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长岛耕作 1989年的我，不负责任了

那天从桃园机场搭出租车到台北的办公室，在北京待久了我学会字正腔圆的“北方腔”，台湾的司机只要碰到对岸人民通常话都挺多，通常还会先从政治开始。但那天却是从一个通俗的话题开始：“你们那里的年轻人结不结婚？”

为了与他聊天，我没戳破自己是台湾人的身分，忍着笑替“那里的人”回答，“结啊。为什么不结？”

“台湾很多人不结啊。我儿子就是。”

是喔。我笑一笑没说话，2015年的台湾平均结婚年龄：男性34岁，女性31岁。

“他养了只猫，就把猫当小孩啊。”司机的声音放低了，“结婚也不结，小孩也不生，没办法啊，台湾这代年轻人。只想玩啊，不想负责任。”

最后几句象是讲给自己听的唸叨，声音低低微微的。

唉，这代年轻人不负责任。这句话可能是我这代台湾人从小听到大的话吧。

您儿子几岁？我问，他说，民国77年啊，都30了。1988年出生，与我年纪接近。

我的妈妈28岁生我，32岁生二胎，是他们当时的“正常值”。台湾现在平均结婚年龄过30，专家预估几年后会更晚，30多岁未婚、不婚、不生的在台北极多，父母辈的“传宗接代”观念当然有，但台北的父母许多如同那位出租车司机一样，背地里小声唸着，偶尔小心翼翼地跟子女提及，还要承受“现在景气烂成这样，谁敢生啊？又不是你们那代”的评判。（我也会这样跟上一代说。）

1989年的我，为何这么“不负责任”啊？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想了想，从我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经验开始剖析。

1

我的大学志愿是我妈填的，什么好找工作就填哪个，那时的热门科系比如企管系(企业管理)、经济系、当然还有那些理工科和医科，在这些热门科系中唯一能与文科生挂上的就是企管系，所以就算我强调没兴趣，我妈还是把它排在第三志愿。

幸好，我在最后一刻偷偷填到第五。后来我进了“第一志愿”传播科系，那是我妈认为还行、我也觉得“稍微有兴趣”的科系。

结果，我大学四年讨厌死我的专业了。大三、大四那时这样的“讨厌”到了极点。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已经在职场的学长姐回来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有人不无得意地说，我在O大广告公司上班（业界认为第一名的广告公司），我大学时就在那里实习，没有一毛钱，每天工作到凌晨。我毕业第一年只有两万五（台币），我觉得薪水不重要。我那时每天加班到凌晨，喝点咖啡、隔天继续上班。

“我爸笑，我公司的行政小妹前都比你们多，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热血。”

台上的人讲完，我们这些学弟妹拍手，有人举手问，学长，你们公司给加班费吗？学长笑，“麦当劳吃到饱”，所有人一起大笑。

你便宜、你过劳、你的工作时数超过《劳基法》保障，你没有应有的权益，你笑什么啊？

你觉得“便宜的自己”很荣耀啊？

我和另一位女同学事后这样吐槽，然后我们发誓，此生不进广告业。后来她进广业了，她说那是她的热血所在，只是她成为在公司会跟老板拍桌“我要下班了”的少数怪胎。

我大学四年都在全球金融风暴的阴影下，那时许多人的观念是“有工作就好，看看那些放无薪假的”，实习生就是免费的劳动力，人家企业肯让你当免费劳工你该感恩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不要计较薪水，吃亏是福。

学长姐这样说、老师这样说、家人也这样说。只是我内心觉得，这是台湾经济环境的正常情况，但这样正确吗？我们至少该记得，这是难关，年轻人共体时艰、自我安慰，不代表我们就该承受吧？

2

“菲律宾在亚洲算很穷吗？”那个菲律宾女孩问。

“以东南亚来说，人均GDP第一名是新加坡，8500美金；第二名是台湾，6500美金，这两个地方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距。接下来是马来西亚1700......菲律宾700，印尼600。”

“那日本呢？”女孩问他。

“日本人均是.....两万美金。”

菲律宾女孩呆住了，然后喃喃自语，这么多啊。

──日本漫画《课长岛耕作》，1989年

我大学毕业之时，台湾人均已近两万美金。只是我这代台湾青年，只要不是经济相关科系的，都只不住在想，人均从一万初到近两万，我们为什么还比十几年前的毕业生廉价啊？真是大学生太多？还是经济繁荣数字的背后，不过代表富者更富罢了？

我毕业后在餐饮业担任行政秘书类工作，公司离台北是林森北路很近，林森北路可算派驻在台湾的日本员工大本营，弯弯曲曲地向弄里都是日本老板开的小日本料理。

我主管请我吃饭时，我坐在日料吧台，吃着串烧，跟34岁、硕士毕业的主管聊起这个疑惑。主管说，她的硕士同学里，以文科生而言她也算不错了，二十多岁硕士毕业工作至今，三万六（台币）的薪水。

那时我22岁，薪水三万。我如果到了三十多岁，也不过三万多？

那时，新闻媒体在说，日本将步入低欲望社会。台湾日剧风潮已被韩剧风潮取代，艺人想去韩国，小朋友认为首尔和东京一样。

“台湾不是什么都跟日本比，只是我们的情况，太像了。那种失落，简直是一样的。”主管说。

刚毕业的那一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3%。政府说那是“稳中求成长”，我自己是听都不想听。

你明明可以说实话，我们是在吃过去的老本、我们面对危机、我们应该一起讨论怎么做！你别老是用这些数字忽悠我！

几年后，我朋友对蔡英文的所作所为，做出与我当时对马英九一模一样的评价。台湾人民只是想听政府说点实话。

3

如果你是要去大陆读书的有为台湾青年，或是22岁大学毕业后杀去北京工作，如果你又是倒霉的文科生，那大致会是这种“上升路径”：第一年月薪八千（或是一万初）、然后一万多、到两万时可能近三十了。跟多数同学历、同专业的大陆同龄人没有什么差别。

有时候我看似融入了，但是对于一些议题，又会瞪大眼睛看着大陆朋友“你们是外星人吗”？直白地说，我对于城市里的大陆男性在追求女性时必须出钱（以及展现出的毅力）感到有趣，同时也对一些直男的观念感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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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女人不想生小孩是不负责任。

大哥，你开玩笑吧？要达成你结婚生小孩的愿望去非洲就可以实现啦，女性现在都要上月球了好吗？我们女孩死命读书就是为了给自己更好的生活。什么叫好？就是不用理睬你们这些言论。

而且，将生育率降低这种事推到“女人(或现代人)观念先进、不愿付出”也真有趣，这虽然是一个因素，但这是个人选择。

相反，人民该问：政府在其中担的责任呢？房价、医疗质量、生活环境、现有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否让人心安，这不更是主因吗？

“你做媒体后愤世嫉俗了。”我的大陆朋友笑。

不，这些话台湾年轻人都懂，只是大陆同龄人有时候带有一种“使命感”。身边的人都去做，我总得要给家人一个交代？

还有，我对于大陆青年争相凑齐“六个钱包”买房的现象也感到叹息，好吧，北京有户口问题，其他城市呢？扒下父母的钱，万一年迈的父母生重病怎么办？那些庞大的医药费，足以打散一个家庭。

对不起，碎碎念了，而且太负能量。近三年来，我在北京的工作算顺遂，但是我一方面观察我们这些在北京的飘泊台湾人，一方面也不断问大陆朋友一些攸关经济民生的问题。但是，尽管我常取笑我的大陆朋友，我却不希望从他们口中听到太负面的答案。

我希望大陆能避免台湾、日本步上的“失落后尘”。不只是因为我生活在这里，而是因为我希望这个时代不至于真的这么糟糕。

去年，也就是我28岁的那一年年底，我由衷地为自己在北京有份不错的工作而庆幸。我回台湾与朋友吃饭，她抱怨在自己公司聚餐时看到的现象：总经理搂着女职员劝酒，喝下去才给红包。

我说，如果是我，我不要红包了，甩开他的脏手，转身就走。

朋友说，唉，两万耶。

两万台币有什么了不起的？少瞧不起人了！但，如果我领着三万多台币的工作，我会不会觉得，两万台币耶，唉，忍吧？

抱歉啊，这位总经理，我在北京久了，我的喝酒物价也上涨了，四千人民币想又搂又喝酒？滚犊子！

那一刻，我真心为自己没有负债的家庭感到庆幸，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庆幸，为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感到骄傲。

原来我这些年的努力，不应该只是“反正我再怎样也买不起北京的房、生不起小孩”的嘴碎抱怨。这些年的努力，代表我在许多时候，有了挺直腰说话的底气。

4

这是我年龄“2”字头的最后一年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每个月回台北一次，我跟父母的关系也有了有趣的转变。前两年我妈会唸叨着给我在北京买房，被我严厉吓阻数次。“你们把钱留在身边就好，不用给我。多吃好的，能健健康康的，就是对女儿最好了。”

“但是，你在北京要一直飘着吗？”

“我还年轻，我以后有很长的人生，我会在哪里不知道。但是，如果我跟你借钱买房，买了房之后我会担心，万一你生病了急需用钱，我要卖房、钱要汇回台湾，会心力交瘁。我会希望你过得好，钱留着，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了。”

然后，父母身边熟人的老人家开始住医院了。有些子女为了谁出钱吵翻天，老人有退休金，没有动到子女的钱包，子女仍觉得是累赘。

“如果不是老人有些退休金，子女就杀人了吧。”我爸淡淡地说。

我问我妈，七老八十的老人家，此刻躺在病床上，听着吵闹的子女，回顾这一生，值不值得啊？

我希望我爸妈能多为自己而活。

我妈现在不提买房了，她勉强接受我这种“大不了退休后就回到台北养老”的说法，但有时还会感叹，作梦也想不到你们这代最终是游牧民族。飘去各地，漂离台湾，不婚不生。

我说，我会不会真的不生不婚？不知道，但是我想凭着自己和另一半的努力，过好生活。

“但我现在希望你和老爸，多吃美食，努力花钱，游山玩水。不拖累你们，这可能是我们这代能给你们的孝顺吧。”

5

从1989到2018，我都只不住地问“为什么会这样”？尤其是从我初中、高中到大学、硕士毕业、在北京常驻，这些十年前吵的问题，十年后仍然一样。大家生气的点，也都是一样，陷入了一个无止境的循环怪圈。

但最近两年我发现，不，路不转人转，年轻人的心态开始转变了。愤怒后，大家不再寄希望于别人。我看过更多更多案例，大学毕业生第一份简历投到北京，自己买机票去面试，然后自己找人合租，安身立命。

真厉害啊，这些九零后。我这代八零后台湾人，多数都是等着外派、第一份工作往往是台资或外资公司，但是这些九四、九五年的，背起行李，就这样出发了。

他们用行动告诉长期把持台湾政权的大人们：政治游戏，你们尽管玩吧，狗屁大人，但是少瞧不起我们了！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不再认为“便宜热血”的加班有多么值得荣耀，同时我也发现，在北京的台湾青年，比在台北的同龄人更敢表达意见，也更“敢要”，这种“北京职场精神”某方面也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台湾朋友。

有时我们彼此开玩笑，“2049年，我六十岁，你54岁，我们是不是要面对一个‘完全统一’的中国？那时的台湾又会如何啊？”

不要怀疑，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的，甚至有只去过大陆出差、也对大陆无好感的台湾朋友。我们都隐约发现，我们未来要面对的变动，比自己曾想的还要剧烈。

以上内容，我周三晚上打好，但周四正在收尾的同时，奶奶过世了，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体验什么叫“死别”。

所以，我想讲讲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我爷爷在大陆过世的，我不知道我奶奶去过大陆几次，但随着她的过世，我体认到他们的时代过去了。

真的过去了。

我们家在河南有“穷亲戚”，以前我大伯会寄点钱，如今可能也不需要了。

一方起来、一方落下，从台湾钱淹脚目到东南亚崛起，我们的时代才刚开始。老人家的过世让我体认到，未来有再多变动也好，我还年轻着。

1989年的我，大学毕业时仍认为自己生在一个对青年不公的时代，但是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是我以前想都没想过的。比起抱怨不公，自己去行动，这才是年轻人吧。

希望你也是。

（作者：郭雪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