封章士钊情书

老章投降，是民国间文坛上的一桩趣事。章士钊和胡适这两位新旧文学阵营中的代表人物，某一天

这段故事，由于当事人名气大，流传很广。这张照片前几年曾经现身拍场，不知被那位有眼光的收藏家收藏。正如章士钊所言，成为珍贵的“文学纪念”了。
不过，老章终究还是没有投降。他怀着文字务求雅驯的理念和追求，一直到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成为那个白话世界中一个倔强的背影！尽管被人诟病嘲讽，甚至定性为“开历史倒车”的落伍者之流，但在我的心里，这位孤独战斗的老人，一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为文化传承所作的坚守，让我感动。所以，十年前，当我无意而有缘接触到他留下的一批遗墨时，我就不揣浅陋，编写出版了那本《章士钊师友翰墨》，尽管水平所限加之匆忙急就，留下了很多遗憾，但在当时，大量介绍章士钊书法艺术成就的，这还是第一本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悔少作，为当时的勇气自许。
我在书中还对章士钊做了客观的评价，提出了章士钊是思想家这个判断。这在当时也是一些少数人的看法，我很有幸成为之一。
认为章士钊是思想家的主要依据是他倡导的“调和论”。这个思想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是注定不合时宜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如果章士钊的调和论得到重视，别的不说，单就文化传承这一方面，至少不会是后来几近割断的状态！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是物质，而是精神！而文化则是精神气象的魂魄！这样看来，章士钊当年的固执，自有其远大犀利的目光，称得上是谋万世者的胸襟格局，不是那些脚痛医脚的所谓思想家们可以比肩的。我们如果能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认真地想一想，毁了我们民族文化根基的，是章士钊们？还是那些红极一时的“临时思想”？今天文化大滑坡的后果，是谁的短视造成的？多少人呼唤大师而“世无大师”的慨叹，又是因为什么……这种颓废所造成的遗憾，即便几代人接力重建，也未必能回到先前的高度！
章士钊的调和论主张，现在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其实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一种理论，能指导社会发展十年，就很了不起，调和论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愈来愈得到实践的检验。所以，我称章士钊是近世以来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光茫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心里，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袖心里以及在陈独秀、胡适、梁漱溟等学界巨人心里，都曾经奕奕独放，照耀一时。所以袁世凯请他当北大校长，孙中山说“革命得此人，可谓万山皆响！”，陈独秀教训胡适等一帮文化小将说，你们现在谈什么新文化，十年前，只要章行严一枝笔，便驳的你们灰飞烟灭……想这位行严先生当年，那是何等令人艳羡的传奇！
所以，这样的章孤桐是不会投降的。“开口还是他的老腔”！“投降”吗？不过是逢场作戏、大家开心一笑而已。
当然，章士钊也有许多不自检点的细行让人失望。比如交汪精卫、梁鸿志、杜月生这样的朋友，吸鸦片，纳妾等等。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官场不倒翁，在袁世凯、孙中山以至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那里都吃得开。我倒认为这是他自身价值的体现。应该看到，无论在哪个时代，章士钊都保持了一种既合作又独立的姿态，他似乎并没有做什么有失大节的事情。相反，在文革那样人人自危的年代，他不仅暗中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还大胆触及敏感问题，上书毛泽东为刘少奇说情，希望当政者团结。这种为大局者计的勇气担当与为一已之私的营营苟苟显然有着云壤之别。至于当教育总长时处理学生游行罢课的失当，让他难辞其咎、背了一辈子黑锅的政治污点，以至受到鲁迅等人“痛打落水狗”的不光彩遭遇，也都是些情非得以的较量，其间的是非曲直也不是对与错两个字能够简单概括的，当时特殊的事件背景和现实考量，可能只有当事者才能说得清楚。“珍重青史笔一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我们后来人应该有这样的审慎态度和胸襟气量，中华民族走到现在，靠得不是孰是孰非的较量，而是一种成熟伟大的包容！ 以前，我对章士钊的认知还比较刻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深刻的思想家，严谨的学者，一个望之俨然的大人物。最近，因为有福看到了他的一些家信，改变了一些看法，看到了他温情平常的一面。这些信中，有二通都是四页的花笺，尤为难得，我称是老章的情书，小字娟娟，情话绵绵，读来令人唏嘘：德贞吾姝：此数日内是我最为高兴之日！因魏太太送来针药罐头并信一封相片一张，你的面貌比前丰满，此比我自己有好处还要好！我近来学俄文甚有进步，真是毫无暇晷。每周有两处要开会，日间又总有客来，日子倒是过得很忙。但每日总有几回要想起你。我之做事高兴也因为有你在，将来有好日子我们可以同过几天。我在天津替你存有一笔款子，大约可以供一两年用度，此款无论如何非你到来我不动用！此事来信时不必提及，妨为人见……
在另一封信中，章士钊因为得知殷德贞有病自己不能亲自照顾以致非常自责：“我常想我于今处不死不活的地位，连累到你，使你无家可归。顷接罗惠贞杭州来信，说您很记挂我。我想如我这种无能力无义气的人，常想他做甚么？我生平错误太多，而第一错误即是拖您下水，而我又不能好好培养您，使您今日流离失所，疾病缠身。我每提笔不愿写信，即是为此类思想困住。想到无一句好话使您耳根略顺一顺，毋宁作罢……”
这两封信写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岁的老章，这回还真是投了降。不是倒在文白之争的笔战中，而是败在儿女情长上。“每日总有几回要想起你，我之做事高兴也因为有你在……”这般热烈痴心，一往情深的表达，真是有趣的让人脸红。“如我这种无能力无义气的人，常想他做甚么！”这显然又是气话。道是无情却有情。因爱而喜，因情而悲，跌宕起伏，为伊消得人憔悴。老章被折磨得好苦！英雄难过美人关！章士钊又怎能例外？窃以为，这样的章士钊才称得上名士风流，诗人本色！一句话：好玩！
章士钊的感情生活比较复杂。他一生娶过三位夫人。元配夫人吴弱男，是一位知识女性，清末四公子吴保初的长女，画家章可的母亲。第二位夫人奚贞，是章含之先生的养母。据说出身青楼，是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干女儿。第三位夫人殷德贞。1915年生，无锡人，京剧刀马旦演员，艺名雪明珠。四大名旦程砚秋的入室弟子。1935年，殷与62岁的章士钊在南京相识相爱。抗战时期，章携殷德贞避乱重庆，正式结合。因此，殷被戏称为章士钊的“抗战夫人”。解放前夕，章、殷同到香港，后殷留港，章北上定居北京。
这两封信就是人在北京的章士钊写给香港的殷夫人的。虽然只是普通的家书，却有其独特的意义价值，让我们透过这纸色墨香，得以窥见行老晚年的情感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可爱的孤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