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小龙 我和李小龙想对你说句话

卡马乌·贝尔，美国黑人作家、制片人、喜剧明星、CNN电视主持人

吴万伟 译 译者授权发布

反对种族主义就是反对种族主义。

这是李小龙的第二部电影《精武门》中的一个片断，李小龙扮演的角色陈真非常生气，将对面日本空手道馆的道员打得屁滚尿流，那是因为在他师傅霍元甲刚刚去世之后，空手道馆派人来过精武馆，不过，他们不是前来切磋武功而是来挑衅的。李小龙想与他们开打，但是遭到大师兄的阻拦。李小龙生气的不仅仅是日本人不尊重精武馆和师父，他感到愤怒的是种族主义。你瞧，空手道武馆是日本人开的，电影背景是在上海，在1910年的中国，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城市。在电影中，很清楚的是，日本空手道武馆觉得他们是绝对自由的，想怎么挑衅中国人就怎么挑衅，他们不害怕警察，他们不害怕门外有十亿中国人围攻。他们只是趾高气扬地走进去，肆意地羞辱在师父灵前守护的一群人，然后又扬长而去。日本人显然有权力和特权，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真正的种族主义的存在。

李小龙径直前往空手道馆，将每个试图还手的人都打得落花流水，甚至痛打了那些还不确定是否要挑战但已经站在“功夫电影打斗圈”的人，他怎么可能不打？并且在离开之前，将日本人送给精武门武馆的“礼物”还了回去。那是种族主义的礼物，一块儿写有“东亚病夫”几个漂亮汉字的牌匾。日本人最可恨的花招是他们还用白纸将牌匾精心包装起来。想象一下中国人打开这个包装时所能感到的义愤填膺。“东亚病夫”是日本空手道馆要表达的意思，即在全世界所有亚洲人群体中，中国人最软弱可欺。其次，这群日本学徒没有意识到的事实是，他们占领了拥有十亿人的国家，这让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政府的野心看起来未免太小了些。

李小龙不仅仅是要送还这个礼物，他还说，“我们家里没有地方放这个东西，还是你们留着吧。”怎么可能。李小龙打碎了牌匾的玻璃，将里面写字的绸布撕出来塞进吉田的嘴里，强迫这个家伙把这些话吃下去。看到了这个场景，并记了下来）这个动作很残忍，不过，那人得到这下场也是活该。在李小龙扬眉吐气地走出大门之前，回头对着空手道馆内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人吐了口水，“我们不是病夫。”显然，当中国观众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时，他们肯定会站起来鼓掌欢呼。作为在芝加哥长大的青少年，我可能会做同样的事。作为美国黑人，我深有同感。我不是中国人，欺压我的不是日本人，但我在芝加哥南城母亲的公寓里说过，“我也不是病夫。”

对李小龙了解得越多，我就越了解他在电影中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也反映了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反种族主义态度。年轻时，他在旧金山华裔美国人社区因为向非华人传授武术与其他成员存在矛盾。一个名叫杰西·格洛弗的黑人就是他在这个时期的好朋友之一。后来，当李小龙前往洛杉矶并打进好莱坞时，他还曾向NBA球星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传授武术，并和他成了好朋友，当时此人的名字叫刘易斯·阿辛多尔。你能想象那些对话有多深刻吗？

李小龙和黑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他在黑人社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在20世纪70年代，很多黑人将他当作自己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电影中常常带有种族主义元素；或许因为他总是扮演失败者，这意味着黑人能够看了然后说“啊，我懂。”或许是因为黑人在他的电影中扮演了不同以往的角色，当时黑人在电影中想摆脱扮演模式化的角色往往非常困难，李小龙很了解黑人的处境和渴望；扮演头目的角色）；或许黑人喜欢李小龙是因为他在屏幕上的出众表现，就像喜欢英雄穆罕默德·阿里拳击时的弹跳。谁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黑人突然对武术产生浓厚的兴趣，李小龙当然是最大的功臣。无论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李小龙是自己人，反正我就是喜欢他，我始终站在他一边。

20世纪90年代末，我前往旧金山，之后很快注意到公交车上戴医用口罩的华裔美国老太太似乎并不认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有一天我上了公交车，听到背后一群人高声喧哗就像在体育赛场一样。我扭回头，期待看到我们黑人，结果却发现是一群十多岁的华裔美国人。我惊讶得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还好，至少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一个身高六英尺4英寸，体重250磅的黑人哥儿们在盯着他们看。我再次去了唐人街李小龙影片放映室，里面有很多他在旧金山时的老相识。此时，我意识到李小龙不仅是他们的人，而且仍然是我的偶像。我知道，对“我们不是病夫”这句话，他们有更深刻的感受。那些华裔美国老太太不把我看作她们的盟友，华裔美国人的核爆式喧哗吓得我毛骨悚然，我想他们肯定是从嘻哈舞曲(Hip Hop）学来的腔调，不过，这一切都还好。我很清楚，虽然我与华裔血统美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喜欢李小龙，但我们跟李小龙之间的联系是不一样的。

我之所以写这些，是因为最近我的照片墙页面的评论区成了骂人脏话的展板。照片墙一直是我想摆脱在推特上恶意发挑衅帖子者时前往的地方，但在就地避难的时代，推特也成了恶意发帖子者的自由地带，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进行严肃争论。如果引用我那五岁孩子的话，他们对我是谁和我如何评论或许存在根本性的误解，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可以说这些人有些困惑不解，他们不知道我的头脑中怎么能够同时拥有若干不同的想法。他们不明白我怎么能对总统及其扈从在科学家明明已经反对给病毒贴上地域标签的时候仍然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而愤怒地发狂，他们不明白我怎么能对亚裔美国人遭受那些被总统的种族主义煽动起来的人的骚扰和攻击而愤怒地发狂。这些人困惑不解的是我同时谈论了两个议题的事实。他们的回应相当于说“这是中国人活该，因为有一次，在饭馆里一个中国招待对我非常吝啬。”或者“那是他们活该，谁让他们从来都不积极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集会活动。”

这些人中还有些人只是不明白，我怎么能既对亚裔美国人遭受的攻击感到愤怒发狂，同时又对警察仅仅因为不戴口罩就拘捕黑人愤怒发狂。而且，请等一下，令我发狂的还有很多东西。

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鲍德霍恩，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逮捕，肖万单膝跪在弗洛伊德脖颈处超过8分钟，弗洛伊德被跪压期间失去知觉并在急救室被宣告死亡。事件曝光后不少美国市民举行和平示威集会要求公正审讯涉事警员和正视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但示威很快演变成暴乱。

在我的照片墙页面下发表评论的人也对下面这个事实发狂，我仍然有足够多的精力对非洲裔移民和在中国的非洲人成为中国人的攻击目标而发狂，这些中国人强迫非洲租客搬走，要求对他们进行检疫隔离。他们说“这太疯狂了。”他们说，“你怎么能既亲近中国人又对中国人发狂呢？”“你为什么不只关注最直接影响你的东西。你的疯狂可真是太疯狂了。”

如果你不明白我为何在发现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时感到仇恨，为何在发现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时感到仇恨，为何在发现中国出现的针对非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感到仇恨，那你很可能也不明白李小龙、穆罕默德·阿里、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歌手妮娜·西蒙、鲍勃·马利、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人为何对种族主义感到仇恨了。我想，你小时候对芝麻街电影网感到困惑，那么今天你仍然会感到困惑。但是，我不困惑，反对种族主义就是反对种族主义。这意味着即便在你觉得不那么方便的时候，即便在你觉得不容易或者不好玩的时候，即便当你要试图帮助的人并不认为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他们的盟友，或者甚至懒得看你一眼的时候，也要坚定地反对种族主义，我坚信这一点。我仍然希望，要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和公交车上戴医用口罩的华裔美国老太太说说话就好了。

译自：Me and Bruce Lee would like to have a word with you by W Kamau Bell

原文链接：https://medium.com/@wkamaubell/me-and-bruce-lee-would-like-to-have-a-word-with-you-bfc1727216eb

投稿、联系邮箱：isixiang@vip.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