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倪 医者仁心｜胰腺癌诊疗大牛上海老倪的苦闷：没救活自己的妻子

编者按

与医生的对话，除了询问病情，还能有什么？今天开始，我们与一群上海的医生聊聊天，试着回溯他们的人生故事，探究他们的从医道路，解读他们的生活态度。希望，我们每一个都会走进医院就诊的普通人，会对医者仁心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医生的爱情】

爱人去世3年整的那天，老倪又失眠了。

他爬起来，对着月色在手机上即兴做了首名叫《思念》的诗：

     

老倪是倪泉兴，我国胰腺外科专业化发展的创导者和开拓者之一。先后担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大外科主任、普外科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胰腺癌诊治中心主任等职务，现任复旦大学胰腺病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终生教授。

老倪有多牛？

牛到不少专家若对胰腺癌病人束手无策了，就让他们去找“上海老倪”。老倪救活了许多恶性肿瘤病人，胃癌、肠癌、肝癌，活了几十年的不少，胰腺癌术后生存二十年的也有。

但是老倪却没能救活自己的妻子。

爱人离世前说：你救得活别人，为什么救不活我？这句话让老倪痛到现在。

刀是他跟得意门生两人开的，完全是按无瘤操作原则做的，清扫时也够彻底。可是肿瘤早已侵出肠壁，完全与一个月前在某医院体检出得到的阴性结果不同。

“我闷啊，爱人也闷，学生也闷。没话说，刀是自己开的，药也是自己用的，结果这么差！”老倪摇头，“医生也无奈啊！肿瘤太复杂了。” 

老倪和太太曾获得过教育系统模范佳侣

【“我给卫生局写了一封信，投诉医生态度不好”】

我也是“70后”，今年71岁了。

我的人生概括一下就是，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中途有恙、老来丧偶。

怎么“先天不足”呢？我1945年出生，母亲怀我时，日本鬼子还没滚蛋。在农村里，没有米饭吃，营养不好，我生下来自然先天不足，又瘦又小，那是6月份，还好不是冬天，冻不死。

三年自然灾害，正值我们这辈人生长发育需要营养，可惜当时缺油缺粮，我住在乡下，只能吃牛皮菜、“光荣花”——没有成熟卷起来的青卷心菜老叶子。所以我“后天不良”，快20岁的小伙子，只有九十来斤。

那时候，农民看病很不容易。1963年，我高三，小侄子患口腔念珠菌病，那时我们只知叫鹅口疮，去城里一家医院。看病的医生看我们穿得破旧，一句“你们有钱吗”就打发了我们。我年轻气盛，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到上海市卫生局，说那个医院态度不好，看不起农民。后来卫生局派了人来调查，我说，我们是穷，但是我们不受你们的气。那个医院给我们道了歉，打了招呼，也就算了。也由此，我暗暗下了学医的决心。

我那侄子呢，后来在乡下土郎中那里用“马奶”治好了。土郎中很实在的，有钱人就多收一点，没钱的就少收或不收钱，我们很感激。高三毕业后，我就考上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

可还未等我毕业做上医生，自己却先得病了。那时我们上医69级全体学生到青浦乡下，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父亲患开放性结核，我就被传染上了“富贵病”肺结核，那时正是要命的病。先后住院半年多，打针吃药还要做气管内滴疗。出院后医生叫我自行滴疗，就是把一根导尿管，放在鼻子里，自己吸下去到气管里，然后自己打药。有了这样一个经历，现在我做胃镜也不用麻醉药，有点难受但能够忍。因为上麻醉后会影响今后我给病人做手术，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嘴巴里插一根纤维镜，眼睛也要盯着荧光屏看着图像；做肠镜，也是自己给自己看的（笑）。

那时给我治疗的医生现在很有名了，我很感激他。不过由于当时用的链霉素尤其是硫酸双氢链霉素耳毒性很大，所以我留下了后遗症，两只耳朵持续性耳鸣，终身的，甚至有短暂失听。正因为这样，我只能做外科医生，不能做心脏科医生、麻醉科医生。这些都是要听心跳的。病人心跳都没有了，我以为还有，行吗？

【最好的十年】

25到35岁，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这十年，我是在四川涪陵度过的。

1969年，按理说我们应该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但因为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让人感到厌倦，我想人到25岁了，应该做点事业了。当时有一支医疗小分队到四川涪陵去，去的每个队员有18块5毛的生活补贴。我不是思想境界高，是家里太穷，父亲早年中风，我一直靠哥哥姐姐们支持，18块5毛的补贴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意味着我从此能自立，可以养活自己了。

在四川的十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经历也曲折，受过当地领导和群众的表扬，也挨过“四人帮”的整，一言难尽，不去说了。不过在业务上，我的锻炼倒是很多，我采过草药、跟着学过中医，扎过针灸，也开过白内障，当过五官科、儿内科、外科医生，也进修过普外科、胸外科，当过计划生育工作队队长，做过很多妇产科手术。那十年的事，我能讲整整一天，都是真实的、亲身经历的。

我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一颗黄豆塞进耳道，他奶奶带她来求医，尽管我在上海的五官科医院呆了两周，但没有人给我讲过如何取耳道异物，书上也没见如何取黄豆。当时急得一身汗，医用钳子和镊子伸不开、夹不住，既不能灌水，也不能倒油。最后看中了女同学头上的发夹，拉直了竟把黄豆取了出来。我把这个事情写成《掏耳朵的故事》讲给我的外孙听，他听得津津有味，也想以后做医生。

要说看病难，山区老百姓更难，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我们也常常被叫出诊。

有一次，一清早，一个当地老乡急匆匆来叫我们出诊，说他老婆心脏病发了，“就一点点路”，可是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才到他们“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你们不能想象。屋顶是茅草，几根毛竹当柱子，三面用玉米杆编成的墙，还有一面就直接倚着陡峭的山壁。竹子编的门，简直就像一个拦鸡窝的栅栏。

里面黑洞洞，烟雾缭绕，刺眼又刺鼻，因为驱蚊驱寒都靠烧树疙瘩。床边有个粪桶，打开电筒一看，粪桶里居然有个死去的胎儿，很多蛆虫在那里爬着。

我说，不对啊，你不是说叫我们来看心脏病嘛？怎么居然是生孩子？！

他们说，流产了，脐带已经被割了，但“后人”（胎盘）还没出来。

我头皮发麻，浑身鸡皮疙瘩，说不出的难受。产妇是个风心（风湿性心脏病）病人。我们马上给病人听心跳，每分钟170多次。给她注射药物后，心跳就慢慢下来了。

之前以为是心脏病，我们都没带手套和其它器材。只能因陋就简，两个人合作，一个按摩肚皮，一个把脐带绕在手上，一边用棉签把蛆虫刮掉，把胎盘取出来。

这件事，一辈子难忘。山区的妇女生孩子，真是一只脚踩在棺材里，一只脚踩在棺材外。

当时我叫她换一条裤子，结果一看，夫妻两个人一共只有四条裤子，外面洗了两条还没干，老公身上穿一条，她自己穿一条。没裤子了。这种情况下，也没钱买药了。所以我们没收钱，还给了三天的抗生素。

病人的婆婆捧出桐树叶子包的粗玉米粑，算是他们最好的招待了，我们一人各付1毛钱，她婆婆千谢万谢。

我们那时和山区老百姓的关系是很好的。他们感谢“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我们也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真诚和朴实。那时的医患关系是和谐的、实事求是的。我们也参加当地的救灾送粮、捐衣裤，尽管我们也缺衣少粮，但彼此信任、关系融洽。

【1979年后的任务，导师定下的课题】

我是回了上海以后才走上研究胰腺癌这条路的。

1979年，我回上海读研究生，导师张延龄教授给我定下的课题是胰腺癌的诊断和治疗。当时研究这个毛病的人很少。我就做中国人正常胰腺的测定。

那时先从尸体解剖做起，每个人胰腺长度不一样，长度可以从15公分到21公分；形态也不一样，有的人像麻花一样，有的人像香蕉一样，有的呈逗号型，头大，尾小，有的呈哑铃型，两头大，中间小。这对以后做正常的人体B超是有价值的。

人家说治疗胰腺癌的医生成就感是不强的，因为患者的生存期不长。不过也有成就感很强的时候。我的患者有生存了十几年的，甚至二十几年的，最近有个病人是17年前开刀的，这次又来了。上次华山医院开外科论坛，我当着我的导师张延龄教授说，张老师，你1979年交给我的任务，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我还在做这件事情。虽然我没做好，但是我还在做。

1992年我到美国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跟着消化外科主任罗纳德·汤普金斯教授学习，当时他是世界外科杂志总编。美国医院的带教制度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一对一带教，一个教授就带一个学生，上手术台就带他，把他带出来。这种一对一带学生的方法让学生进步很快。美国医生的手术时间也很长，他们做手术不追求快，求好。汤普金斯教授有时从早上做手术一直要做到晚上8、9点。我也跟着6点进去，晚上9点多再离开。当时中国医生做的手术跟美国医生的水平，还是不能比的。不过现在我们的水平，也不会比他们差。

199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时与教授的合影

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就建议在普外科里面分出胰胆专科。本来没有这样分科的，别的医院也反对。但我们主任很支持，后来一个个专业组就分出来了。

现在有人说不能分科太细，这是两码事。研究疾病，肯定越做越深，越做越专，做得细做得专才能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否则不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治病救人是要多学科合作，用多种策略帮助病人解决问题。

工作中的老倪

【医学有时就是无奈的】

爱人离开我三年多了。

这三年是很苦的。我写了很多关于她的诗，做梦做到什么事情，我都会记下来，现在少一点了。

我和她是一起去四川认识的。她老家在嘉兴，她是护士，我们一起出诊、巡回医疗、会诊，就慢慢熟了。

这三年，我最思念她的是什么？

我想到她嫁给我时，我一无所有，她还是义无反顾嫁给我、支持我。

我还想到她回上海时，我还在四川，多少人叫她不要嫁给我，说你在上海可以找一个更好的。那时我已经准备这辈子就呆在南川了，她甚至愿意为了我到南川去。

我还想到她两次怀孕生孩子，我都没有机会回来，要么在北京出差，要么在乡下巡回医疗。那个时候一年只有12天假期啊，来回1次，还要借2个月的工资才能成行。

她患病的前几年，我后悔没有关心到她，她脾气也有点倔，不大关心自己的健康。等发现时，肠癌已经转移了。后来做了很多努力，都没效。所有手段都用过了，那些药偏偏都对她无效。

医学有时候就是无奈的。不是每种病、每个人都能治好的。我常常讲，医生跟病人之间有三个“解”，了解、理解、谅解。医生跟病人是共处一条战线的，互相之间要了解，对疾病要了解，想法要互相理解，有事情要互相谅解，这样才能做得好。

我爱人的骨灰现在还放在家里。我写“奈何桥上已三年，阎王未唤我赴宴”，就是说人老了，先走了一个，留下的那个是很难过这道坎的，隔了三年五载也常常会跟着走了。

这三年，我带着她的照片重回过四川涪陵黔江阿蓬江边，到过她的老家嘉兴，她交代的事，我一件件在办。

她生前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看到龙华变新颜，所以我把她的照片和骨灰放在正对龙华建筑工地的那个角落，让她天天可以看到建设中的龙华。我必须满足她的心愿。

   

【记者手记】

老倪回忆的语调一直是开朗的，即使讲到自己耳朵不好之类的人生憾事，也极为坦然。只有讲到妻子，他是落寞的。他的钱包里至今还存着一张妻子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少女梳两条麻花辫，身着素净的短袖衬衫。

他的《思念》还有下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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