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经常外出喝酒不回家,吉某某因此不满,常和其争吵。2019年的一天,因丈夫不回家且联系不上,吉某某竟亲手掐死了年仅1岁4个月的儿子……这是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起故意杀人案。
案发后,经四川西昌市公安局鉴定:根据法医学尸体检验情况,结合现场勘查,孩子系因被掐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后经司法鉴定:吉某某患有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发作,案发时处于患病中,在本案中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2019年年底,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吉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一审判决后,吉某某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刑事裁定书
吉某某在上诉中提出,丈夫对家庭漠不关心,造成其产后抑郁,在发病期间产生厌世情绪而犯罪,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近日,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吉某某,1998年出生,四川省西昌市人,她与丈夫俄某于2017年5月结婚,儿子于当年10月出生。吉某某称,她和丈夫平时关系还不错,但自从生了孩子之后,丈夫就经常出去喝酒不回家,“我们经常吵架,一个月内会有两三次”。
2019年2月21日,丈夫俄某上班后没有回家,她一直联系不上,“打了四五个电话,他一直不接电话,我就开始心烦。”当日晚上9时许,她便带上1岁4个月的儿子,花了300元包车从布拖县城来到西昌。
“早上9点过,我醒来又给我老公打电话,但还是不接……直到中午12点,我再一次打电话,他依然没有接。”2月22日中午,吉某某因无法联系上丈夫非常气愤,便产生了掐死儿子然后喝农药自杀的念头。
随后,吉某某带着儿子乘坐公交车至西昌市,步行至樟木箐乡樟木大桥附近的磨棋山上,“我在山上想了十几分左右,一直在想活得太累了,还不如死了算了。后来,我就蹲下来,用右手把儿子掐死在自己的怀里……我抱着儿子的尸体在原地坐了半个小时左右,期间一直在想去喝农药自杀”。
之后,吉某某将儿子的尸体用随身携带的背带盖上,又在附近找了一块棉布盖住尸体,随后下山。“在公路边,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给他说了整个事情,然后我说要去自杀,爸爸就叫我和他见一面。见面后,爸爸叫我去自首,他已经报警,我也答应了。后来,长安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把我带到长安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西昌市公安局鉴定:根据法医学尸体检验情况,结合现场勘查,孩子系因被掐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司法鉴定:患有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发作
“我没有过病史,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抑郁症,总是很容易发脾气,不信任任何人,但这都是我想的,没有去医院做过检查。”吉某某供述中辩解道。
吉某某称,因为丈夫经常在外面喝酒不回家,两人时常吵架,甚至打架。“我们最近一次打架,他把我的腰部打伤了;最近一次吵架是因为我打电话问他下班没有,他就开始凶我,说下班了自己知道回来,不用打电话催,所以我们就在电话吵了起来”。
“我以前有过轻生的行为。”吉某某还称,2018年8、9月的一天,因为丈夫经常不回家,她在西昌市街上买了农药,回家服下,“后来,我想着我的孩子时就不想死了,我给妈妈说了情况,就到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抢救,住院一天后出院。丈夫经常不接我的电话,一直不回家啊,所以我就产生了把孩子掐死然后自杀的念头”。
“她给我们说过她得了产后抑郁症,我不清楚她有没有去医院检查。”吉某某的妹妹证言证实,她知道在2018年姐姐因为丈夫经常不回家,吃过一次农药,后在医院抢救过来了。
不过,丈夫俄某称,他和妻子平时关系还是好的,有时候会吵架,但从来没有打过架。“我妻子平时很容易生气,其他没什么。闹的最大的一次是在几个月前,有一天早上我准备去上班,她就翻看我的手机,说我快手上关注的全是女生,就很生气,我也没有管她就去上班了……”
事发前几天,妻子没有异常。“2月20日我们一家三口还一起去买菜,21日早上我去上班,下班后我就去昭觉县城和一些朋友吃火锅,当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布拖县城歌城喝酒,当天晚上没有回家”。
经攀枝花第三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吉某某患有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发作,案发时处于患病中,在本案中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吉某某因家庭矛盾产生厌世情绪,以掐脖的方式非法剥夺其幼子生命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吉某某自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应当认定其自首,可以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吉某某患有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发作,案发时处于患病中,在本案中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吉某某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综合考虑本案的引发原因、被告人案发时精神状况,以及其所具有的量刑情节,决定对其从轻处罚。故辩护人所提吉某某有抑郁倾向、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基本相符,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予以采纳。由于吉某某的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应由吉某某承担赔偿责任。
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吉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俄某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等3.5万余元。该院判决后,吉某某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吉某某上诉提出:本案因家庭矛盾引发,丈夫对家庭漠不关心,造成其产后抑郁,在发病期间产生厌世情绪而犯罪,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吉某某故意杀人罪二审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据媒体公开报道,来自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出现诸如悲观绝望、烦躁不安等抑郁情绪的产妇比例为50%至70%,其中发展到抑郁症的产妇有10%至12%,这一比例几乎是普通群体抑郁症患病率的两倍。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罗利爽表示,抑郁症是现代社会常见的心境障碍,以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行为减少,俗称“三低”为主要特征。吉某某患抑郁症,肩负独自照顾孩子的压力,加上丈夫对家庭的疏离,最终导致惨剧发生。
“因为身体激素的剧烈变化、角色适应不良及其他社会原因,女性在产后容易陷入抑郁情绪,甚至患上产后抑郁,出现抑郁、悲伤、沮丧、哭泣、易激怒、烦躁,甚至有自杀或杀婴倾向等一系列症状。”罗利爽表示,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抑郁症患者首先要自我关怀,当察觉自己超过两周持续存在难以调节的内心痛苦感受,要及时就医、及时求助,正确看待情绪问题,及时到专门的心理机构接受专业的心理指导。
“同时,家人的呵护和关心也尤为重要。”罗利爽认为,“被理解、被宽容对待的感觉对抑郁患者尤为重要,如果家人苛责,可能造成患者强烈的内疚,家人要对患者有更多的包容、理解。”
罗利爽最后提到,“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关怀产后女性,并不是取缔她母亲的角色,而是全力支持她、关爱她,让她成为一个胜任的母亲,这可以帮助产后女性尽快适应角色,应对抑郁情绪。”
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心理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郑佳雯表示,抑郁患者逐年增加,并呈现出低龄化的态势,抑郁是生物、社会和心理的共同作用。
“在生理因素方面,女性患病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女性需要关注两个特殊时期,一是产后,二是更年期。”郑佳雯分析,案例中的当事人吉某某称自己有产后抑郁,是因为产后激素水平的剧烈变化导致情绪波动明显,如果情绪得不到及时处理,抑郁就会加重,吉某某之前就曾经有过自杀的想法。
郑佳雯还分析,在性格因素方面,一个人如果自身性格较为极端或者神经质,也容易诱发产后抑郁。比如,吉某某联系不上老公产生杀孩子的想法就是一种明显的偏执。另外,社会因素方面,比如夫妻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不和睦也是导致抑郁的因素之一。老公不顾家不管孩子,吉某某在抑郁情绪下还要一个人照料孩子,不管从精力、经济还是生完孩子角色的转变,都是诱发悲剧的原因。
她表示,随着科技不断进步,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一系列心理问题也相伴而生。比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生活和工作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越来越累、越来越忙,和家人的沟通越来越少,加之心理知识普及度不高,心理治疗资源的匮乏,产生负面情绪却得不到有效释放,这些负面情绪只好被自己压抑下来,久而久之,情绪叠加就形成了抑郁。
郑佳雯建议,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如果平时处理情绪的方法已经无效,请你务必告诉身边人;关注身边人的心理健康,如果你的身边有人不经意说自己抑郁了,请不要当作玩笑,而是倾听,并建议对方寻求专业帮助;如果感觉自己有抑郁倾向,一定要寻求专业机构或心理专家疏导,这一办法最有帮助。
据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统计,出现诸如情绪低落、悲观绝望、烦躁不安等产后抑郁症状的产妇,比例高达50%至70%,其中发展到产后抑郁症的产妇约有10%至15%。插图 宋溪
事实上,自2015年起,由于产后抑郁症发生的悲剧,就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仍未得到公众的足够关注。为数不少患上产后抑郁症的新晋妈妈,只靠“硬撑”度过病程。
“回想那一切,又真实又虚幻,至今都会觉得,那是我么?”两年前,孙敏的孩子呱呱落地。然而孩子给孙敏一家人带来的不仅是欢乐,还有突如其来的苦涩,“说是阴云笼罩比较合适,黑压压的气氛,在家里持续了一年多。”
也许是孩子带来的喜悦太过浓烈,也许是疲惫的身体尚未复苏,刚生完孩子的那几天,孙敏还未察觉自己的情绪,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直到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家中,她突然觉得,“许多事情都变了”。
首当其冲的是焦虑不安,虽然母亲就在身边,家中还请了月嫂。孙敏还是止不住地担心,睡觉怕压到孩子,醒着又担心月嫂不尽职:“感觉没有一分钟能合眼,就算睡着,也会突然惊醒”。
“活了28岁,我从来没体验过,这么多负面情绪一股脑都出来了。”24小时连轴转的育儿生活,让孙敏的精力迅速耗竭,也让她的情绪在失落与激动之间来回反复,常常前一秒还在为一点小事生气,后一秒就开始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坐在家中,孙敏头脑中出现的画面,却不是孩子带来的甜蜜生活,而是带娃的辛苦,给工作带来的影响,乃至于未来的生活:“刚带孩子一个月都那么难,今后还有几十年,觉得日子很难过下去。”
更让孙敏意志消沉的,是家人的不理解。“刚说几句,他们就说我想太多”。尤其是孙敏出了“月子”后,还每天挣扎于负面情绪中:“我心情无比低落,觉得干一点活都累,家人却认为我是矫情。”
孙敏心情最糟的时候,发生在产假即将结束时,想到要拖着疲惫的身体上班,回家后又要面对喂奶、抱娃、哄睡的循环,孙敏第一次想到了“死”,她不止一次抱着孩子站在家中的阳台上,“就想着能不能这么解脱了,好在理智还是把我拽了回来。”
“比较幸运的是,家里人看我这么长时间还缓不过来,终于开始关注起来。我自己也有改变的想法,所以去看了医生。”生娃后第六个月,孙敏生平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室,听到的则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汇--产后抑郁症--“早就听说过,但从来没有往自己身上想。”
实际上,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并不鲜见。据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统计,出现诸如情绪低落、悲观绝望、烦躁不安等产后抑郁症状的产妇,比例高达50%至70%,其中发展到产后抑郁症的产妇约有10%至15%,这一比例远高于正常人群的抑郁症患病比,且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经过数次心理咨询后,孙敏的状态明显好了很多。虽然时不时仍会陷入低迷,但了解问题根源的她,“觉得心态轻松了”。情绪激动发生争吵时,家人也会选择忍让和安慰,这让孙敏颇为感动:“咨询师也说过,问题不会一天就解决,但至少我们走对了路。这样又过了半年多,我觉得真的走出来了。”
然而在现实中,如孙敏般选择正规途径求助的产后抑郁症患者少之又少。更多产后抑郁症患者选择在家“硬扛”,乃至于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我们往往忽视妈妈的需求,来咨询的也常是产妇不正常的状态已经影响到孩子,家里才重视。”好安心妈妈心理学院创始人、资深心理咨询师沈荟馨介绍,产后抑郁症的产生原因多种多样,产妇内分泌环境迅速变化,社会角色转变,均会对产妇的心理产生影响。
医学统计显示,产后抑郁常出现在产后6周内,随着产妇体内激素水平的逐渐恢复,抑郁症状有可能自行消失,但仍有部分产妇深陷其中:“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就有可能发生恶性事故,也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产妇自我觉察较弱,家人需要注意细节。例如产妇出现一些平时没有的情绪状态,情绪烦躁或是低落,觉得自己很糟糕等等,都应及时干预。”资深心理咨询师沈荟馨介绍,产后抑郁症的治疗多采用心理咨询的方式。而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尤为重要。产妇向身边人倾诉自己的情绪状态、适当的运动,也能缓解产后抑郁症状。如症状严重,产妇也可以考虑服用抗抑郁药物。
沈荟馨坦言,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也让产后抑郁症有了肥沃的“土壤”,例如孩子的性别偏好,照顾孩子的责任分配与婆媳关系等,都会对产妇造成更大的压力:“我们总说做妈妈要坚强,‘为母则刚’,但产妇并不是超人。产妇已经出现了情绪问题,我们还在说‘你得为了孩子’,忽略了产妇是人不是机器,会生病,也会脆弱。”
与此同时,随着生育政策的改变,近两年来高龄产妇明显增多,也成为产妇心理问题的“推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副主任刘晓巍介绍,据该院统计,2016年年院内分娩产妇约为14300人,其中35岁以上便超过3300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产妇的身体,家庭的期待,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产妇心理问题的产生也明显地增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焦虑和抑郁。”
在刘晓巍眼中,产妇的心理问题并非没有预兆,只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的孕妇每次门诊都举着个小本,把要问的一条条写上,生怕漏掉一条,这就是过度焦虑。”
“产妇和家人需要正视孕产期间的心理问题,选择正确的应对方式。”刘晓巍坦言,由于社会文化和家庭传统等因素,产妇出现心理问题后,国内夫妇间常缺少直接交流,反而各自找父母、朋友倾诉,形成对立的局面,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刘晓巍介绍,针对孕产妇心理问题,目前北京妇产医院已开展相关的公益讲座及无偿心理咨询,但限于条件和资质问题,仍不能满足逐渐增大的心理咨询需求。2017年,北京妇产医院将联合专科医院,开设孕产妇心理门诊,为有困扰的来访者提供帮助:“我们社会也应该转变观念,不要有看心理科丢人的想法,心理疾病与其他疾病一样,应及时就诊。”
“我们建议从孕后20周,就开始心理建设。”沈荟馨介绍,国内外研究证明,提前进行心理建设,能有效预防孕期、孕后心理问题的产生,例如进行“正念”训练,提高自我觉察情绪的能力,能帮助产妇更加自如的应对负面情绪:“完全消除负面情绪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学会应对,提升我们的心理灵活性。如果没有提前的重视和准备,发现问题再临时抱佛脚,效果肯定会差很多。”
“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忽视。虽然产后抑郁症有生理因素,但产妇的心理问题,并非都是产后才出现的。只不过我们生活中一些细小的矛盾,女性平时得不到满足的心理需求,在产后产妇最脆弱的时候都爆发出来。”沈荟馨表示,从某种意义上,产后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大量产生,也是目前社会和家庭对已婚女性不够重视的缩影。“母亲”这一角色被赋予过多伟大的涵义和责任,脆弱、辛苦的一面被淡化,这也导致诸多女性“求关注而不可得”:“她们内心里本来以为这是自己该得到关爱的时刻,却又扛上了妈妈的重担,这种矛盾的现状很尴尬,也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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