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作文松花江怎么写】我的学生时代

“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毛主席这八个字的名句流传了几十年，但至今仍激励着所有的学生、所有的读书人。

1.区乡小学

我的小学是家乡小学(至今仍然存在)，离家也就5分钟的路程，下斜坡，最后一间就是小学的大门。大院子，三排整齐的茅草屋充满了我的许多快乐和梦想。

那个时候入学面试很简单，流利地背1到100的数字就可以了。到了大三，学习成绩很好，但很调皮，经常逃课回家喝水，或者和孩子们去牧场玩。上课也不注意讲课，下面前后桌同学闲聊，学校上课之间做团体操的时候躲在教室里看小人书。三年级时也受到口头警告处分。

到了大四的时候，班主任变成了我二姑的同学，对我管教很严，经常吓到我。“如果不努力学习，我会告诉姑姑和你奶奶去的。”从那以后，我真的“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组长、排长、学习委员、连长、大队委员、学习兴趣和成绩都很好。班任老师和科任老师都喜欢我，经常安排我参加学校组织的乒乓球、诗歌朗诵、运动会的最前线。(大卫亚设)。

五六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是一个男生姓李的老师，外号改成了“大脚糕”，但我从来没叫过。他对我很好，上课的时候总是问我问题，经常拿我的学习成绩要求同学们把我并排。这位老师很信任我，经常让我去他媳妇工作的国营食堂拿午饭。当时我们和哈尔

河马焊接研究所建立了工程关系(这个部门现在在哈师大对面)，他经常安排我去研究所联系勤工俭学的事。往返坐车可以报销2角钱。有时我用一分钱买零食吃，然后走半条街，坐半程车回来。(莎士比亚)。

六年级的时候，学生多了起来，有的班搬到了两里外的新政小学上课。一位非常漂亮的女老师在新郑学校上课，这位老师让我给这位女老师发了好几封叠成纸条的信，说：“别看了！”说。我真的没见过。文革期间，我去看了李老师，说：“你那张纸条写了什么？”李老师问我：“你真的没看到吗？我说：“真的，一次也没敢看！”李老师笑了。“给她跳舞，看电影，后来告诉我媳妇，就不再联系了。”

有一天，学校看门的李头被派出所抓走了，听说是因为惹怒了学校的女生，幸好我们班没有受到伤害。

小学同学之间的感情比较淡，除了三四个同学有联系外，看其他照片连名字都说不出来。

2. 三十三中学

中学开始是15中学，离家比较近，20分钟的路程

现在。半学期里，我们被分配到后面的6个班，分成新成立的33中学，离家很远，要走一个小时左右。

进入中学后，学习开始有竞争力，大家都很重视成绩单和排名。我的语文成绩总是领先，特别是作文每次都是85分

(那是最高分)，作文总是被老师作为范文展示在教室或校报上。何建英同学的数学成绩是班上最好的。我们俩的排名总是在第二名中出没。有一次平均分一样，都排在第一位。

这是一所33中寄宿学校，有些外地同学以此为食。有姓

男同学，家里穷，每天只有7美分的伙食费，经常吃一顿饭或两顿饭。有时，我把他带回家，让他吃饱。没有什么好吃的。他一次能吃四五个，吃完后带了几个回去。(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食物)初中毕业后上了高中，他上了中学，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中学时期，男女培养的意识和界限得到了加强，还有朦胧的爱情意识流。

两个初三的男女同学一天晚上在十五中学的一个教室里东宿，被校方发现，在学校接受了车教育，当时对我们初一的学生来说有很大的震动。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记者)这两个学生迫于压力，退学回家了。

到了初中2、3点，我们班也发生了谁和谁好、谁和谁去看电影的丑闻。一个叫王的男同学在教室里骂一个叫赵的女学生，说他散布谎言，破坏了他的名誉。有的偷偷给女生塞纸条，有的女生生气了，在那个同学面前把纸条撕成碎片，厚颜无耻地斥责。

初三上学期，我和三班的一个叫成林的女生被学校安排为播音员，每天上课前都有去广播学校的好事。那个女学生有时在班里来找我讨论稿子，我们班的同学好心地看着我，做鬼脸。听了一些批评后，我坚信找不到教导主任当播音员。(莎士比亚)。

一位作家说：“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懂爱情。”班上有不少关于男女的传闻，但实际上没有形成一对夫妇。

我是班里语文课的代表和生活委员，那时候只知道努力学习，争取最好的成绩，思想上不太要求进步。(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学生)因此，直到初三马上毕业，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当时班上只有3 ~ 4名团员。

初中毕业参加考试的时候，我想早点工作给家里减轻负担，但爸爸坚持让我参加高中考试，以后上大学。学校老了

导师和领导也劝我成绩这么好，还是考高中吧。报考哪个学校？当时我标准不高，按顺序有三中、六中、一中三所重点学校，如果能通过第一志愿报一中、一中考试就好了。(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贺建英

同学来了，让我报第一志愿报六中，第二志愿报一中，我跟他一样。我想到了。好吧，我们俩报了同样的志愿，以后可以在一个学校，但我在考试6中，确实没有什么希望。

考场是十六中还是十八中，我忘了。当时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课，数学很难，但我把所有的试题都答完了。语文作文的试题是“给越南青少年朋友的信”。

当时还是抗美援朝

时期，这篇作文，我自感写得很好，出了考场，心里挺踏实和高兴地。

发榜时，学校领导兴奋地通知我，何建永，还有一班的王国庆，我们三个人被 6 中录取了。我颇感意外，自然也非常高

兴。校长胡毅骄傲地对学校老师们讲：我们 33 中有 3 个人考到

了 6 中，15 中一个也没有，这三个学生真是给我们 33 中争光了。

我们这个班有近一半的同学落选了，什么也没考上，气氛有点压抑，所以，毕业照片也没照成，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临别赠言，就此匆匆分手了。

家里人非常高兴，爸爸那时在群力大队当会计，特意领我去和大队的领导见面报喜讯。还请了几个好友到家里喝顿酒，2 个姑姑也都给我买了新书包，钢笔等学习用品。

初中时期的同学、老师间的感情就要比小学时好多了，至今我们 10 几个同学和老师，每年都要聚餐几次。

33 中如今还在，但校址迁移了，说回去看看，至今也未成行。

3. 第六中学

6 中始建于 20 年代，当时叫女一中，是条件最好的中学。

3 层楼房的教室很明亮，有宿舍，食堂，运动场，还有个室内体育馆，进入校门是一条两排高大白杨树簇拥的甬道，起名为红专路。校长叫王又生，是个 13 级的老干部。

一入校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天 8 节课之外，晚上自习课到九点才能回宿舍睡觉，宿舍是大通铺，上下两排，能睡20 人。食堂饭多是粗粮，做的很不好吃，经常是夹生的高粱米饭，没蒸熟发粘的发糕。为此，文革造反开始时，首先把学校管后勤的领导批斗打倒了。

由于生源好，所以班里的学习气氛浓烈，竞争性也更强了，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我除数学成绩分靠前，其余学科成绩都是中等，尤其是化学和外语，70 多分，心里很是焦虑。那时没有任何辅导，老师讲完课就走，完全靠自习，初中时期的优越感渐行渐远，偏科现象在我身上表现明显，如果不是文革中断学业，清华北大等一类院校我肯定考不上，也就是考个二类的文科重点院校吧。

1966 年 3 月，第二学期开学后，社会上，学校里有关“教育革命”的传言逐渐多了起来，学校里有许多高干子女，经常带回一些小道消息，大家都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

到 6 月 1 日，中央台广播了毛主席批发的聂元梓造反的第一份大字报。校园里终于沸腾起来，教室的楼道，食堂的墙壁， 贴满了大字报。校领导、老师，一个个地被揪出来示众，班与班之间也开始串联，成立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运动逐渐扩展到校外，记得我与班里同学到“八区体育场”、“哈军工”、“外专学校”参加了好几次造反大会。

当时，哈尔滨的大中学生成立了对立的两大红卫兵组织， 一个叫“八一八红卫兵”，另一个叫“红色造反团”。之后又分裂成“炮轰派”和“捍联总”。我们学校和班级也分成了两大派， 我虽然也带上红卫兵的袖标，但哪个组织我也没参加。心里想， 闹哄一阵子过去，还得回到教室里上课学习，干么分成两派成天斗、斗、斗的呢。

8 月 20 号吧，我从家里回到学校，看到校园空荡荡的，一问，说都外出串联，到北京看毛主席去了，不用买票，从学校开个介绍信即可。

我与班里剩下的几位同学一商量，走吧，咱们也别呆在学校里，到北京闹革命去吧。

火车上的人还真多呀！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是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到北京出站口时，有北京的红卫兵在出口处盘问：

“什么出身？”

“贫农”。即放行出站。

如果答是“富农、地主、资本家”的，一声吆喝，“狗崽子，不许进北京，从哪来回哪去！”

入京后不久，8 月 30 日晚上吧，通知我们明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家一阵欢呼，当晚激动得谁也睡不着觉。晚上 11 点钟就开始集合了，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一根香肠，一瓶水，迷迷糊糊的也不知把我们集中到什么地方。第二天八点钟开始步入长安街，依次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一路上高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前拥后挤地走过天安门， 大概到十点钟才散场。据说，挤掉的鞋与语录本等装了几十车才拉走。

那时，红卫兵串联，吃住行通通免费，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继续革命吧，又先后到西安，兰州、重庆转了一大圈。

这年年底，我们五个同学又串联到上海，从元旦那天开始步行串联，向韶山走去。为的是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吧！ 开始时，有 10 几个人的队伍，其中有上海的、江苏的红卫兵。愈走人愈少，有的是累得走不动了，有的是想家回去了，后来只剩下我们四个人，历经一个月零五天，行程 2550 里，于春节晚上赶到了韶山冲。

韶山的红卫兵太多了，排二个小时队才吃上一顿饭，又排三四个小时领取韶山制的毛主席像章。第二天，简单的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就让我们返程了。

本想从韶山再到遵义去观看革命圣地，由于中央发了通知， 停止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只得从衡阳途中转道回到哈尔滨。

两次外出串联共计 50 多天吧，见识长了不少，革命也不知是否成功。国家不堪重负，交通几近瘫痪。

回到学校，既未复课，也未继续闹革命。每周回学校逛一圈，平时同学间相约游松花江，打扑克，看电影，很是无聊， 也很是无奈。

期间有件趣事，不得不记录下来，那时回 6 中学校，要从

顾乡坐 5 线车到道里再坐 2 线无轨车，来回得 2 角钱。我和何建永灵机一动，自己作月票吧！找来二张过期的月票，我们把日历牌上的本月份的数字小心抠下来，再把月票上过期的数字抠掉，用新数字贴上去，严丝合缝地真看不出来。就这样，我们俩用了四五个月吧，直到有一天，何建永被乘务员发现不对劲，带到终点站审查，小何机灵，说，我是学生，没钱，使用的是我爸的月票。乘务员把月票给撕了，才放小何走，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造假月票了。

1968 年 10 月，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沉寂后，又转换成

更加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从此，我告别了正规的、在校的学习生活。

4. 吉林大学

再次踏入校门，并圆了我的大学梦的，那是 1983 年的 5 月

份了。我 1982 年底转业分配到省检察院农林处不久，吉林大学法学院到黑龙江来招生，是函授生。当时文凭热才刚刚兴起， 院里许多人争相报名，征得院处领导同意后，我也报了名。刚到新岗位不久，加之处领导分配我不少工作，也就没好意思请假（当时院里规定，对考生可以给予二个月假期备考）。只得在晚上和星期日（那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复习高考大纲，好在有多年自学的底子，我很少死记硬背，注重把握要点，注重条理性和纲目性，在加深理解上下功夫。实践证明，这个方法不错， 理解了的东西往往记忆深刻。高考大纲复习过两遍后感到挺有信心的。

吉林大学法学院当时是很知名的院校。入学考试很严格， 淘汰率也很高。考试分为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三张试卷，史地为一张卷，每科考试时间为三个小时。

由于心理准备较好，所以考得比较顺利，有些试题在高考复习大纲之外，我还是靠着平时的积累，加上现场的分析与理解，把题目都答上了。

考试成绩公布后，如我预料中，语文 72 分，政治 77 分，

史地 69 分，总分 218 分，在全院 30 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共有

8 人被录取。

入学后，记得每学期集中面授教学为 10 天，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学科允许补考一次，如再不及格，即取消学籍。面授教

学和考试多数在哈尔滨，到吉林大学校园集中教学只有二次。头三个学期我还能坚持参加集中面授教学，1985 年 1 月我被提拔为研究室副主任后，工作异常地繁忙，只好借助同学们的教学笔记在考试前突击复习上几天，争取及格以上即可了。

三年的学习，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坚持下来，获得了大学的毕业文凭，按理讲，还应该再坚持二年，把大学本科的文凭拿到手，可是，一来工作实在忙，不能舍本求末。二是从内心里对当时官场上单纯追求文凭，不讲能力水平的风气很反感。所以，我就此“罢学”了。

后来的若干年里，特别是走上院领导岗位后，很多院处领导借助各种关系，念硕士、念博士，轻而易举地成为硕士生， 博士生。有的人，包括一些熟悉的院校领导也动员我，报个名， 拿点钱，整个博士学位吧，我极为反感地拒绝了。

我曾经接触过许多博士学历的领导，有的真行，有的就是狗屁。毫不讳言地讲，那些在职取得博士学历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名符其实就不错了！